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出版启动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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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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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朱利华记者曾江实习记者孙秦旺）7月27日，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国学院发起并策划的“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出版启动仪式在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四川省委宣传部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李镭、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大利、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刘周远、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胜明、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伏俊琏等出席本次活动。王胜明教授代表“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编委会接受了聘书，伏俊琏教授作为“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主编作了发言。同时还举行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丝路文化出版基地成立及揭牌仪式。

　　“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由伏俊琏教授策划并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实施出版。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先生，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为文库顾问，编委会由海内外丝绸之路学、敦煌学的专家学者组成。

　　据介绍，“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拟选择巴蜀学者（包括巴蜀籍和在巴蜀工作过的外省籍学者）有关敦煌与丝绸之路的代表著作，一人一本，每一本30万字左右。每一辑的作者包括老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其中中青年学者将提交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体现学术传承和发展。

　　伏俊琏表示，丝绸之路是古代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敞开胸怀接纳世界文明的见证。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和要冲，也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所以，我们选择“敦煌文化与巴蜀学人”作为“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的第一辑，就是抓住丝路文化的明珠“敦煌”这个枢纽和关键，以敦煌学为切入点，展示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巴蜀学人对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伏俊琏介绍说，敦煌学的兴起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敦煌学与巴蜀有着天生的因缘关系，而现代敦煌学的开展更与巴蜀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在敦煌学发展的100年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一直是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一批杰出学者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为新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成就。缅怀前辈学者高尚的学术道德，梳理他们的学术成果，总结他们的治学方法，对我们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更让我们感到一种责任。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巴蜀学者在丝绸之路和敦煌学领域继续耕耘，在敦煌语言文学、敦煌佛学、敦煌藏学、唐蕃古道考古等领域取得重要成绩，昭示巴蜀丝绸之路和敦煌学研究的后继有人。

　　四川人民出版社丝路文化出版基地成立暨“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出版启动仪式此时正式揭开帷幕。作为“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的发起者和策划人之一，我表示由衷的高兴。

　　第一，丝绸之路是古代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敞开胸怀接纳世界文明的见证。中央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对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经过几年的筹划，四川人民出版社丝路文化出版基地现在成立了，而“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也即时启动，这是顺应时代大势、集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的文化工程。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和要冲，也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所以，我们选择“敦煌文化与巴蜀学人”作为“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的第一辑，就是抓住丝路文化的明珠“敦煌”这个枢纽和关键，以敦煌学为切入点，展示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巴蜀学人对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第二，敦煌学的兴起，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清代嘉道以来徐松、龚自珍开创的“西北学”的延续和发展，它不仅仅是新材料的发现，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学术风气因之一变。从此，中国的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学问，不能只翻阅“四部”，要关心中外交流，要关心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国的学术开始走进国际学术语境。所以，敦煌学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蕴味的代名词。

　　第三，敦煌学与巴蜀有着天生的因缘关系。我们知道，敦煌学的产生和开展是由于敦煌藏经洞五万多件古代文书的出土。我认为，敦煌文书有三大来源，长安、西蜀，还有河西敦煌本地。比如，敦煌文学的讲唱文学，让文学史家大为惊奇，因为它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而敦煌讲唱文学中变文、曲子词最为著名。变文源自西蜀，曲子词与西蜀关系密切。讲、诗话，包括一些名人的诗，像大诗人岑参的一些作品、韦庄的名篇《秦妇吟》、佛教高僧大德的诗偈，都来自西蜀。而敦煌写本中的佛经传自蜀地或者根据蜀地印本抄录而成者，更不在少数。当年敦煌人用的黄历也多传自蜀地。这样的材料在敦煌遗书还有不少。

　　历史上，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敦煌至长安的大路常常被切断，这时从敦煌经松潘再到成都的通道就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南朝和五代这两个南北时期，这条通道是汉族正朔朝廷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

　　第四，现代敦煌学的开展，与巴蜀有着密切的关系。蜀地艺术大师张大千等在莫高窟潜心临摹近三年，临摹壁画大小270 余幅，并在重庆成功展出，敦煌壁画才真正走出沙漠，让世人知道了敦煌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抗战时期，正是由于云集重庆、成都和四川其他地方一些学者的呼吁，当时的国民政府才组建了敦煌文物保护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

　　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以来，巴蜀学者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推动者和主力军，他们在敦煌石窟考古、石窟壁画临摹保护研究、敦煌音乐舞蹈、敦煌宗教、敦煌历史地理、敦煌语言文学、敦煌吐蕃文化等领域，都做出重要的贡献。涌现出了像贺昌群、段文杰、史韦湘、王克芬、李永宁、徐自强、项楚等杰出的敦煌学家。

　　1940年代，敦煌文物的第一批保护者和石窟艺术研究者以四川籍艺术青年为主，他们潜心大漠数十年，形成了敦煌学研究史上著名的“川派”，我们可以举一长串人名：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位先生外，还有欧阳琳、孙儒僴、李其琼、冯志文、刘玉权等，他们把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了敦煌学事业！在敦煌学发展的100年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一直是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以任半塘、王文才、龙晦、项楚为代表的学者，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为新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成就。

　　缅怀前辈学者高尚的学术道德，梳理他们的学术成果，总结他们的治学方法，对我们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更让我们感到一种责任。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巴蜀学者在丝绸之路和敦煌学领域继续耕耘，在敦煌语言文学、敦煌佛学、敦煌藏学、唐蕃古道考古等领域取得重要成绩，昭示巴蜀丝绸之路和敦煌学研究的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