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左权38岁男子花24年为烈士遗骨寻亲(图

　　在此之前，这个身材矮小，喜欢宅在家里的38岁男人是山西左权县上口村里最默默无闻的人。他花了24年时间，只做一件事——为当地发现的烈士遗骨寻亲。找到了第一位烈士朱杰民（原名周极明）的家属，并送还遗骨，他用了17年的时间。找到第二位烈士严熹的亲人，他又用了5年，最终上了中央电视台寻人栏目《等着我》做DNA鉴定。

　　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听说他“上了央视”，却并不清楚他做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在这座曾驻扎过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的村子，人们更在意的还是地里玉米的价格。

　　有人对赵亚飞说，“给死人办事的，全国就你一个，没有第二个人了”。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个保守的人”，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这些当年抗日牺牲的战士，也应该有远方的家，有早已步入暮年的妻儿，在等待他们团聚。

　　在为严熹寻找亲人的时候，远在800公里外的江苏省江阴市，三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们的大哥。70多年前，兄妹四人参加革命，只有去了延安的严熹没有回来。解放后，严熹的父亲接过烈士证，双手颤抖，这个毛病直至去世都没有治好。

　　2014年，严熹家人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赵亚飞寻亲的消息后，双方比对DNA成功，牺牲时年仅25岁的严熹终于回到故土。

　　为了给烈士寻亲，赵亚飞常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烟瘾越来越大，整日“吧嗒吧嗒”地抽，一天就能消耗两包。但在找到家人的时刻，他觉得“冲刺阶段”的紧张、焦虑和担心都值得了。

　　喜悦总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他不知道距离终点还有多远。这些沉睡在太行山的阵亡将士，有的没有墓碑，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当年的目击者大都去世，资料上也只有几笔简单的记录，事迹消逝在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中。

　　赵亚飞不仅要挖开黄土找到遗骨，还要查找资料、寻找亲人。他所有的工具，就是一部旧手机、一台用了七八年的台式电脑和几本黑壳硬皮小本。还是毛头小伙子时，他就一遍遍地跑去拜访村里七八十岁的老民兵，递上根烟，拿出小本，询问老人家看见过什么人、怎么牺牲的、埋在什么地方，然后把这些“东说一句，西说一句”的话都记下来，回家再整理归纳，还要挤出水分。

　　一位赵亚飞经常拜访的老民兵，并不清楚赵亚飞问这些做什么。已步入古稀之年的他颤抖着嗓音说，如果自己的子孙不主动问，他才不会告诉他们这些历史，因为“说了也没用”。

　　他听老人们说，50岁以下的人基本就不知道上口村的历史了，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更可能问，咱们村有烈士吗？“再过几年，所有人都忘干净了，”他担心，“如果我不去做，这些事情永远没有人会知道。”

　　1993年，赵亚飞家里扩建房屋挖出一具遗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烈士遗骨，引起轰动，但是遗骨被收敛进塑料袋，埋在后山坡的一棵柏树下，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那时赵亚飞正面临父母离异问题，整日地在外徘徊，在这棵柏树下，他觉得自己和这素未谋面的烈士同病相怜——“我有家不能回，你有家回不去。”“要是我有能力，一定找到你的家，亲手把你送回去。”他对着泥土暗暗发誓。

　　寻找第一个烈士，赵亚飞就兜了好大一个圈子。看不懂民国时期的繁体字，他只好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一开始没有电脑，他常常跑到邻居家上网查资料，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直到别人都不耐烦。有些史料藏在党史档案馆里，他兴致勃勃地前去，却因为没有单位开的公函，被拒之门外。

　　因为当地老百姓口音有误，朱杰民被叫成了“朱建民”，导致他在头十余年基本是一无所获，直到2009年才在一位当地党史专家的帮助下出现了转机。

　　而找到烈士原籍，再去原籍地找亲属，又得“广撒网”。一开始他在网上搜到一个当地电话，就拨过去，一天要打十几通。

　　然而对方一听是个山西农民，又说着“遗骨”“烈士”等莫名其妙的东西，“啪地一下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对方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烦着的事情多着呢。再说我是六七十年代的人，去哪里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的人。”

　　7年前，朱杰民唯一的女儿、73岁的周传慧来到上口村，亲眼见到自己父亲的遗骨，对她而言，出生不到100天就离去的父亲，印象中“只是一张烈士证”。寻找半个多世纪，她终于能叫出一声“爸爸”。

　　24年里，他只愿意把这两次寻亲定义为“成功”，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失败”的。

　　他曾经发现过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烈士的名字和原籍，但是遗骨却因修路损坏而找不到踪迹。某一次他发现了一位烈士的埋骨之地，并成功找到原籍给烈士老家捎去了信，却因为烈士没有直系后代，只见一个侄儿过来祭拜，走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有一些红二代，对他说自己年龄大了，国家也发了烈士证，不想再找了，并劝他“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慢慢地，他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农民，变成了一个对左权县历史如数家珍的“专家”，对于每位前来拜访的人，他总要带他们去麻田东部的十字岭走走，凭吊在此牺牲的左权将军，也要给他们讲讲自己的经历。

　　他爱看《大宋提刑官》，崇拜主人公宋慈。不仅因为自己和他一样，要从蛛丝马迹中还原真相，还因为“想干成一件事，确实很不容易”，会遇到各种冲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不喜欢看那些抗日战争片，总觉得里面“拍得太假”。

　　因为给烈士寻亲，他去过成都、北京、无锡，但是他依然觉得城里“太复杂”，不喜欢。都是水泥路，处处要排队，“连厕所都找不到”。遗骨送去四川成都做DNA鉴定回来，第一次坐飞机，他一上去就后悔了，“特别想下来”。

　　有时赵亚飞会垂头丧气地说，“我什么也不会，我没有技术，这也不是什么赚钱的技术”。可是他想了想又觉得，“我现在死了也不后悔了，这辈子我最起码做成两件大事了”。

　　寻找烈士亲人始终没给他带来太多物质上的馈赠。长久没有固定工作，他的寻亲费用全靠自己之前的积蓄和父兄的接济。村民笑着说，连上央视他都没舍得买套像样的衣服，还穿着那破夹克。

　　但是该花钱的时候，他绝不省着。虽然“从来不去算花了多少钱”，他还是记得，当年在找朱杰民家人时，他拿着那部用了快10年的诺基亚，三四个月下来线元；他一遍遍地跑县城、跑省城，去图书馆查资料、拜访曾经帮助过他的党史研究专家，不能让人家觉得“你牛了，就把我给忘了”，这也前前后后花了“千把块钱”。

　　老同学回家团聚，说起各自的孩子都十几岁了，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快不惑之年了。

　　从央视回来后，他获得了一个基金会捐赠的5万元，一直在盘算着做些什么好。他想买下一栋曾经住着鲁艺师生的楼，加以保护，也想过筹备建立一个太行山烈士DNA鉴定库。

　　但在同村村民眼中，这个成天“闲着没事干”，不务正业，38岁连媳妇也没讨一个的男人，成天“瞎琢磨”的事对村子里没半点好处。

　　左权县既是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县“七连冠”的抗日名城，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在小卖部聚着聊天的人们说，山多地少，要谋生还得出去打工。即使赵亚飞让这个村子出了名，但“太偏远了”，发展不了红色旅游，“还没别的地方搞得好”。

　　村里曾经驻扎过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院子，也面临部分被拆除改建幼儿园的命运。相比于怀念过去的光荣，人们更在意这座村里第一所现代化幼儿园能带来的新气象。这令赵亚飞感到痛心，但也无可奈何。

　　几年前，赵亚飞交往多年的女朋友离他而去，认为他“没钱、没楼、更没像样的事做”，直到登上央视，对着镜头，他有些不甘地说：“我想对我曾经的女朋友说，我也是有价值的。”

　　哥哥苦口婆心地劝他，“你做的是好事情，但是你自己怎么活，你结婚不结婚，你让我养活你一辈子？”赵亚飞常常说不出话，低下头转身就走。

　　当寻亲的事开始广为流传后，有些新疆、浙江的烈士遗属都过来求助，赵亚飞只好婉拒掉那些无法被证明牺牲在太行山上的烈士家属请求。因为较真的性格，他和一位曾向他求助的寻亲者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寻亲者认为，长治市阳和脚村发现的八路军129师386旅16团谢家庆团长遗骨，正是参加八路军牺牲的爷爷谢仲琴。赵亚飞反对草率的认定，称对方最早提供的祖父资料，与这位团长在姓名、原籍、参军年龄上都有很多的出入。但是对方认为，在战争年代，隐瞒姓名、年龄甚至原籍都有可能。直到如今，这场拉锯战仍在继续。

　　“认祖归宗，烈士的荣誉怎么能容许张冠李戴？你是他的后代就是，你不是他的后代绝对不行。”赵亚飞气呼呼地说。

　　他名气变得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较真。当年，要为严熹与他的家人做DNA鉴定，需要挖出严熹的遗骨抽取骨髓。县里民政局告诉赵亚飞，没有史料记载，没有墓碑证明，不承认这是烈士，不给他钱，不在烈士证上签字，不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连着说了好几个不”，并警告他，出了任何问题，都和他们没关系。

　　“不能完全埋怨人家，战争年代，山上埋了很多，人家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埋了谁，”赵亚飞说。

　　根据当地官员介绍，2012年左权县曾经进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维修改造，在几个烈士集中埋葬地修建了新的烈士陵园，并将可确认的散葬烈士搬迁过来。但是一般民政局的职责只有“烈士的保养，以及烈士纪念设施的管理”。

　　“还是这句话，对他不反对，不支持，发现了就积极去认定，”左权县民政局优抚办主任刘翱告诉记者，“不能随便挖出来一个就跟民政局说他是烈士，要根据相关的县志、党史，相关的事件认定他确实埋那儿了，并且有见证人证明，才能确定”。

　　在赵亚飞住的房子里，进门右手边的墙上，是朱杰民家属送给他的锦旗，上面写着“护先烈英灵，功在千秋”，除此之外就是两张十多年前的老式沙发，和颇有历史感的银色电视机。

　　但是这个时代并不像他一样，固执地停留在抗战的回忆中。

　　看到一位本来交情不错的女大学生，对国民党抗日将领张灵甫推崇至极，说八路军没有“帅哥”，他压不住火气，与人家在微信群里吵了起来。

　　看到有些人攻击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只会唱歌跳舞谈恋爱，不上战场，不是英雄”，他打抱不平，“如果朱杰民、严熹不牺牲，都能活着，也许能到北京当大官哩”。

　　赵亚飞还记得，高龄的老民兵后代讲述严熹牺牲故事时，自己所受的震撼。

　　那是1942年的春天，村里再次传来日军包围扫荡的消息。有的老百姓生了病，说就让我死在家里吧。严熹组织民兵把门板卸下来，抬着病人转移到山上，等所有的人都藏到安全位置时，他们已经来不及撤退。

　　在山崖上，老民兵韩天宝亲眼所见，严熹等7名战士遇到了日军的包围。在机枪的扫射下，严熹的下颚部被击碎，当场死亡。另一位八路军战士李思中被刺刀捅破肚子，拉出一堆肠子。

　　然而在历史资料记载里，他们只是一行简短的小字——“青年艺术工作者朱杰民、严熹等牺牲在太行山上”。（记者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