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舌尖上的中国》谈饮食文化的传播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看，《舌尖上的中国》犹如一场文化仪式，让我们经历了一次难忘的仪式洗礼。透过日常美食的仪式镜像，我们看到的是蕴藏在中国文化深处的遗传密码和文化图景，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价值信仰、审美情趣最生动的展现。片中凸显的对普通人的人生价值和生活信仰的礼赞，既是对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气质及生存智慧的讴歌，也让认到美食背后强大的人文力量和对共同体价值的一种深深认同。

　　2012年5月,我国第一部高端美食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亮相中央电视台后，立即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关注，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它不是文化领域的一个普通作品，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事件”。这部拍摄精美、制作精良、具有非凡专业品质和文化品位的美食纪录片，不但第一次让我们领略到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文化，更让我们经历了一次难忘的仪式洗礼，片中凸显的对普通人的人生价值和生活信仰的礼赞，以及对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气质及生存智慧的讴歌，让人感受到美食背后强大的人文力量和对共同体价值的强烈认同。而它的成功正是以美食为切入视角，以仪式为载体，以人的世俗生活为表现对象，从而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了美的升华、有了诗意的浸染，它既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也打动了世界。

　　《舌尖上的中国》总编导陈晓卿曾明确表示过：“我们是用敬畏的态度来对待食物，我们把所有的日常生活都仪式化，观众看后再看看我们平时的生活，发现它是那么的庄严。”的确，《舌尖上的中国》最为可贵之处是将食物置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中，透过每天必不可少的饮食活动，以及饮食与礼俗、节庆、祭祀、信仰等文化仪式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贯穿日常生活的仪式“是一种社会约束，是一套共同使用的语言，是一条纽带”。它的“奥秘和力量在于它的普遍性。它的意义如此单纯和普遍，以至于我们觉得它与我们同生，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还知道，它是已被接纳的一员，是一份固定遗产”[1]51。

　　日常生活看似普通和世俗，但它存在于每个社会之中。一般来说，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虽然日常生活是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从事的，又都十分琐碎熟悉的活动，但它同时“是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没有自我再生产，任何个体都无法存在”[2]3。

　　日常生活离不开“食”，在中国，早就有“食色，性也”。中国人千百年来一直遵奉“民以食为天”的信念。可以说对食物的采集、制作、消费是人类延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每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先天条件。但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的：“很少有别的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以食物为取向，而且这种取向似乎与中国文化一样古老。”同时“就华人而言，或许与任何其他族群相比，食物是一个更重要的族群特征，这是华人族群特性的基本事实”。正因为此，食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既神圣又世俗的角色，成为我们生命中、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个仪式，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组成部分”。

　　何谓仪式?从广义上看，仪式不但指任何特殊的事件，而且指所有人类活动的表现方式。任何人类行为都具有一种仪式的维度，仪式包含了一种关于参与者社会和文化世界的象征性信息。人类本身即是一种仪式化的行为动物，“我们最高的仪式仍然是为了满足我们动物性的功能——饮食、活动、繁殖、死亡、交配和战斗”，“仪式化行为是自然秩序和我们身体法则的自然流露”[3]16。从仪式化行为转化来的仪式，大多是与季节、农业、丰收、占卜、殡葬和治疗有关，因为这些都表达了人与周围环境及其身体之间密切的联系，仪式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和熔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被一系列仪式活动所贯穿，如新生儿在出生、满月或百天时，家族或家庭要举行庆贺礼；当长到20岁时，要举行庄严的成年仪式——冠礼，以“弃尔幼志”“责成大人”。在结婚、死亡等生命转折点上，也都需要举行相应的仪式。而其他众多的庆典、祭祀和戏剧表演等都要举行仪式。在这些活动中，由仪式所带来的共同的敬畏和共同的希望，通过人们共同的关注，将共同体中的不同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伦理控制的巨大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食物、饮食一开始即与仪式、礼仪有着密切联系。大量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食物礼仪是在宗教中有显著地位的。第一个果子的献祭、收成的礼节、节后的宴会是农民之间很重要的行动。猎夫或渔夫庆贺大收获，或开始活动季节的时候，也都是用宴会与礼仪将食物摆布着，要求动物恕宥或更加以崇拜。一切这样的行为，都表现出地方社会对喜庆和食物的珍重，于是宗教借着这等行为来成就人民对于日常食品的虔敬态度”[4]25。我国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也早已指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5]194原始人由于相信万物有灵，用各种各样的仪式来沟通人与神的联系，使整个社会生活都仪式化了。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们怀着恐惧、畏惧的心情匍匐在神的脚下，献上“食品”(祭品)，有时这个食品(祭品)甚至是人本身，以便使神灵帮助人类。因为“人嗜饮食，故巫以牺牲奉神”。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祭祀的态度和目的渐渐有了不同。从早期的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从被动献祭，到与祖先神共享，再到人们用食品庆祝节日，沟通人群、犒劳自己，食物已不再仅仅用于果腹、敬神，而有了更多的文化意义和伦理价值。

　　可以说，透过电视仪式的美食镜像，我们看到的正是蕴藏在中国文化深处的遗传密码和文化图景，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价值信仰、审美情趣最生动的展现。

　　著名宗教人类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仪式分为两大类：一是神圣的仪式，二是世俗的仪式。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我们都离不开仪式。在由我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寒来暑往组成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仪式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最基本的层面。虽然“吃”这种世俗仪式，只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命存在的基本活动，但是如何吃，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却体现出每个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也会有着各种各样的饮食禁忌以及各种各样的仪式。在西方，一般将饮食看作“本身是凡俗的，因为人每天都要吃饭，而吃饭满足的是纯粹功利和物质上的需要，它是我们平凡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宗教的节期里，必须禁食”[6]420。然而，中国人的饮食观却迥然不同。在中国人看来，饮食乃是一种直接从生命体验角度享受对象、接纳对象的过程，它既是对生命欢乐的领受，更是情感的交流、心灵的寄托。尤其是在涉及民众生活的人生礼仪、传统节庆和人际交往的宴饮活动时，其体现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价值如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对和谐的向往、趋吉避凶的祈福心态、其乐融融的伦理情趣、五味调和的审美心理都熔铸在各种各样的饮食仪式中，虽历尽岁月沧桑，至今却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普遍存在着。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自古饮食方面的礼制、礼仪、礼俗数不胜数，古代“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都离不开饮食。饮食具有极强的融合力和凝聚力，它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饮食之礼，圣贤所贵，以奉君子，以亲宗族”，这正表明了中国文明时代食礼的根底。

　　在中国，不论大事小事、好事坏事、红白喜事，都离不开饮食，不过，在中国文化中，饮食早已超越果腹的生理性需求层面，而是包含复杂的文化意义，上升为一个文化象征系统。饮食作为一种非语言的信息传递方式，它把人们内在的各种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加以浓缩，通过特定的食物方式来表达主体的心理愿望和信仰情感。

　　由于长寿在中国被视为五福之首，故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在山西丁村，给老人祝寿的时候，村民把碗里最长的一根面条送给老人，祈求老人健康长寿成为寿宴中最关键的仪式；而在广东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上，盛大的村宴体现的是顺德人一直恪守的尊老敬老、团结和睦的文化传统；在陕西关中，过生日要请秦腔剧团唱大戏，演出后全村人聚在一起吃臊子面，只吃面，不喝汤，红黄绿白黑五种颜色寓意浓浓。

　　在这里，特定的饮食礼仪，所反映的是人类心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群体和个体信仰的外化和表露。饮食在此成为一个最有活性、最具特色的媒介符号，不但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和合、交融的群体意识和文化精神，更达到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情感交流、心灵沟通和文化认同的目的。

　　在日常生活的动态运行中，围绕着日常交往活动、人的生命进程以及代表着日常生活特殊时刻的岁时节庆等形成了众多的礼俗和民俗，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与食物密不可分，离开了食物的“在场”，节日和仪式便失去了欢乐和情趣，这也是为什么食物与节日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饺子与春节、蒸菜与重阳节、粽子与端午节、馕与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青稞酒与藏族的望果节。因为“每一个节日食品都负载着民俗的情感，围绕节日食品形成了丰富的民俗传说。节日食品不单是节日的美味，更多的是一种心情的表达，节日食品的献祭、馈赠与集体分享，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生活的重要传统”[7]10。因此当阿訇将自己精心制作的各种色泽艳丽鲜亮的甜饼供奉在祖先的牌匾前时，它传递的不仅是亲情的血脉，负载的更是穿越时空都无法改变的感恩情怀。

　　“岁时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时间表述，它起源于中国民众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岁时就是中国人创造的、独特的时间分隔方式。它是依据自然变化的规律提炼出来的时间系统，二十四节气就是其代表。从岁时到节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经历了由神圣转向世俗日用的发展历程，祭祀时间逐渐变为神人共娱的生活时间，经先秦到汉魏基本成熟。其文化特征表现在一是由自然禁忌向人文娱乐方向发展，二是从传统的里社集体祭祀向家族家庭节日方向推进。”[8]96同时，“家族伦理与历史伦理构成岁时节日精神的两大要素”[8]110。

　　在这方面，尤以春节和端午节为代表。春节，作为中国传统的标志时间，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它神圣隆重、喜庆祥和，是亿万中国人的情感聚合、家庭团聚的重要时刻。在这一节日，人们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要赶回来，和家人团聚。正如片中所揭示的，“对于白波和他的家人来说，这一刻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吃的是什么并不重要，没有什么比跟家人在一起更重要的了，这是他们全部的希望。当众多的手工食品被放到流水线上复制，中国人，这个全世界最重视家庭观念的群体，依然在各自的屋檐下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独特的过节理念，也是中国人代代相守的传统，更是中国人的情感记忆和身体记忆。这种通过潜移默化、言传身教来传递深刻的道德理念和文化价值的实践记忆和仪式，既是一种体验认知，更是一种感同身受。中国文化讲究“体味”“体察”“体觉”“体证”，它说明要把你的整个身心投入才能吸取。也许这就是食物媒介独特的传播魅力，它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的，更是情感的、道德的、美学的、心理的。因为食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留在我们的心底，它不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舌尖的味道，而更多的是历史的味道、人情的味道、故乡的味道、记忆的味道以及弥漫在心头的乡愁的味道。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共同体正在被逐渐瓦解，社会的原子化和社会失序急需通过重建新的共同体和价值观以实现新的社会整合。而传播正是建构共同体的最好媒介。因为生命的终极意义必须在日常中实现，它不是虚幻的、抽象的、理想化的说教。在这方面，日常生活的饮食仪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获得共鸣和成功，正因为创作者对千千万万普通人饮食经验与文化的确认，正因为它能尊重那些普普通通人的劳动智慧和价值传统。虽然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但“我们知道，我们那些强烈的感受、崇高的愿望以及挥之不去的梦想往往附着于一个特定的群体，表达某种特定的母语，关涉一个具体的地方并针对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秉持着同一个信仰的人群。我们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各种传统纽带，它们给我们的日常生存赋予了意义。如果说人们不能通过刻意选择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那就更不能任意抹去其与传统的联系”[9]100。的确，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所带来的深深的根源感和人文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舌尖上的中国》通过《自然的馈赠》《主食的故事》《转化的灵感》《时间的味道》《厨房的秘密》《五味的调和》《我们的田野》，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体会到了传统、感受到了亲情，更激发了我们对“中国”由衷的热爱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文化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鲜活的，它“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认知和态度”[10]103。饮食文化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体系、作为一种意义模式，在看似简单却最为复杂、看似世俗却又最为神圣的日常生活仪式中，彰显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生活格调、特征和品质，即道德与审美的风格及情绪和世界观——即他们所认为的事物真正存在方式的图景，亦即他们全面的秩序观念”[10]103。可以说“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运作法则是追求均衡与和谐,也就是经典上所说的‘致中和’的原意。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系统(天)的和谐；二是有机体系统(人)的和谐；三是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这些在《舌尖上的中国》都有很好的体现，如体现群体协作和分享的“长街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受到世界的关注。而那种古老的“稻鱼鸭”共作的自然生态环保式生产，不但表现出人类世界与宇宙整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互动互惠的关系，更体现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智慧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

　　无疑，每种饮食传统都代表了某地人们看问题的特定角度,思维的方法,生活的方式、态度及其世界观。通过美食文化的传播,我们感受到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而文化本身“是共享它的一群人的行为模式或风格。在这一点上,饮食习惯可以当作一个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标准来使用”。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作为与社会相对的一种生活，特指那种凭传统的自然感情而紧密联系的交往有机体；“共同体”和“社会”虽然都属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形式，但只有“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为“共同体”表示的是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它意味着这群人在共同地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以高度的个人亲密性、情感深度、道德承诺、社会凝聚力以及时间上的连续性为特征。有人认为，这种群体及其观念的形成与希腊人的“共餐制”有关。“共餐制”要求城邦成员在公共餐桌上共同进餐，以促使城邦公民“意识到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同胞或兄弟，（因为）没有什么比在同一张饭桌上分享同一个灶台里煮出的食物更能加强这种信念了。共餐是一种交流，它在共餐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存在的认同和一种亲如手足的关系”[11]9。不过，在涂尔干看来，这种“共餐制”更是一种“共享仪式”，它的作用在于强化、确认、复制共同体的信仰和共同体的价值。“它的首要作用就是使个体聚集起来，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亲密”。[6]476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要经常举行仪式，因为正是通过仪式的举行，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为模式，表达了人们的情感和心愿；另一方面，它所承载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通过人的身体被内化，从而建立起一个社会共同体和社会秩序。

　　《舌尖上的中国》通过特有的影像语言将生活中普通人的日常饮食“仪式化”，以“仪式化”的镜像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朴素的生活价值观，让观众从中体会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精髓和悠久绵长，体会到了中国百姓对待自然、对待生活、对待家庭、对待他人的态度。它是一个文化仪式，调动起“世俗神话”的力量，“召唤”我们以非强制性、共享、互动的观看方式参与其中，从而让我们进入到一个“仪式空间”,感受到一种“认同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建构的价值共同体及彰显的家国情怀、乡土情感，不仅有一种浓郁的人文关怀和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更为传播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探索出了一条可贵的成功之路，留给我们诸多借鉴和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项目批准号：09BCO29）的阶段性成果]

　　[1]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4]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6]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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