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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 四川是怎么从“四”变成“二”的?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蜀,将蜀地收入囊中,设为蜀郡。汉武帝时,设立十三州刺史监视地方。在蜀郡设益州刺史,下辖蜀郡、汉中郡等12郡国(郡和属国),包括了今天四川大部分地区以及陕西,云南的部分地区,三国时期耳熟能详的汉中、南中都是益州的管辖范围。

  较大的管辖面积,对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来说,治理十分费力。经过蜀汉政权的开发,南中地区已经逐渐摆脱了羁縻状态,开始有些不安分。西晋泰始七年,晋武帝以此为由将南中地区从益州分离而置宁州,今天云南地区遂与四川分离,此后虽几经变动但大体上没有变化。

  北宋咸平四年,益州地区被分为四路,分别为益州路(后更名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后更名为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为“川陕四路”(简称四川路),“四川”之名也由此而来。

  元代蒙古外族入主中原,为了有效的管辖辽阔的疆域,元朝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行省)。在原川陕四路设置四川省,但将汉中(梓州路)划归陕西,四川中的“北川”就此分离,只剩下“东”“西”“南”三川。汉中地区地势险要,向来是四川的门户,可谓是“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历来割据川蜀的政权必然要控制汉中才能自立,将汉中划归陕西后,蜀地失去了北部的屏障,降低了四川割据自立的风险。

  明清时期,四川行省的规划上沿袭元代,无太多变化,大体包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地区,全国各个行省中面积排在前列,这使得位于川西的省会成都很难兼顾全省,川东地区需要一座自己的中心城市,于是,重庆担负起了这个重任。

  重庆建城于战国时期,隋朝被命名为渝州,南宋时期升为重庆府,之后历代都沿用了这个名称。在古代,入蜀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自北通过金牛道翻过秦岭,过剑阁、葭萌,再经绵竹的蜀道,古人云:“蜀道难,难如上青天”,形象的写出了自此入蜀的艰难;其二,沿长江逆流而上至重庆再入四川。

  明清之际江南经济繁荣,重庆地控长江,是四川腹地与江南沟通的枢纽,不仅四川腹地的货物,连带滇北等地货物都是先集中于重庆,再由重庆运往江南各地贩卖,重庆因此成为了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都会之一。时人记载,重庆“商贾云集,百物萃聚”,人口规模与省会成都不相上下。

  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逃不过外国人的注意,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允许英国往重庆派官员驻扎。1890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约定重庆为通商口岸,并于次年设立重庆海关。近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铁路、通商口岸只要有一项,城市发展的前途便十分光明,重庆也不例外。成为了通商口岸的重庆贸易额猛增,到20世纪30年代,仅次于上海、汉口两地。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英国探险家,借烟台条约成为英国“开发中国西部第一人”,他成功探索出驾驶轮船通过三峡的方法

  繁荣的商业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为了稳定货币,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1892年,巴县知县耿和丰宣布:“重庆市场交易均需使用统一的新票银”,并逐渐推广到四川全境,此举奠定了重庆在四川的金融中心地位。同时,为了追求利润,四川全省大部分票号、钱庄都往重庆集中,导致之后的四川省银行总行也直接设立在重庆,而不是省会成都。

  商业、金融业发展后,工业自然不能落下。自开口通商起,重庆的近代工业也逐渐起步,从火柴厂到纺织厂再到煤矿、钢铁厂,1937年重庆工业资本已经占到了四川全省的六成以上,工厂数量占到了七成以上,商业、金融业、工业都是全省的翘楚,重庆已经成为了四川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风头比省会成都更胜一筹。

  刘湘(1888年7月1日-1938年),谱名元勋,字甫澄。1926年刘湘控制重庆,与的四川内地相比重庆在其统治下比较和平稳定。

  重庆虽然在四川省内风光无限,但四川终究是个内陆省,终究不是沿海省份的对手,与上海、天津等城市相比,重庆差得很远。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战争又为重庆带来了一次发展的机会。

  1935年,蒋介石在重庆发表演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表明了将四川建设为抗日大后方的决心。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自知无力保住东南沿海省份,决定将沿海各地工厂迁往内地以保存实力。国民政府自1928年就有了军工产业搬迁的准备,建立了一整套的指挥体系,搬迁过程相对顺利,但是民用企业方面却十分混乱。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才通过“资源统制”事项,组成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负责民用企业的内迁。一边打仗,一边组织工厂内迁,让行动力本就不强的国民政府更加混乱。

  工厂内迁期间乌龙不断,加之日军进攻凶猛,前线难以抵挡,使得大量的工厂和设备未能迁出。但国民政府成功迁出的1500多家工厂中,国防工业占60%以上,这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功迁入后方的工厂大多安置于四川、云南等地,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工厂集中迁入的地区。1940年前迁入四川的工矿企业有260家,其中243家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所控制最先进的10家军工厂也全部迁至重庆。

  当然,吃老本是不行的,国民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支援抗战,战争期间多次颁布奖励实业、鼓励投资的政策,伴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大批政要、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以及数量众多的金融机构,为重庆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重庆的重工业水平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景象,由原来的区域性经济中心一举跃居全国经济翘楚。

  1942年重庆机器制造业产量是战前的10倍,全市工矿企业足有1690家,抗战结束时,其工业资本已经达到了全国的32.1%。这时的重庆无论经济还是地位都远远超越了成都,有一家独大之势。

  时期的重庆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度压制省会成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一度成为中央直辖市。但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1954年,重庆再次改由四川省管辖,仍然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

  六十年代,国家开始大力建设三线城市,位于大西南后方的重庆又一次受到照顾,作为常规兵器基地,先后有两百多家与军工相关的企业落户重庆,工业产值也是一度达到全国前五。如此重要的一座城市自然不能由四川省进行管理,1984年重庆,成为计划单列市,虽然名义上仍归省内管辖,但却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主要行政长官均为省提出建议,由中央直接任命,可见重庆在四川省内的独特地位。

  但重庆和四川的正式分离仍在等待一项跨时代工程的展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一直是困扰发展的一大问题,虽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受限于技术水平,很多资源都没能得到有效的开发,三峡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00年,孙中山先生就曾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出在三峡筑坝的设想,1956年,提出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设想,两年后三峡工程提上日程。

  开发三峡经济区,真正发挥三峡大坝的作用,同样要赋予重庆市更大的自主权,才能让三峡真正融入长江经济区,进一步提升重庆的行政等级势在必行。

  1997年,全国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成为我国第四个直辖市,也是最大的一个直辖市。“四川”又丢了一川,变成“两川”。汉中从四川划出是中央集权的需要,而重庆的分离是为了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

  重庆农业基础较差,明清之前发展不如成都。但相对于深居内陆的成都,重庆地控长江,交通更加便利。在大变革环境下的近代,这些优势让重庆多次获得发展的机会,经济一步一步赶上成都,由川东区域经济中心,到西南经济中心乃至全国重要的经济城市。最后凭借三峡工程这一催化剂,从四川省脱离,成为直辖市。

  从“四川”变“两川”中不难得出,行政区划的变迁,除了政策的影响外,自身优秀的条件,才是推动变迁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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