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决战桂林全集35

1938年6月l8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以初秋为期攻占武汉”的预备命令，同时集中了11个师团25万余人的兵力及大量飞机、舰艇，发动了对当时 军指挥中心——武汉的进攻，国民投降，尽快结束战争。为武汉这个华中腹地及其水陆交通枢纽的大城市，军以第五战区李仁、第 九战区陈诚的部队共约14个集团军共124个步兵师、49余艘舰艇、700余架飞机，并在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大队的支援下，进行了武汉战。军在武 汉地区坚守3个多月，毙伤日军2万余人。

特别是界反战争转入战略，中国战场之敌后战场也已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局部的1944年，军在日军打通大 陆交通线作战（也称“一号作战”，军称“豫湘桂会战”），除在衡阳抵抗了一个多月外，其余都迅即溃败。在此次持续8个月之久的战役中，军丢失 了豫、湘、桂等省的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这是蒋介石消极抗日，优先政策的结果。这样的大溃退按理是不应出现的，因为 l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已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去增援，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大大削弱，而领导的 敌后战场已向日为普遍的局部。

1945年5月8日，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战争胜利结束，日本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 本帝国主义为所谓“本土决战”，在中国战场上，不得不开始采取对美英盟军作战为主，对军队作战为从的战略收缩，放弃湘桂线及粤汉线大部，将在南 方的作战主力向华中地区集中，再准备转用于上海、山东半岛、朝鲜沿海，及用于确保华北和东北；在上海以南沿海，除在广州、留置少数日军兵力外，其他日 军部队亦同时北调。日军这次战略态势的调整，是日本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由战略进攻转到战略保守，再由战略保守转为战略收缩的又一次军事战略大转变。

（12）参见军总参谋部编：《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285页，1948。

我们还可以华中战场为例来说明，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兵力有11个师团另4个旅团，计第十一军7个师团和1个旅团负责武汉地区和附近的作战 任务（9）；另有中国派遣军直辖4个师团和3个旅团，负责长江中下游、宁沪杭广大地区的“治安”。日军第11军除以鄂豫边部分兵力对付我新四军鄂豫纵 队外，其大部兵力仍继续对正面战场军作战。对华中敌后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约用5个师团的兵力，占其华中战场总兵力的38％。由此可见，从l938年 11月到1940年下半年，日军华中派遣军还没有集中主要兵力对新四军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这是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能够得以大发展的客观条件。

1940年5月，华中日军为防止豫南、鄂北之军武汉，调集5个师团约10万人的兵力，分由信阳、随县、钟祥等地出动，向枣阳地区实施合 击。6月初，日军又以2个师团由襄阳转兵南下，以另一师团由钟祥以南强渡汉水，两相互策应向宜昌发动进攻。军随即先后发起反击，第六战区部队曾一 度攻入宜昌，第六战区部队先后克复襄阳（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指挥战役中壮烈），进至荆门、当阳、钟祥一带与日军形成对峙。枣宜战 役，军共毙伤日军4.5万余人。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共毙伤日军1万余人，给予日军一定打击。

在武汉失守后，其政策亦发生了变化。在上加强了，如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异党活动办法》，秘密颁发《问题 处置办法》等。但由于日军进攻的重点仍然对准正面战场，因而的积极还无力并难于付诸于军事行动上，这在客观上仍须用主要力量抵抗日军 的进攻。在军事上，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先后在湖南南岳、陕西武功两地召集军事会议，决定要“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 人”，“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这是军抗日还比较积极的表现。由于八军和山西新军的发展，造成阎锡山的恐慌，阎军遂于1939年12月向山西新军 和八军发动进攻，由此引发了“第一次”。从全国范围来看，只局限于晋西南、晋东南地区，其规模也不大；从时间上说也比较短，到1940年2月基 本结束。

四、1944年至1945年8月，中国在敌后战场举行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此起彼伏，规模上由局部向全面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形态。但正面战场的作战缺乏主动性、全面性，只局限于西南一小隅。

以往的党史、军战史著作，几乎都认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积极，消极抗日，敌后战场已上升为主战场了，正面战场降到次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研究必须立足历史事实。“马克思的方法首先考虑具体时间、具体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6）。那么，军队在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这两年里，其“客观内容”是什么呢？

在8月4日中央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也指出：“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完全是战争中敌之进攻，我之防御阶段，但也还不是有利于我之相持阶段的到来，而是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8）

总之，正面战场在1939至1940年的两年里，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较为的抵抗，因而给日军较大打击，共毙俘日军26.3万余人，同时也付出 了101.9万余人的重大伤亡（10），与1937年至1938年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突出表现。

（10） 参见蒋纬国总编：《抗日御侮》，第10卷，第44－45页，黎化出版公司，1978。

不过，国民为盟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安全顺利入境，曾于1942年2月至6月以3个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在极其艰苦的下救出 被困英军7000余人。1943年11月至l945年3月，又先后以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滇西、缅北地区与美军共同对日实施战略作战，歼灭了日 军第十八、五十六师团大部和击溃另两个师团各一部，毙伤日军4.8万余人，并收复了缅北的中心城市密支那，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 8.3万平方公里。缅北、滇西作战，重新打通了中印、滇缅公，打破了日军大本营妄想从西南和进攻中国大后方的，了中国人民的国际合作精 神和民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这是正面战场在此阶段中唯一引以为荣，扬威异域的一次对日作战，应该充分肯定。但在全国其广大地区则没有出现正 面战场作战的行动。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指出，由于军执行持久消耗战略，因而在战役指导上采取消极的单纯防御方针，主要实行线式的防御阵地战，按照蒋介石的要求 “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否定运动战和游击战，作战样式呆板；战前没有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加之内部派系倾轧等各种利害关系的制约，从而使几次 大的防御战役都最后被日军击破，尤其对于日军向、山东、晋南、豫北和南京，广州等地的进攻，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出现大溃败局面，中央迁 都退守重庆，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在15个月内侵占华北、华中国土和华南要地，占领中国大中小城市340余座，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国民 党军正面战场防线，由中国沿海向内地后退约700公里。正面战场的极大失利，蒋介石战略指导的失误难咎其责。

从作战效果、战绩来看，正面战场也有不凡的表现，军对日军的这些进攻，大多进行了较抵抗。如1939年5月初，日军第十一军以3个师团以 上的兵力，分由钟祥、京山间及应山、信两个方向，向随县、枣阳一带发起进攻，军调集26个师的兵力，于5月13日开始，毙伤日军1.3万余 人，迫敌仓皇溃退。是年9月，日军为巩固武汉，扩展外围，由赣北、鄂南、湖北三进犯长沙，于9月底进至金井长寿街等地。第九战区集中20余万兵 力，在10月初对日军发动，毙伤日军4.2万余人，终于打退了日军对长沙的第一次进攻。1939年11月，军委会位于桂林以北的战略预 备队，对广西南宁以北昆仑关的日军实施。从12月18日起，以5个集团军25个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分三向南宁发动，置 主力14个师于南宁东北昆仑关方向，经十余日激战，军于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至1940年2月，军再度向增援之日军发起，日军终因战 力不支，全部撤返南宁及邕江以南地区。同年11月，日军沿桂越公侵占越南北方，全部退出了桂南。

在此阶段，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确实发生了较大变化，1938年11月至12月间，日本近卫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改变过去“不以国民为谈判对手”的 立场，转而采取以诱降促其，军事上实行有限度的军事进攻或打击，促其崩溃的两手政策。但由于仍继续抗战，因此，侵华日军进攻的重点 仍然放在正面战场，还没有转移主要兵力到敌后战场上来。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1939年3月 －5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0月）、1939年冬季攻势（1939年11月－1940年3月）、桂南会战 （1939年11月－1940年11月）、绥西作战（1939年12月－1940年4月）和枣宜会战（1940年5月－6月）等。这七次战役的规模都相当 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8万－10万人左右，中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在20万以上。特别是1939年 “冬季攻势”和绥西作战，都是军主动对日军发起的进攻，军统帅部先后调动10个战区132个师、9个旅，共100多万人投入对日作战；国 民党军在枣宜会战中先后调集第五战区55个师40万人，抗击日军第十一军8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它接近战略防御阶段四次大会战的规模。

（8）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11辑（内部本）。

由于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破灭，蒋介石赖以起家的江浙财阀及整个受到严重，全国人民民族不断高涨；终于使采取了对日逐渐强硬的态度。1937年8月14日，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遭日本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自卫权以应之（4）”。8月15日，下达总动员令，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代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5）。8月20日，军事颁发《战争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方针，以转换优劣形势，争取抗战胜利。为此，遂决定在平汉、津浦两线设立三道防线，以阵地战阻击日军进攻；并同时在上海开辟战场，日军改变作战方向，避免侵华日军集中主力在华北与我决战。

（6）《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

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继续支援中国抗战，美、英为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转为支持中国抗战，德、意为利用 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钳制美、英，则力促日本“南进”，并力劝蒋介石对日和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在新的形势下，蒋介石在日本诱 降、劝降，苏、美、英支持中国抗战的形势下，执行既抗战又的两面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则完全采取“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把中国 抗战的胜利寄托在美英盟军身上，对抗日非常消极。这一阶段正面战场对日军的作战基本上采取“避战”、“应付”的态度，即敌来我挡，敌退我停，很少主动出 击。

（9）［日］《支那事变.陆军作战》（2），第299－304页，东京，朝云新闻社，1983。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曾幻想就地“和平解决”，但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平(北平)津(天津)地区，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前进阵 地，随即又陆续调集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展开战略进攻，迅速夺取冀、察、晋、绥、鲁五省，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1937年8月13 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速占上海，南京，就范，以求在2至3个月内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报告中， 战争可以在两个月内结束（2）；日本陆海军制定的作战目标是“排日抗日的根源的中央”，“通过全面战争，以期根本解决日中间的问题”，计划在三四 个月内结束战争。日本决心集中兵力在华北的、一线与中队进行决战，消灭中队，防止战争局势扩大或进入胶着状态，“极力避免对华中及 华南使用兵力”（3）。

上述史实表明，从略相持阶段1941年起，蒋介石始终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美英等国对日作战的胜利上，在代号为“白培计划”的所谓中国战区总计划中，也没有军于中国战场独自主动地向日军进行全国战略的内容。

综上所述，从1941年进入完全相持阶段后，军除滇西、缅北的作战，与美军配合比较积极外，正面战场基本上没有对日军采取主动的作战行 动，而的军事却成上升、扩大趋势，先后发动2次，尤以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为甚，蒋介石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围剿皖南新四军军 部，使新四军伤亡9000余人。因此，从1941年以后，军队的伤亡人数就逐年减少。1941年军伤亡人数为28.2万余人，1942年为 20.1万余人，1943年为12.5万余人，1944年为20.6万余人，1945年为14.3万余人（11）。军在1941年至1945年5年 的伤亡总数(计853，603人)，不仅不及1937年至1938两年的伤亡数(1，084，379人)，也比1939年至1940年两年的伤亡数 (1，019，911人)少。这个下降趋势，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1941年后确实消极抗日的事实。

（3）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1卷，第178页，东京，朝云新闻社，1978。

（5）《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四，第608页，中国会党史委员会印。

一、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日军展开战略进攻，中队进行战略防御。在此阶段，由于日军迅速击破军主力，以投降，因而这一阶段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整个八年抗战，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自己付出322万多人的 重大伤亡（12）。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军队的（13）广大爱国官兵，他们蒋介石的愿望，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 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都为中国抗日 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同样都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4）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绘萃》，第97页，，海潮出版社，1988。

二、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还不是完全的相持阶段。虽然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变化，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正面战场，因而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军在整体上抗战仍还比较积极努力。

（1）《选集》，第3卷，第941页，，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战场战略大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上。敌后战场从1943年8月的林南、卫南战役起就揭开了局部的序幕，且在苏联红军实施 远东战役的同时，即已将持继一年半之久的局部攻势作战，发展成全面，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最后一战”，取得了歼敌39.8万余人，收复县以上 城市250多座的重大胜利。然而，正面战场军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加速从西南大后方空运至华北、华中和华南抢占战略要地，对八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 游击队的对日大不但不予协同配合，反而采取无理和，甚至与日伪军暗中，进攻八军、新四军，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作战，在9月2日 日本于投降书上签字后，仍持续到1945年底。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垄断了受降权，对原日军侵占的重要战略地点，除东北及、承德、赤峰、多伦、 古北口为我八军解放外，其余大多为军抢占。

（7）中央党档案编：《选集》，第12册，第145－146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军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付出了重大，其正规军损失达104.4万余 人。应该看到，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作战的广大官兵不怕，英勇杀敌，涌现了许多的爱国主义事迹，为粉碎日本军国主义3个月内中国的侵 略计划，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使侵华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也为八军、新四军等抗 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广大爱国官兵与日军英勇作战，中国大好河山就可能会很快全部被敌占领。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开战不到40天的时间里就向投降，苏联在战争头5个月中失地千里，未能组织有效抵抗。而中国不仅没有投降，反而有效地组织了忻 口、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会战，重创日军，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战争历史表明，国民军事委员会和蒋 介石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的战略指导方略基本是成功的，其主导方面是应该肯定的。

三、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战场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其特点是军事上相持。日军作战重心逐渐由中国战场转移到南太平洋战 场，对中国战场采取巩固占领区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方针，频繁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清乡”，敌后战场开始承担抗击日 军的重任，并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正面战场的作用开始下降到次要。

（11）参见中华史政局编：《抗战简史》，上册，第288页，1948。

中央在l939年7月23日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中指出：“(一)敌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的政策，即以引诱中国投降为主，而 以其军事行动配合其。……（二）因为敌在正面进攻比较沉静，而得出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结论是错误的。不仅中国的进步和力量的增加，还不足 以抵御与停止敌人的前进，……日寇继续用军事进攻中国正面(西南、西北)与敌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三）认为敌后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主张，同 样是没有根据的。……战役上的相持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仅仅是暂时的局部的，即战役的相持，而不是全般中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也不是全般敌后抗战的 战略相持阶段。（四）目前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7）”。

中国战场的大，实际上即解放区战场的全面。中国战场之正面战场自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国土沦陷，全国上下，国民面临政 治、经济危机。为适应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1944年底，军在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将机力编成4个新的作战兵团，而且至1945年春，国 民党军装备的美械部队已达35个师，并陆续得到外援，新编兵团也已在西南省份编组和部署完毕。但是，军并未适时向日军发动战略大作战，而准备在 日本投降时迅派军队先行抢占上海、大沽、广州、青岛、汉口等要地，直到1945年4月后，广西日军沿湘桂线向湖南撤退，军仍不敢追击。至5月后，国 民党才以第三、第四方面军主力尾追日军，但仍避免与日军交战。5月下旬收复南宁，6月下旬收复柳州，7月下旬收复桂林。8月上旬，撤至全县附近的日军，以 两个师团向军实施以攻为守的反击，双方伤亡严重。至17日，军收复全县，而日本已于15日宣布投降。另外，在此期间，军于湘西宁 乡、益阳、武冈和新化地区防御作战，都不具作战的性质，而在进入广西后才制定的向广州方面的计划，也由于日本投降而未及实施。

曾肯定地指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但也允许有较多的（1）”。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这对于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二个月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消耗日军兵力和战争资财，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太原、上海失陷后，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到1938年2月，第五战区的防御地域，已缩小到以徐州为中心，南北与日 军对峙的纵深仅隔200余公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仁采纳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指导方针，采取“北攻 南守”的战役部署，集中67个师(旅)计45万余人的兵力，从2月12日起，以两个集团军分别济宁、邹县日军，歼敌数千人。3月中旬，日军第十师团沿 津浦南下，逼进台儿庄，从东北越过运河袭占徐州，军一部在台儿庄拚死抵抗，随后组织7个师对当面之敌进行反击，歼灭日军2万余人，日军放 弃对台儿庄的。4月中旬，徐州南北之日军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对徐州展开猛攻，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伤亡近20万人，力量不济的情 况下，最后放弃了徐州，但也歼灭日军3万多人。

从1941年到1943年，正面战场进行的主要作战有豫南战役(1941年1月——2月)、上高战役(1941年3——4月)、中条山战役 (1941年5——6月)、第二次长沙战役(1941年9月——l0月)、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1942年1月)、浙赣会战(1942年 5月——9月)、鄂西战役(1943年5月——6月)和常德战役(1943年11月一12月)。这几次战役，是侵华日军为配合东南亚方面作战，切断中国东 南交通线，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防止中队南下支援、缅甸的英军而发动的局部进攻，虽然上高战役（歼敌1.5万余人）和第三次长沙战役（歼敌 6000余人）打得比较好，但没有一次是主动对日作战的，只是在对日军“避战”无奈的情况下，才进行有限抵抗。军从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伤 亡总数(共计60.8万人)不及1940年一年之多(共计67.3万余人)。这一事实也清楚地说明蒋介石对抗战的消极趋势。相反，在方面却很积 极：1941年1月，军第三战区调集7个多师8万余人的兵力，发动围歼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1943年3月10日，蒋介 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首先从思想和上掀起了逆流，并从6月开始先后调集第八战区5个集团军近50万人，扩大对陕甘宁边区的，准备分9 闪击延安。只是由于中国的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才粉碎了蒋介石的战争。

此外，由于日本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对蒋介石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以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流，达到“以华治华”的。因而在蒋介石积极反 共、消极抗日的影响下，内的“曲线救国”投降理论甚嚣尘上，导致军先后有78万人投敌，其中将级军官67名，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八军、 新四军。

1937年10月中旬的忻口、太原战役，第二战区集中了第二、第六、第七、第十四、第二十二等5个集团军，34个师另13个旅，共约28万余 人的兵力，在八军的密切配合下，依托山地有利地形，与日军作战，歼敌2万余人，迟滞了日军沿同蒲南犯，造成了华北有利局势。八一三开始的淞沪抗战， 先后调集64个师70余万人的重兵，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顽强坚守阵地，抗击日军22万余人对上海的进攻。战役初始，军对日军各据点发动 多次；战役中期，抗击日军以重兵切断宁沪铁，从西南方向封闭上海的，并以6个师(旅)对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中，涌现了许多 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与敌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如在上海市苏州岸担任掩护任务的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800余人，在副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坚守四行仓 库，连续抗击日军四昼夜的猛攻。曾高度赞誉“八百壮士”将与“平型关”、“台儿庄”的勇士同列为“民族典型”。淞沪抗战前后阻击日军达三个月之 久，毙伤日军6万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形成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各自而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 正面战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最高的错误指导，使其发挥的作用，与其执政党地位和拥有200多万人的军队，又很不 相称。本文对正面战场的作战过程作一初步探讨。

（2）转引自井上清：《天皇战争责任》，第86页，，商务印书馆，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