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间房新鲜事对话“中国第一大”之子梅小璈：东京审判后的父亲梅汝璈
总的来说，的风气还是重视业务的，这是、陈毅打下的基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有一个航空法方面的英文文本，部里也请我父亲帮着看一看。应该说，就算是期间，我父亲在业务上还有零星的发挥空间。他就像一名技术专家，这种人是不太容易被的。
我父亲工资级别降了一点，原来是8级，每月大概200多块，当时算很高了。但1957年以后，好像降到11级，后来又提了1级，那以后一直是10级干部。解放后，我母亲没有出去工作，全家就靠我父亲的收入，当时我也不知道父亲的工资降了。
第二天开庭预演，庭长自行宣布座次为：美英中苏法加……并说已征得盟军最高统帅同意。我父亲愤然离席，回到他的办公室脱下法袍。同时，也提出。庭长来跟我父亲说，今天预演先这样，明天正式开庭再说。我父亲当即表示他将辞职，让另派。
梅小璈：有件事挺幸运的。那是1965年，就是爆发的前一年，我们搬了个家。从原来那个平房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宿舍。后来发现，这次搬家非常及时。如果我们还住在胡同里面的话，居委会、都知道哪家成分不好，肯定会来冲击。
但是，他们这11位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都做法务工作，都有一套词令，见面很客气。我父亲在日记里也写了，说中国闹、打内战啊，他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当时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恢复经济建设，为医治战争创伤而努力。
梅小璈：当时的状况是，国际都说中国是“假强”，实力非常有限。像美苏英等强国，内心深处是不太看得起中国人的。正是因为处于这样的地位，我父亲就会特别，稍微觉得自己国家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
梅小璈：当时我还没有出生，不是很清楚。其实他就是一个书生，没在做过什么大官，也没当过哪个地方法院的。他的优势大概就是对英美法律程序比较熟悉，还有就是语言过关吧。但其实当时英文好的人也挺多的，有很多留学回来的。
梅小璈：和当时很多人一样，他也是因为开座谈会的时候提了点意见。一开始是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但后来风向变了。当时好像有人跟他打过招呼，说你自己出来做点检查，或许可以不划，多少对我父亲有点的意思。
梅小璈：后来我父亲想了个办法，他自己去部里说，需要拿回一些材料，他能更深刻地。这样就拿回了一部分，都堆在家里。他去世以后，我们整理时发现一个纸包，是用纸绳子捆着的，很整齐的一包，打开一看都是那种400格的稿纸，抄得整整齐齐，就是这部回忆录的前半部。
梅小璈：他从大学毕业后，到欧洲游历了一番，1929年回国，先后在山西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当教授。还长期担任，参与过很多法律的制定。抗日战争胜利后，要追究日本战犯的责任，他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那时候我妈妈还，她一看就说这个东西找到了，下半部本来你爸还想接着写下去，但开始就没有写成。后来法律出版社不知道怎么听说了，说就算只有半部我们也要出版。我就拿给倪征燠先生看，请倪先生写了序，后来找到大学王铁崖教授，请他也写了一个序。
梅小璈：这也是后来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我记得是1969年的冬天，我从插队的地方回来探亲，全家准备都去干校。当时，里面抄家的物资也没人管了，是谁家的东西谁家领走。我又去拿回了一大包东西，再过了好几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才发现那个日记本的。
高渊：还有一个疑问是，最后的判决是如何达成的？据说，庭长主张仿效当年处置拿破仑的办法，把日本战犯流放无人海岛。而印度帕尔主张无罪，由于这个，帕尔成为现在日本靖国神社中唯一的外国人。
我们住的房子好像是跟房管局租的，反正房租交给房管局，就在现在的长安大戏院后面。据说我们住的那个平房，是杜月笙给孟小冬买的房子，后来他们都到去了。到了前，我们搬到建国门外的宿舍，那个时候觉得有暖气、煤气，条件真的是挺好的。搬走之后，那个平房空下来，后来变成大杂院了，据说到80年代，杜月笙的后人还来找过这个房子。
梅小璈：他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过几次出国开会，主要是去苏联东欧。后来有一年，遇到中国和巴西的贸易摩擦，他在《》发表文章，认为巴面中国外贸人员的理由不成立。另外，还在《世界知识》之类的刊物写过一些文章，主要都是关于国际法，也做一些翻译工作。
还有一种说法是向哲浚先生推荐的。向先生比我父亲大十来岁，他也是从出去的，美国大学的博士。据说当时中国选派向哲浚出任“东京审判”中方。但向先生考虑到起诉惩治战争罪犯，检察官的责任可能更为重大，加上年龄等因素，推荐学弟我父亲出任，他自己担任检察官一职。
高渊：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庭审的座次问题，10年前拍的电影《东京审判》就突出渲染了这一细节。大多数人都说，梅先生对此，体现了伟大的爱国情怀。但也有人说他是小题大做，甚至以退出为，是为民族立场而法律立场，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据说，我父亲在人员的安排下化装成商人，坐一条运煤的船北上。半到舟山附近，还被的军舰截住，要检查证件。护送我父亲的人拿出钱来贿赂军官，结果军官把钱拿走了，没有认真，而且海军的军官也不认识梅，要认出来的话，也许就抓走了。
其中最可惜的，就是关于量刑那一部分没有了。因为这个程序中，检察官是不能参加的，就是们的秘密会议。从现在的资料看，庭审记录很详细，但会议的记录没有，那时候好像也不录音。当时，除了庭长和十个参加，另外有一个翻译，因为苏联柴扬诺夫不懂英文，他必须带个翻译，所以一共12个人参加。
房子里还有西式的卫生间，有一个抽水马桶。这在50年代很少见，包括一些很好的四合院里面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边上院子里的卫生间，还是那种需要淘粪工人来清理的。我记得那时候同学来玩，都对抽水马桶的水箱很好奇，这个东西怎么会有水下来，特新鲜。
梅小璈：我感受最深的是，到了1959年我上小学了，开学不久，同学们很爱上的体育课就取消了。本来早上8点钟上课，也被推迟到9点以后了，下午有的时候干脆放假。街道上根据医院证明能领几勺豆浆，邻居们的生活显得很拮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