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桂林历史的论文孙中山从未掌握过一支以自己武装起来的军队
李吉奎：蒋介石与陈其美有深厚的关系，1908年蒋氏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便是陈介绍的。蒋氏初次会见孙中山，大概也是由陈其美引见的。陈其美去世后，蒋介石毫无选择地投身到孙中山营垒里，并尽力地表现自己的军事才能。由于蒋氏具有相当的军事历练，第一次战争开始后，1918年春，赴粤，投孙，旋往援闽粤军陈炯明总司令部，先后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第二军前敌指挥官等职。因与陈部将领不洽，蒋氏一再离队。尽管如此，孙中山对他仍信任有加，并要求他像对陈其美那样对待陈炯明。
在其晚年，孙中山以“一大”以后十八次三义为基础，重新解释三义。他以民本思想为本位，在继续吸纳、融合学说的同时，也“因袭”中国固有文化—孔孟儒学中的有价值部分，力主恢复一切国粹，恢复固有的与智能，使之为中国近代化事业服务，从而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这些都构成了孙中山晚年思想中儒学倾向的特色。
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曾写道：“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次年制订的《兴中会章程》中也说：“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可见他早年颇具民本思想。
孙中山创办俄式军校，从萌发念头到成为现实的过程，大体上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它与联俄外交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是联俄外交的具体之一。
李吉奎：从1895年密谋发动广州重阳起义开始，到1923年为止，孙中山从事活动已经走过28年的艰苦历程。在此期间，他领导了反清、反袁、，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北伐，不断从事武装斗争。不必讳言，孙中山先后与会党、新军、南北武人，甚至与日本浪人、军人合作，但获胜的记录却少之又少。失败的道理很简单，他从未掌握过一支以自己的思想主义、武装起来的军队。
谈及自己与孙中山研究的结缘，李教授说，1962年他大学毕业，当时东北局要办一个文史研究所，在北方招了一批古文基础好的大学毕业生到文史研究所读五经，这是中国最后一批系统读五经的学生。他很幸运成为其中的一名。遗憾的是，学了三年就停止了。此后，他到了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参与撰写《沙俄与东北》、《义和团运动史》两书。1979年，中山大学成立孙中山研究所，他调到广州。陈锡祺先生叫他参加编一本《辛亥论文集》，后又参与编辑《孙中山全集》中的第五、六卷，以及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如此，孙中山就成了李教授研究的主要方向。
时代周报：怎么从蒋介石和孙中山的关系来理解蒋介石后来的崛起？
时代周报：孙中山总结自己的思想来源“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这些不同的思想在孙中山身上是如何糅合到一起的？
在李吉奎看来，时代产生了孙中山，孙中山也义无反顾地以天下为己任，但受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无力完成自己的历史，连他自己也承认：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重要的是，孙中山的许多主张、建设理想，以及联俄外交政策，其影响极为深远。
时代周报：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位给袁世凯，他让位的真实原因是怎样的？应该怎么看这一举动对此后历史的影响？
实际上，蒋介石可以说是“六一六”之变唯一受益者。首先，经此事变，粤军一、二军由同袍变为敌人，许崇智军成孙系军队的主力，蒋任该军参谋长，实际负指挥调度之责，其地位也随之益显。其次，经此事变后，孙中山决定要联俄容共，启动之初，孙便想到用蒋助成其事。另外，许部粤军未经新思想，北伐、东征、对付滇桂军，均难用力，必须从头开始，以作后图，于是有后续的埔校之设、校军之练，这些都为蒋介石的纵横捭阖，提供了广阔天地。蒋氏既受到孙中山的重用，予以权责，终于使之坐大。所以可以断言，“六一六”之变不仅对孙蒋关系而言意义极其重大，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对历史轨道的影响至今犹在。
李吉奎：南京临时在清朝退位后已经不存在合理的地位了，袁世凯已经取代临时，这与孙中山个人让不让位是没有关系的。清朝之前，当时所有的，包括国外的、国内的、部的，都有一种“非袁莫属”的看法。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部叶举等人发变，山孙中山官邸与。6月18日，孙中山从永丰舰上发电报给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同时，蒋氏接汪精卫、林业明从上海来电，“惊悉粤变，犹幸总理无恙。”事虽紧急，但直至25日，蒋氏才携妻由沪动程；29日抵广州，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在8月9日离开广州。蒋氏夫妇与之一同返沪后，又回溪口。9月13日，蒋氏写完《孙大总统广州记》，孙中山无疑对这种宣传品饶有兴趣，同年10月10日，他为该书作序，对蒋氏大大表扬了一番。在永丰舰上与孙“共”者岂止蒋介石一人，而“记”中都没有提到，“序”中又没有提到（仅提及“海军将士”），独树一人，蒋氏的地位，也就不自高而高了。
为什么“非袁莫属”？因为孙中山长期海外，对各种而言，孙中山都是一个未知数。公使并不看好他。原立宪派的并不与他合作。党方面，南京选临时大总统，湖南谭人凤就不投他的票。章太炎高唱“军兴，党销”，直言“逸仙不晓国中情伪”。
时代周报：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之前，他所面临的国内国外的情况大致如何？如何评价苏俄对黄埔军校创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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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活动，尤其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的周围不乏饱学之士，这种，对加深他的国学，也是很有裨益的。不过，在1917年开展运动以前，孙中山为从事反清、反袁，主要任务是从事军事活动，奔走，缺乏对传统文化探讨与表达的机会，他对传统文化的若干言论主要是表现在宣传上的偶尔涉及，难说有什么系统和深度，这也是使然。
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主张恢复旧，并不是否定新文化或否定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在新旧冲突中站在旧派一边要求尊孔读经，他是使儒学现代化，用传统来补充三义学说中文明部分之不足，或者说，是希望将传统文化三义化，使之适应20世纪中国的发展。
孙中山思想是吸收中外各思想学说的复杂体系
李吉奎教授是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他参加编撰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三卷本）于1990年出版，被认为是全世界研究孙中山编得最好的一部资料书。
孙中山主张与科学，主张主权在民，全民，主张直接，以及五权中的主要部分，无疑都是“规抚”的事迹与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中所缺乏的。而且，孙中山主义思想实发端于孔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这点也是对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人体意识，孙中山从小耳熟能详，这些思想虽然产生于农业法社会，但因它合乎情理，又合乎时代发展需要，与资产阶级平等思想有贯通之处，经过孙中山对于“权”与“能”的区分，吸收了中国考试、监察制度的优良传统，一个主权在民，以为基础的现代“兴邦建国”的制度，便在孙中山主义构思中形成了。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随后又有一系列的变化，最后当了，这些变化并不是孙中山让位的必然结果，而是袁世凯临时约法，另搞一套造成的。即使换一个人，同样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在初年，这种反复也是照样存在的。
李吉奎：孙中山思想是包含吸收中外各种思想学说的复杂体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比如说，他相信的，承认生命原始单位是“生元”，也就是细胞，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他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同时他还曾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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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写《孙大总统广州记》
来源:时代周报
孙中山曾要求英、法、美、日等大国帮助，对日本期望尤其殷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认真考虑过准备与孙结盟。与列强相反，苏俄在经过对陈炯明、吴佩孚等人的联络后，最终选定以孙中山为其在中国的合作对象。孙中山推行联俄外交的重要契机是中国的成立。马林、越飞及鲍罗廷，是孙俄合作的关键性人物，前者主要是拉线搭桥，后二人是具体落实。马林是在帮助建立之后赴桂林会晤孙中山的，他们究竟谈了哪些问题，当时并无正式记录。不过，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第二次会谈后，马林在“向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孙中山在桂林会谈后多次“强调要以军队为楷模”的。
孙中山毕业于西医书院，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据他自己说，12岁毕经业，这种说法似乎不足信，但他早年受过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训练，却是无可怀疑的。
黄埔军校创办的若干重要环节与孙中山的联俄外交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苏俄在人、财、械等方面的支持，在体制训练等方面的示范，黄埔军校是办不起来的。
相反，原国内立宪派、曾是袁氏老师的南通状元张謇，不久前还与袁在彰德会面。成为袁氏幕僚长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则正在拉袁、梁（梁启超）合作。袁氏的长期竞争对手盛宣怀，通过他的侄子盛国华向袁氏输诚。从放出来的汪精卫与袁子克定结拜兄弟，成为促孙下台的重要说客。罗列这些，无非是想说明，袁是有一批重量级“粉丝”的。袁氏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当过外务大臣，举办过许多新政。他有地方、中央工作经验。北洋六镇是他练出来的。他熟悉外交，认可他（只有日本人不太乐意）。另外，对于清廷对他罢黜一事，也心有戚戚焉，如今重新上台，见大清已尽，当然是尽力摇撼这株大树了。尽管就个人品质而言，他并非善类，但他的大总统职位是选出来的，的（虽然选举手段些）。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粤军兵变，逼走孙中山，但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又借助滇桂军、部分广东军重回广州。孙中山不能完全号令驻广州的客军，粤军也不能得到有效指挥。桂军沈鸿英时服时叛，与陈炯明不时窥伺广州，杨希闵、刘震寰军在广州分区割据，控制税收，。
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对孙中山来说，前途是毫无指望的。为了图存和发展，孙中山别无选择，只能将从1922年开始的联俄、改组的工作进行下去。而改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最重大的项目之一，就是黄埔军校的创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