都市男女情感小说花样旗袍
五族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于清朝，提倡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她们初受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的风格。
除了式样沉闷，旧式女装的繁复、臃肿，也刻意了女性的身材、体态之美。就像张爱玲所说，“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了”，“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电影《花样年华》剧照
周璇的气质，与旗袍也是相得益彰。她精致的面容与卷发下，经常是无袖或短袖的丝绸花旗袍，无论站立或侧坐，扭头或，一颦一笑，都美目流盼，身姿袅娜。她与旗袍携行，成全了彼此的万种风情。
月份牌尺幅大者超过一米，小的则不到一尺，推介的商品五花八门。通常，广告只占据月份牌的周边、角落等部位，并不影响画面效果。在、、、电视等媒介缺乏或稀少的时代，月份牌广告画成为近代最早、最有效的商业海报，渗透市民的日常生活。月份牌兴盛于当时中国最大都市上海，后来辐射至全国城乡，甚至流传到与东南亚，风行半个世纪。
早期的月份牌，在清代光绪年间已开始印刷发行。上世纪初期，随着大批欧美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精明的商家巧施妙方，推销产品：借用中国传统年画的吉祥风味和装饰功能，在喜庆欢悦的画面中植入广告，随商品赠送顾客。人们在新年时挂上配有月历节气的招贴画，实用又好看，十分喜欢。商家的产品、名号等，也就“润物细无声”，渐渐为人熟知。后来，这种月份牌招贴画不仅限于新年派送；不少国产的香烟、化妆品等品牌，也竞相用月份牌宣传产品。
《新女性》导演、与阮玲玉曾经互生情愫的蔡楚生，忍不住对同事评点画报封面上阮玲玉穿格子布旗袍的照片：“阮玲玉是把旗袍穿得最美妙最纯情的女子。”阮玲玉的旗袍，既有一无装饰的素色，也有暗花纹、斜方格、小圆点等。面料虽有朴素的布料，更多还是质地与图案都俏丽华艳的类型，与她的当红明星身份吻合。她微微侧头浅笑的招牌式表情，带点羞怯，看上去也是喜悦的。只是，或许因为知道她结局的凄凉，于是总觉得那表情里面，似有一丝强作欢颜。阮玲玉差不多总是身着特别细窄修身的旗袍，她与它们一直都那么妥帖搭调，她穿出了旗袍的柔艳秀美。
无论少女时代当记者、跑新闻，还是做了母亲，前往台北，成为著名作家、出版人，林海音一生都偏爱旗袍——丝绸、棉布，长袖、短袖，薄型、厚型，种类很多，有时搭配小西服或背心，件件好看，浓淡皆宜。她的模样跟秦怡很像，那份极致的端庄美丽，在女作家里十分罕见。竟不知旗袍与她，究竟是谁衬托了谁。
旗袍能凸显窈窕身段，固然适合苗条清瘦的年轻女子；对于略略发福、小腹微隆的中年妇女，其简洁熨帖的线条，又反而能使人显瘦，且别有一番优裕圆润。保留了传统女装元素，又从西式裙装中获得灵感的旗袍，充满时尚意味，端庄、内敛而不失张扬，含蓄、古典又饱蘸，在彰显女人的身体曲线与适度保守驯良、呼吸西风与借鉴传统之间，找到了迷人的临界点，堪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流行服饰文化交汇融合的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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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以后，与新时代显得气场不合的旗袍，逐渐淡出大众的视线。
并非美貌绝伦的歌星影星或者秀外慧中的作家学者才配得上旗袍，三四十年代，女教师、女公务员、女职员等，外出时基本上身着旗袍。女学生们最爱穿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还别有一种素净。出现在与外交场合的旗袍，则沉稳大气，有礼服效果。抗战时期宋氏三姐妹以端庄的深色旗袍集体亮相的镜头，相当深入。
三
导读
20年代初期，曾有一些新女性为着男女平等的，刻意穿着男式长袍。旗袍流行后，这股女扮男装的风尚消退。但是初期的旗袍，风格仍趋于中性。张爱玲的《记》写道：
那个时代，人们也在匆忙地追新逐异，并骄傲于当时的时髦、现代。然而，到底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骨子里又还是保守、老旧的。周璇那张脸和她的声调，就刚好凝固了古典的精致与民间的浑成天然，加上“夜上海”的华靡，真是空前绝后，晚辈艺人使出浑身解数也模仿不来。
国民1929年颁布的《服制条例》，确定以短衣长裙与长衣旗袍为女子礼服。“条例”对旗袍的面料、长度、颜色等，有详细，包括前襟右掩，长度在膝盖与脚踝之中，袖长过肘，面料用丝麻棉毛织品等。
如果说，胡蝶带着一分风畅花暖的馥郁，让人联想到的和美，那么，阮玲玉身上那股雾绕霜浸的清寒，则容易惹人牵出诗意的愁绪。胡蝶的情态比起阮玲玉，略微欠缺一点回旋、悠长的缠绵韵味。后者即便笑着，也有浅浅的哀婉和凄伤。难怪，电影史的研究者发现，当年喜欢阮玲玉的观众，多是学生或文艺青年；而胡蝶的粉丝，则以生活优裕的闲适阶层居多。
从年轻到老，胡蝶都爱以一身精致的丝绸或丝绒旗袍示人，有碎花也有大朵，或者素色镶边，或为局部镂空，下摆和袖口常缀有“蝴蝶褶”。她圆润莹洁的面容，高挑又适度丰满的身材，凸显了旗袍的雍容华贵。当年朱顺兴裁缝店的褚宏生师傅常帮胡蝶做旗袍，记得她喜欢复古式的花边，稍微带点镶滚。他印象最深的是胡蝶身着翠绿色胡蝶图案的软缎旗袍，看上去就像从画里走出来一样。30年代褚宏生为胡蝶做的两件白色蕾丝旗袍，2015年5月曾经亮相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镜花水月”服装展。
华洋杂处的上海，较早受到文明与服饰文化的熏染。早在清朝末年，个别前卫的上海女子已经开始穿上西式洋装，或带有西洋东洋元素的衣裳。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更是领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的时尚中心，最早的旗袍就问世于此。它既有20年代初期风行的长及小腿的旗袍马甲与喇叭袖文明新装的特性，又与当时新潮女子喜欢的西式连衣裙有相当高的重叠度。早期旗袍虽有中国传统袍服与清代旗装女袍的部分款式特征，但并非它们的简单翻版，它的缘起和风行，还浸润着西风东渐的养分。
林徽因是文字清丽的诗人、勤奋的建筑学学者，也是文化沙龙里风度迷人的女主人。1932年至1937年，她与梁思成等涉足、河南、陕西等地考察古建筑，沿途出没，道交通不便，经常深入深山野村，住破房，咽粗粝。那些日子，她经常攀爬在古老、塔阁、钟楼的屋檐下、房梁上，不畏，不避积年尘土，显示了精雅之外的另一面。
周璇真是好看。怎么个好法？就像她的《莫负青春》唱的那样：“减一分瘦来增一分胖，一张樱桃口，一条悬胆的鼻梁。一双眼，两颗星，水上的波浪……”
20年代后期，旗袍开始在北平、南京、广州等各大城市流行，然后逐渐向中小城市与乡镇蔓延，从30年代开始成为我国女性最流行的衣装。
《花样年华》里苏丽珍所穿的20多套旗袍，是服装设计张叔平邀请年逾七旬的上海老师傅重新出山操刀，面料由他自己精挑细选，有些还是多年的珍藏。
四
一对笑盈盈的酒窝，让胡蝶在端庄之外平添妩媚。她就算红唇紧闭，依然有喜乐欢悦之色。尤其是微微低头、双眼向上挑着凝视镜头的经典仪态，美得恬静、安逸、笃定。
电影结尾字幕：“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已不存在了。”“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
经过“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洗礼，崇尚个性、求新求变的群体渐渐增多。社会日趋，妇女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她们曾经被压抑的爱美天性也顺势，构成一股兴奋、活跃的时尚力量，推动着服装式样的变幻多端，旗袍的款式也随之日新月异，还揉进了西式裙装的诸多元素。多少代束胸裹臂的中国妇女，终于层层剥笋一般，开始展露身姿之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娱乐方式，好莱坞影片与国产影片都。当年红极一时的明星陈燕燕、袁美云、徐来等，都青睐旗袍。1931年，著名的《良友》画报请来袁美云、黎明晖、胡蝶、阮玲玉等八位大明星拍摄合影，其中七人身着旗袍。胡蝶、阮玲玉等还着旗袍时装表演台；顾兰君因出演《貂蝉》声誉鹊起，她设计的一款腿部与袖口有较长开衩的新式旗袍，曾经在沪上风靡一时。
金嗓子周璇去世已半个多世纪，至今还被人不断提起。她的电影与歌曲，代表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文化的高度，别有一番风味；今天的电影、电视、音乐、服装，如果想翻检老上海的华艳绮丽，渲染怀旧调子，首选的元素便是她。
苏丽珍得知丈夫与周慕云的妻子出轨之后，她与周慕云渐生情愫、彼此牵挂，他俩为何去何从纠结之际……那些色彩鲜艳或素净、图案灵动或沉着、无袖或短袖的旗袍，把她的落寞、喜悦、缭乱、愁烦，烘托得恰到好处。那些蹙眉、浅笑，还有她对他含着喜悦的一瞟又一瞟，眼风却是的。这些很东方的表情，都要搭配旗袍才特别吻合，穿西式服装就不那么严丝合缝了。张曼玉修长、柔软、灵巧的身材，将旗袍婉转曼妙的风情到极致，就连缓步离去、款摆细腰的背影，都是美的。
在最近浙江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礼仪小姐们的一袭青花旗袍，又把中国旗袍这一东方时装中的“神来之笔”推到面前。本文则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叙写这一国粹时装的风华历史。
1925年年底创刊的都市时尚类通俗文学《紫罗兰》，由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周瘦鹃主编，特别策划了《紫罗兰旗袍特刊》。周瘦鹃的《我不反对旗袍》说：“上海妇女无论老的，少的，幼的，差不多十人中有七八人穿旗袍。”可知在20年代中期的上海，旗袍已经非常普及。
1933年年初，上海《明星日报》发起选举电影皇后的投票活动，胡蝶以21334票稳居首位。张恨水说：“胡蝶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言其性格则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人物相比拟，则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陈梦家是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学问口才俱出众，更兼风神俊朗。看他俩30年代中期的合影，赵萝蕤一袭淡雅的丝绸或绒面旗袍，无论长袖短袖、花的素的，都玲珑娟秀，沉静温婉；陈梦家身着长衫或西服，器宇轩昂。一对璧人，确实赏心悦目。
30年代中期，旗袍的立领、右衽、开衩等特征和纤长细瘦的造型基本固定。它后来有过的诸多改良，是时装潮流中时髦女子不甘一成不变，随时在裁剪与搭配上的花样翻新。不仅旗袍与西式外套和毛衣、裘衣的搭配更为多姿多样，领部、袖子、下摆、衣襟等局部更是新意迭出，比如当年旗袍有过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开衩袖、美人肩（垫肩）、鱼尾摆、锯齿摆、双襟、长襟等各种别出心裁的款式。
在电影明星身上显得华艳十足、略有一丝绮靡色彩的旗袍，一旦与女学人相伴，却又散发出那么浓郁的书卷气，知性、灵秀，兼而有之。不觉让人感叹旗袍“因人制宜”、变化万端的特性。
早期旗袍确实缺乏明显的曲线，衣身、下摆都又宽又长。20年代后期，旗袍从起初的长及脚背、宽袍大袖，变得越来越有女性气息与时装意味，开始强调性别特征，与女子的身体曲线更为贴合。
责编：罗征
月份牌上的旗袍美人，既再现了旗袍（也包括女性发型、妆容）的流行风向，又引领了大众对旗袍的审美，还在无意间为后人记录了旗袍的流行轨迹。
上世纪40年代末，许多电影从业人员陆续从上海南下，的国语片生产因此一派兴旺。当时十大著名影星凤、白光、华、周璇、胡蝶、裳、陈娟娟等，有一张难得的合影，清一色身着旗袍。她们都正当华年，一个个娉娉婷婷，花容月貌，色泽或淡雅或浓烈的旗袍，又那么精雕细镂，挺括华丽。所以尽管时局变化，女明星们居然还撑得起一派花团锦簇、云蒸霞蔚的气象。
有几位女明星的旗袍倩影，最为深入。
旗袍与中国女性的身材、气质，衔接得严丝合缝。无论华贵、鲜艳、灵动或质朴、素淡、沉着，尽皆适宜。旗袍参与塑造了女人的各种赏心悦目，以及现代与古典杂糅的东方风情。
女子的下肢曾经被长裙长裤遮得很严实。旗袍流行之初，有过袍中穿长裤的搭配，后来则多配以。从30年代初开始，穿旗袍而裸露小腿的女子越来越多。凹凸有致的线条，配以高跟鞋，别有一番摇曳与妖娆。曾有老派绅士对身穿轻薄丝绸旗袍的摩登女郎相当不以为然，因为微风吹过，开衩之处，可以窥见玉腿莹然。他们制定统一尺寸、不得违反的。
近些日子，名媛的老照片常被人们翻检出来，兴致勃勃地打量。那些发型与妆容精致、旗袍美轮美奂的女子，、郭婉莹、张乐怡、黄蕙兰、严仁美、严幼韵、陆小曼、王映霞、唐瑛……都穿出了旗袍的东方风韵，华贵中暗含妩媚，美艳中不乏矜持。
早期的月份牌上，既有传统山水画、吉祥图案，也有戏曲故事、工笔仕女。随着西风东渐，市井繁华，日益现代、多元的城市生活，新潮的商品、服饰与休闲方式，成为月份牌的描绘主题；美貌时髦的都市女郎，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人们因此干脆将月份牌称为“月份牌”。她们或为驾驶摩托、游泳、骑马、划船的妙龄女郎，或是携带幼子、漫步花园与闲坐客厅的，身着洋派的西装、短裤、晚礼服、泳装等。但更多的时候，美目流盼的月份牌美人，还是一袭旗袍裹身。
月份牌风靡的二三十年代，恰好也是旗袍最受青睐的时代，两股风潮奇妙交融，彼此烘托，旗袍与月份牌遂携手迈向鼎盛期。郑曼陀、杭穉英等名家的画作，尤其受欢迎。
旗袍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衍变，基本上遵循着从保守拘谨向奔放、从中性风格到凸显的脉络：起初是下摆越来越短，最短缩至膝盖以上一寸。1931年又流行长旗袍，一度长到遮盖双脚，被称为“扫地旗袍”，之后裙摆又逐渐变短；袖口也缩小变短，从长袖变成短袖，再缩至肩下两寸，到1936年前后几乎是无袖旗袍了；领子曾经高耸及耳，此后越来越矮，还有过完全无领的旗袍；开衩则不断高攀，渐及膝部，1933年前后高到大腿，一度接近臀部，后来又慢慢降低，有时仅到小腿；腰身由宽松至越来越修身合体；面料日渐丰富，有厚有薄，甚至不乏轻柔透露的薄纱。
二
女知识也纷纷换上了旗袍。才女与旗袍总是那么气息相通，彼此投契。这是一个特别养眼养心的名单。
著述丰厚的林海音，一生出版了数十本集子，小说、散文、杂文等体裁都涉猎，同时创办并主持“纯文学出版社”27年，出版无数优质书籍。小说《城南旧事》被导演吴贻弓改编为电影，1983年上映后，读者对林海音也产生浓厚兴趣。
20世纪上半叶中文化兴致勃勃的碰撞，十里洋场的摩登，海派服饰的新颖，都被月份牌广告尽情展示。电影明星胡蝶等身穿旗袍的倩影，也进入月份牌中。
这几句惆怅之语，似乎也可以用来缅怀旗袍。
旗袍、女人与美，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上海滩兴起的独具魅力的文化现象。旗袍既有中国传统袍服与清代旗装女袍的部分元素，又汲取了西风东渐的西式连衣裙等服饰养分。这一国粹时装，既能凸显女性曲线妙曼的灵动与柔美，又能展现东方女子的传统美感，包括端庄典雅、含蓄内敛的高贵气质。
五
1933年至1936年，广州、南昌、南京、福州、济南、北平等城市，陆续颁布过奇装异服的条例，要求妇女不得“裸足短裳”上街。有的城市对旗袍的尺寸等严格：长度须离脚背一寸，袖口最短应至肘关节，左右开衩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1935年的北平，还有风纪，将衣裳薄如蝉翼、裸腿不穿袜子的摩登女子，出戏院。
至于胡蝶、阮玲玉、周旋等电影明星，林徽因、赵萝蕤、“合肥四姐妹”等知识名媛，乃至那个时代的女教师、女职员、女学生、女公务员等，都像著名电影《花样年华》所展现的，以丰姿绰约的中国旗袍，与她们各自的精气神韵，呈现为一道亮丽的东方风景。
以后，尤其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万象更新，服饰日趋活泼新颖，女人的衣服再也不能像从前那般，可以长期存放在箱底、必要时还跟珠宝一样很受欢迎地拿去变卖，“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无论如何，旗袍已成女人的常备服装。三四十年代的城市女性，人人衣柜里都不乏旗袍。大街小巷的裁缝，很多是侍弄旗袍的行家里手。能干的主妇，还能自己巧手缝制。上海的鸿翔时装店等，更以擅长打造高档旗袍而驰名。
2000年上映的影片《花样年华》，是对旗袍的一次深情回望，掀起一股持续良久的怀旧风，更为90年代重新袭来的旗袍热，再添温度。
那是1962年的，市面也算繁华，却还没有太多大都市的喧嚣扰攘。镜头停留更多的，是陈旧狭窄的公寓，人迹稀少的小街僻巷，蒸汽氤氲的露天面摊；灯黯淡，小雨斜飞，小提琴如泣如诉，一派低徊感伤；大部分场景都有点像迷蒙、昏黄的老照片，在其中进进出出的苏丽珍在给船运公司总经理当秘书，她总是一袭紧俏、过膝的旗袍高领，与异常协调。
着装喜欢标新立异的张爱玲，在《记》里为旧时女人缺乏时装而深深遗憾：“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因而，从前富贵人家六月里晒衣赏，若是“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可以触摸织金的花绣，闻到樟脑的气味。
著名翻译家、教授赵萝蕤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有“燕大校花”之誉，后来考入研究院。她一生不辍地读书、翻译、做学问，弹得一手好钢琴，还在国内第一个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出版。
张曼玉与梁朝伟饰演的一对邻居苏丽珍、周慕云，有一段欲进却退、欲言又止的缠绵，最后悄然分离。王家卫将这段压抑的情感，处理得异常简约：两个质地十分接近的男女，都那么隐忍、温良，从同病相怜到相知相亲，再到各分东西，整个过程既不呼天抢地，也无颠鸾倒凤，在也未掀起大风大浪，动静很小，仿佛来似春梦，去若秋鸿。然而，唯有当事人的心底，有过壮阔的、难以平息的波澜。
阮玲玉是我国电影默片时期最优秀的女演员，从1926年她16岁从影，到1935年去世，近十年间共出演了29部影片，其代表作有《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神女》《新女性》等。她主演的电影，观众往往每片必看。可惜她不堪围堵与情感失落，过早凋零。
今天，旗袍虽然仍是许多女人的挚爱，但它最华彩的段落、它的精气神韵，已经留驻从前。
月份牌美人的身畔，分别低调地陈列着阴丹士林布、香烟、花露水、婴儿代乳粉、可口可乐等各色商品，但画面凸显的，还是居中占据着大幅面积的女子。她们大多玉肌雪肤，丰腴华美，巧笑倩兮；虽然旗袍的衣、袖、领与开衩的长度、高度各有变化，镶边、纽扣、衬里与搭配等都不尽相同，但花色总体来说趋于明艳、富丽。加上她们喜兴、柔媚的表情，月份牌美人画的风格，十分甜腻软糯。
2015年12月13日，浙江嘉兴，乌镇枕水酒店，浙江传媒学院的大学生礼仪换上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青花瓷旗袍首次亮相。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志愿者的青花瓷旗袍曾经惊艳各方，大学生礼仪身穿青花瓷旗袍的照片在网络上一度热转。(本版图片/视觉中国供图)
一
张爱玲的小说里，好似有一个小型旗袍陈列馆，从前人们经常采用的纱、绸、缎、香云纱、布、呢、丝绒等旗袍面料，好些都被她笔下不同身份、性格的女子采用。《十八春》里，上海的工厂职员曼桢，新做了一件短袖夹纱旗袍，粉红底上印着绿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这么娇艳的颜色，一向朴素的她平日绝不会穿，是要参加姐姐的婚礼才刻意挑选的；她跟世钧恋爱后，穿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顿时显得妩媚。南京的富家小姐翠芝到表姐家做客，故意很低调地在杏黄银花缎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翠蓝竹布袍子，仅在袍衩里微露华丽鲜亮。她出门看电影，则是高跟鞋配乌绒阔滚的豆绿软缎长旗袍。小饭馆的老板娘，“一件短袖子的二蓝竹布旗袍，露出一大截肥白的胳膊”；《》里大学英文助教吴翠远有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色·戒》中初到上海易先生家的王佳芝，一身“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初见范柳原，则是一袭月白蝉翼纱旗袍。
“合肥四姐妹”给人印象至深的那些合影，往往都不约而同携手旗袍，大家闺秀的端方从容，跃然而出。其中，四妹张充和有更浓郁的古典趣味、更专精的造诣，被人们称为“最后一个才女”。她被书法、昆曲、诗词浸润的漫长一生，何其幸运、芬芳，张充和有一张抗战时期流寓昆明的小照，梳辫子，穿旗袍，坐，倚茶几，闲适安静，素淡清秀。与装束绝无珠光宝气，但有书香墨韵，绕身盈室。张充和跟今人对才媛的想象特别吻合，她的确为渐行渐远的旧时代，添了一抹淡而雅的身影。
学生时代的林徽因，一身初期女学生最流行的上衣下裙。她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的西式装束，既有衬衣搭配西裤的简练，也有毛皮或呢料大衣的讲究。她身穿旗袍抚弄孩子、与亲友或投身工作的照片，多见于1930年以后。旗袍基本上没有花纹或过多装饰，面料、裁剪都朴素简淡。1935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担任天坛修缮工程的顾问时，登上祈年殿屋顶，那天她在烈日下就穿了一件浅色旗袍。
张伯驹夫人、画家潘素年轻时的照片，看到的不多。但仅仅是她30年代摄于上海的那一帧，窈窕端凝，已经令人称奇。董桥先生《永远的潘慧素》说得最是深婉妥帖：“（潘素）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