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蜀文化元素图片桂林诗句赞美的地方桂林文化旅游局

　　6月1日至2日，习总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敷文化以柔远。赫赫先秦、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典雅宋韵、元明清风采，在上下五千年的华夏历史长河里，我们伟大的祖先创造出了灿若星辰的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惊艳了时光、惊动了四方。至今桂林文化旅游局，我们仍能从唐诗宋词元曲、竹简毛笔古琴、仁孝礼义信，以及画卷上将满未满的留白、诗歌中欲说还休的婉约、舞台上的一声京腔、盈盈水袖中，找到源源不断的自信，找到生生不息的力量。

　　守好中华文脉，赓续古老文明；弘扬文化自信，谱写桂林新篇。在“6·10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本报深刻领会习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出深度文化系列报道。全面展现桂林的水利文化、石刻文化、红色文化、抗战文化、诗词文化、戏剧文化、清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成果，探寻新时代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之道，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甲天下的力量。

　　众人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殊不知桂林石刻也堪称甲天下。在东晋以来的1700余年漫长时光中，无数文人墨客、士大夫慕名而来，登山临水，悠哉游哉，把对美丽河山的感受刻入山石。2500余件石刻分布在桂林城市中心及周围的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等20余处名山洞府。“诸山无一处无摩崖”“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绝非虚言。桂林石刻如同一本藏在山水间的编年史书，当我们仰头仔细辨认这些风蚀雨打过后的碑文时，仿佛握着一把打开历史的钥匙。

　　桂林石刻是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刻与山水相得益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多年来，我市对桂林石刻的保护与传承可谓不遗余力。2001年6月25日，桂林石刻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由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桂林文化旅游局、桂海碑林博物馆共同完成了桂林石刻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申请表，向成功申遗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未来，这些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将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宋代淳熙辛丑年的一个夏天，一个叫王清叔的人雅兴来了，叫了8个朋友到西湖边一聚。他们分别是程伯庄、徐商老、张明仲、刘传朋、张子真、李伯寅、魏熏夫、王咏之。那天，尽管时序接近秋天了，但桂林却火气未收，仍旧能感受到燥热。大家泛舟湖上，看到旁边有一处岩洞，便兴致勃勃地进去喝酒唱歌，谈笑宴宴，兹游甚乐。一直玩到了夕阳西下时分，洞内寒风阵阵，清凉入心，殊不知有暑气。

　　这场夏末秋初的雅集，被刻在了白石岩中。842年过后，当我们仰望这块石刻，在模糊的字里行间，仍能够感受到古人“但放悠然天地间”的雅兴。像白石岩这样的雅集，古往今来在桂林还真不少。在龙隐岩洞内抚琴、在弹子岩灵隐亭中避雨观荷、在隐山之北洞中推杯换盏、在曾公岩里剧饮不醉……而这些刻在摩崖上的“编年史书”，成为了今人打开历史的一把钥匙。

　　“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岭南，题名、赋诗，摩崖殆遍”、“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100多年前，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对桂林石刻给予了高度评价。2500余件分布在奇山秀水间的摩崖石刻、造像桂林文化旅游局、散碑，让桂林摘下了全国石刻数量的桂冠。

　　如果极简地去概括，桂林石刻的发展可以精炼地概括为“始于东晋，勃兴于唐，鼎盛于宋，低落于元桂林文化旅游局，荣于明清”。最早的桂林石刻相关记载见于明代人邝露的《游虞山记》。东晋颍川人庾阐出补零陵太守时，作“虞舜像赞并序”，刻石于虞山，可惜如今该石刻已毁于历史风烟中。唐代，佛教盛行，广筑庙宇，云游途经桂林的僧人、士大夫在桂林也留下了诸多踪迹。在西山，98龛242尊佛造像藏于山林崖壁间，仿佛诉说着千百年前芸芸众生虔诚的礼佛之心。到了宋代，来岭南的士大夫、文人墨客愈发多了起来，他们在登山临水后，往往喜欢留下字迹、诗文，其中不乏张孝祥、范成大、詹仪之等大咖。数据统计，宋代的桂林石刻多达500余件，“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名不虚传。到了元代，桂林石刻进入了停滞期，仅有30余件。而在明代，题诗成为了桂林石刻在这个朝代的最大特点。清末，可移动的石碑明显增多。根据《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一载，清代桂林的石刻总数达到了636件，其中，以石碑形制呈现的有152件，远远高于前朝。而出现这样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石刻的内容贴近百姓生活，如禁约碑、山林水利纠纷判决碑、捐资名碑、诰封碑，等等。

　　桂林石刻之所以在全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在于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更在于其丰富的石刻内容和迭出的精品。这些石刻，是千余年来桂林地区社会人文历史的一个个横截面。作为广西中心的桂林，重大历史事件都能在山石上找到印证。龙隐岩中的宋代石刻《元祐党籍碑》，无疑是桂林石刻中一件具有极大意义的作品。在这里，记录了发生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一次激烈的党派斗争，诸多后人熟知的文学大家，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黄庭坚等309人均被列入“奸党”名单，刻于石碑上昭告天下。从褒到贬，石无言却能传千古。时间检验出了奸佞忠心，也让正直不阿的美德弥足珍贵。

　　而在2500余件石刻中，也不乏“中国之最”：《乳床赋》是中国最早对岩溶地貌进行考察的文献，《静江府城池图》则被誉为中国最大、最早的军事摩崖石刻地图。此外，桂林石刻还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超过六成的石刻围绕桂林山水展开，我们如今熟悉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其来源正是王正功在独秀峰的《劝驾诗》石刻。李渤《南溪山诗并序》、范成大《复水月洞铭》等，诗文典雅，与秀美灵动的山水相得益彰。颜真卿手书的“逍遥楼”，是其书法生涯中难得一见的大尺幅作品；米芾刻于伏波山还珠洞内的《米黻（芾）题名》和《自画像》，是至今所能见到的米芾书画作品中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书法作品和唯一的绘画作品。在龙隐岩内的《石延年饯叶道卿题名》，是著名书法家石曼卿流传下来的唯一作品。他的书法被范仲淹誉为“颜筋柳骨”，具有很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

　　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如今，徜徉在山水深林间，抬头蓦然看到一块块石刻，刹那间仿佛时空交叠。今人与古人对着同样的江水、赏着同样的月亮、感受着同样的盎然春意、肃杀秋愁，同样悠哉游哉于山水，同样触景生情抒怀写意，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因搜览名碑殚精竭虑，因梯滑坠岩“眉膝皆损”，拓片被揭去“不胜怅怅”，拓碑而“运木横架”，为拓本“剜污补空，竟日润色之”……对石刻的传承和保护，从古至今，有心人一直在努力桂林诗句赞美的地方。

　　桂林的石刻数量如此之多、前后历史跨度如此之大，保护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可喜的是，我市从民间到政府都十分重视，可谓不遗余力。

　　在我市虞山西南壁的唐代韩云卿的《舜庙碑》顶部及上部两侧，至今仍然留存着唐人凿出的“人”字形排列的5个方孔。这是古人为了防止雨水侵袭碑面，在碑上做碑檐留下来的孔。除了做碑檐，古人还会采取在摩崖石刻上方凿出饮水槽引流、在石刻表层涂生漆、筑护碑亭等方法保护石刻。

　　时间来到。1935年，胡适应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邀请来到广西。在看了许多石刻后，胡适建议：“我们盼望馆中诸公能作系统的搜访川蜀文化元素图片，将各地的古石刻都拓印编纂，将来可以编成一部‘广西石刻文字’，其中必有不少历史的材料。”

　　抗战时期，广西省政府因顾虑战争对文物的损坏，于1940年起由林半觉先生负责进行大规模的拓印。“搜讨广西石刻拓本，筹编广西石刻志，冀存一部粤西史迹，六年来获墨拓一千八百余种，凡三千余帧。”(《广西石刻展览始末》，载1946年《广西石刻展览特刊》)。后因日军频繁空袭，这些拓片及时得到迁徙，才免于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新中国成立后，我市对石刻的保护更是实现了“连级跳”。2015年，在拥有地方立法权后，我市出台的首部实体法规便是《桂林市石刻保护条例》。2018年，《桂林市国有石刻保护资金管理办法》出台，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了保护条例。

　　石刻保护之难，难在何处？从事了十余年石刻研究展示工作的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鲍刚介绍说，石刻的病害与人为破坏是损害石刻保存、流传的主要因素。桂林的石刻大多数刻在山石间，下雨过后石缝间会渗水，久而久之在化学作用下，凝结成碳酸钙附着在石刻表面，造成石刻看不清楚的现象。岩石本体存在的裂隙又为可溶盐的渗入提供了渠道，造成石刻表层剥落。同时，石刻处在裸露的环境中，微生物如苔藓也会附着在石刻表面形成生物锈。还有就是承载着石刻的岩石松动、崩塌，这些都会对石刻造成破坏。

　　对此，我市依托桂海碑林博物馆、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多年来通过开凿排水引流槽桂林诗句赞美的地方、制作碑檐、建护碑亭、涂刷清漆、清理表面沉积物、清洗漆膜覆盖、保护性填色等对石刻本体进行有效保护桂林诗句赞美的地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除了开展上述保护工作，从2004年开始，作为广西唯一的石刻专题博物馆，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还开启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对桂林石刻进行数据采集。这项繁重浩大的工程一直持续了将近20年。副馆长吴文燕介绍说，石刻数据库的建立和数字化展示，对当下的石刻保护工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桂林的石刻主要分布在桂林市中心及周围的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象鼻山、龙隐岩、龙隐洞、普陀山、隐山、西山、南溪山、虞山、铁封山等30多处名山洞府桂林诗句赞美的地方，方圆数十平方公里，使得展陈和观赏变得颇为艰难。目前，博物馆对摩崖石刻的采集数据工作已经完成了98%以上。在此基础上，接下来还计划建立整个广西的石刻数据库平台，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生动地展现在每一位踏入博物馆的观众眼前。

　　调查是保护的前提。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尹文军说，近年来，我市文保行政部门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对全市范围内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复核。在全国石窟寺（含摩崖造像）桂林专项调查工作后，更进一步摸清了我市摩崖造像的“家底”，并发现了不少新的石刻桂林诗句赞美的地方，如2022年发现的唐代芙蓉山摩崖造像和宋代芦笛佛塔石刻。此外，从去年开始，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还与民革桂林市委员会一同，开展了抗战摩崖石刻专项调查工作，将桂林石刻文物历史研究时期从东晋—清末拓展到了。目前，已发现直接与抗战有关联的石刻30处。

　　“这些抗战摩崖石刻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在抗战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能开展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尹文军说，该项工作已被列入自治区政协督办的重点提案中，接下来，抗战摩崖石刻的调查范围将从桂林扩展到整个广西。

　　桂林石刻的保护，也牵动着民间力量的关注。2009年，因工作原因，媒体人秦冬发接触到了桂林石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跟着相关专家造访桂林的山山水水，制作出20集、解说词总字数为6万余字的桂林石刻系列专题片桂林文化旅游局。此后十余年，秦冬发更是带着好奇和关注，搜集、考证桂林的石刻川蜀文化元素图片，撰写了《桂林石刻探微》《桂林石刻：史实与人事考略（上、下）》等专著。秦冬发说，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石刻也是甲天下。但石刻的赏析是有门槛的，对鉴赏者的识字断句、历史知识储备都有一定要求。加上石刻大多数以室外的、立体式展陈方式出现，因风雨侵蚀石面也给阅读造成了一定难度。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桂林山水间的这块历史文化瑰宝，专家学者和民间力量都在不断推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由桂林市文管委编著的《桂林石刻》（内部资料）对桂林石刻进行了基础的数量统计与收集整理，开启了对桂林石刻系统研究与保护的征程。到1983年，专家们在调查时发现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石刻，诗句从何而来有了定论；2019年，由文博专家谭发胜牵头组成的研究小组撰写出版了《桂林石刻碑文集》，系统地梳理了东晋到清末桂林的石刻，是目前市面上对桂林石刻收集最全、内容最丰富、资料最翔实、史实出入最少的专著。

　　如今，保护和传承桂林石刻的接力棒到了我们手中。在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大背景下，如何让古老的石刻焕发勃勃生机？申遗或许是必经之路。

　　今年5月，由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和桂海碑林博物馆共同完成了桂林石刻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申请表，待逐级遴选后进入预备名录，才能够有机会申遗。从提交申请表到最终申遗，长路漫漫。但尹文军和鲍刚都充满了期待，也倍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尹文军说，放眼广西，目前只有花山岩画被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未来灵渠和石刻无论是谁能够申遗成功，都将是“桂林的荣光”。当务之急，还是需要攻克技术壁垒，找到一个能将保护与展示相结合的路子，把桂林石刻独一无二的人文历史风貌展示给世界。

　　鲍刚则表示，一旦申遗成功，桂林石刻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保工作者更加任重道远。“不仅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保护石刻，还要对石刻的本体、载体以及周边环境进行一个综合整治。同时，对石刻文化价值的挖掘，要比现在更深一层，对石刻的宣传也要更进一步，用好桂林石刻这么一张珍贵的名片。就像种下一颗银杏树的种子，等待它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或许是漫长而辛苦的，但更多的是欣喜和期待。”

　　2006年-2007年，桂海碑林博物馆每年的游客接待量为50万至60万人次，绝大多数为、东南亚客人。这也是博物馆接待量的最高峰时期。到了疫情前的2018年、2019年，我们的接待量在28万至30万人次。疫情期间出于防疫需要大幅下降，今年又实现了回升。1-5月，博物馆迎来了8万人次的访问流量。

　　在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大背景下，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走近石刻、爱上石刻？近年来我们也做了不少尝试，比如与七星区政府一道在龙隐路上打造了古代大型石刻长廊。当市民和游客漫步在街道上，仿佛步入了历史的长卷。此外，我们馆还利用“5·18国际博物馆日”“6·10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寒暑假、传统节日等契机，推出了18个研学课程，让市民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在拓片体验、石刻讲座中增进对自己家乡历史文化的了解。基于桂林山水老八景，我们还设计出了不少文创产品，如团扇、拓片、茶叶等，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在今年的博物馆日，博物馆还与广西师范大学望道剧社合作，以花桥为背景，推出了实景演出《花桥荣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未来，我们将尝试着通过戏曲、诗歌等载体，将桂林石刻立体式、全方位地宣传出去。（记者韦莎妮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