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桂林山水的名言桂林：两块“廉碑”诠释“”真谛

江头洲村周氏后人能有如此高洁的情操，与流传村里数百年的“周氏家训”有很大的关系，江头洲村人时刻以先祖周敦颐的“爱莲说”为处世之道，保持着高洁的品性和风范。

自古以来，甲天下的桂林以秀丽的山水而闻名。而且，两千多年来，无论是从中原、江南等地来桂林的仕宦，还是桂林本地的读书做官者，几乎无不，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温故而知新”，今天，在反腐倡廉的大背景下，我们重温桂林历史上反腐倡廉的事迹，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在桂林的很多村落里，奉公的思想也处处可见，灵川县九屋镇的江头洲村就是其中的代表。江头洲村人不满千，明末至清末时期居然有200多人出仕为官。在这些人当中，“三代三翰林”、“五代五知县”，一个家庭中的先后担任相应的，这种情况在全国都不多见。更令人慨叹的是，村里走出去为官的这200多人中，不论大小，都能在自己的上有所作为，绵延数百年都没有一个。

近年来，桂林的全国文物单位桂海碑林博物馆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访客。其馆藏的两块宋代“廉碑”《龙图梅公瘴说》和《世节堂》尤为关注，国家、自治区及桂林市等各级领导都曾到此参观学习。

特别是清代的一大批出仕的官员。如从江头走出去的周培正“操守、视民如子”;周凤仪“为人清正，严于律己，铁面”;周履泰“廉明宽厚、薄赋轻刑”;周履谦常以“贪一文绝子灭孙，冤百姓男盗女娼”自律，殁于四川任所时，内无余帛、外无赢财;周履益“对事坦诚，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周履恒“为官正派，自矢，不名一钱一利”;周允斋“为官清正，赠银赠物不受”;周启运在任商丘知县时，“妥善处理积案千余起，结案九百余起，无一冤纵”;周启稷“不徇情面，刚正不阿，断案如铁，执法如山”、“两袖清风，吏为民怀”;周廷揆为政，因反对好色、无道而遭，被削职为民;周冠在河南为官时，曾断案700余起，无一，被人民称为“周青天”，其妻病故时周冠身无分文。

核心提示：近年来，桂林的全国文物单位桂海碑林博物馆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访客。其馆藏的两块宋代“廉碑”《龙图梅公瘴说》和《世节堂》尤为关注，国家、自治区及桂林市等各级领导都曾到此参观学习。

自南朝以来留存桂林的两千余件石刻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历史文物，也是美丽桂林山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么，《龙图梅公瘴说》又有什么不同，引得人们对它瞩目?

1300年的科举史上，广西共考中进士1122名，没有贪腐记录，留下了一个个的背影

“礼义，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这是两千七百年前振兴齐国，成就霸业的一代英才管仲的千古名言。在管仲看来是立人之大节。而熏染国人两千多年的德育教育的精髓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八个字。这里的“廉”就是清正廉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要依国和以德相结合”。王岐山在《》撰文指出，《决定》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实现法律和相辅相成、与德治相得益彰”;同时还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要“让崇德重礼和相辅而行”。

其实，像《龙图梅公瘴说》和《世节堂》这样的廉政资源，在桂林还有很多：月牙山的姐妹山普陀山弹子岩中，还留下了宋代张栻书《论语问政》的摩崖文字，记录了孔子确立的古代官员从政的基本原则，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从政者思考;灵川的江头村被誉为“百年村”;恭城的周渭祠记载了周渭“在位一身正气，去世两袖清风”的一生

《龙图梅公瘴说》、《世节堂》等各种各样的廉政资源，影响了一代代的桂林人

南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方信孺来到桂林，受到桂林百姓的夹道欢迎，这得益于20多年前其父方崧卿在桂林多政，赢得了。为了彰显父亲的功绩，也为了自己，方信孺重新修缮了他父亲办公的地方，定名为“世节堂”，请南宋名臣易祓写了这三个字，刻在龙隐岩上。世节的意思就是世代保持节操，方信孺借“世节堂”来父亲的节操，也表达了自己继承父亲廉政为官的决心。

据考证，历史上的桂林籍官员大多自守。

“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桂海碑林博物馆所辖龙隐岩、龙隐洞石刻为桂林石刻最集中、最典型的地方之一，现存摩崖石刻213件，镌刻在山崖上的这些石刻与桂林山水浑然天成。位于龙隐洞和龙隐岩的连接处，瑶光峰岩壁上的《龙图梅公瘴说》石刻高193厘米，宽120厘米，用隶书书写，端庄肃穆。原桂林博物馆馆长、石刻专家张益桂跟记者聊起了《龙图梅公瘴说》石刻的历史。

“龙图梅公”指的是北宋龙图阁学士、著名家梅挚，他曾在景祐元年(1034年)到昭州(今平乐县)做知府。担任昭州知府时，梅挚感慨于当时到岭南做官的人畏于遍地的瘴气，不为当地人民着想，在上碌碌无为甚至百姓，愤而写出了寓意深刻的《五瘴说》。

《世节堂》是南宋广西提点刑狱方信孺为纪念其父善政所立。

其实，在《龙图梅公瘴说》石刻旁的另一件石刻《世节堂》，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世节堂”为三个楷书大字，每字都有130厘米高，是南宋时广西提点刑狱方信孺为其父所立。

《龙图梅公瘴说》借自然之“瘴气”引出之“瘴气”，直斥宦者丑恶的租赋之瘴、刑狱之瘴、饮食之瘴、货财之瘴、帷薄之瘴，最终得出“自然界的瘴气固然，但上的比瘴气更”的结论，是一篇时弊、寓意深刻的反腐佳作。

经过千百年的风霜洗礼，如今保存完好的周渭祠依然耸立在面前。门楼五间，重檐歇山，飞檐高翘，显得雄伟壮观。北宋年间从恭城走出的这位监察御史，不畏、廉明。他杀，整饬吏治铁面，去世时，家贫无力下葬。皇上闻之，赐钱十万，方才得以入土为安。《宋词》记载：“上闵其贫不克葬，购钱十万，以其子建中为乘氏主簿”，令后人读后鼻酸。

党的以来，反腐倡廉持续成为焦点，一个个“大老虎”的相继落马，体现了从严治党、依国的信心和决心，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振，人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

桂林日报记者景碧锋见习记者杨宇昕文/摄

800多年来，这件石刻一直对仕人起着劝诫作用。1953年，郭沫若来桂林，在石刻下沉思良久，留下了“榕树楼头四壁琛，梅公瘴说警”的诗句。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任务日益艰巨的今天，重温《龙图梅公瘴说》和《世节堂》有着特别的意义。

廉政资源丰富的背后，其实是人的创造，人的故事。这些人中间，无论是寓桂的史禄、马援、颜延之、李渤、鱼孟威、柳元、黄庭坚、范成大、王正功、张孝祥、王阳明、徐霞客、瞿式耜、傅宏烈、阮元等，还是桂林名人曹唐、曹邺、周渭、吕调阳、谋、陈继昌、龙启瑞、王鹏运等名臣，无一不，无一不勤政。根据桂林学者朱方木冈的研究，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到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1300年里，广西共考中进士1122人，桂林(包括平乐在内)就有585人。在这1122名进士中，至今没有发现一个是，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五瘴说》问世150多年后，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广西经略安抚使(掌管一地军政的官员)朱晞颜认为梅挚的这篇文章切中时弊，对官员很有教育意义，于是就将其中的精华部分摘录出来，亲自撰写跋文，请书法家石俛用隶书写好，请刻工刻在石壁上，警示为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