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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西路上，赭红色外墙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是全国唯一留存下来的抗战时期的戏剧剧场。它见证了欧阳予倩、熊佛西、田汉等上千名知名文人汇聚桂林时举办的声震中外的“西南剧展”，更彰显了当时中国民众那些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

　　2023年10月27日至11月5日，传承桂林历史文脉、赓续“西南剧展”荣光的桂林艺术节将再次启动。

　　盛会开幕之前，让我们借助著名学者黄伟林的笔触，回望那个烽火连天、满溢爱国情怀的年代，感受桂林这座曾被全国文化、文艺界人士视为“绿洲”的古老城市。

　　在军事扮演主角的抗日战争中，脱颖而出一个举世瞩目的桂林文化城。战争中，文化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什么叫意象？意象即有意之象。所谓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语言表达不完备的思想，通过图像来表达。这是文学艺术常用的修辞手法。

　　时期游览桂林七星岩是用火把照明，我称之为桂林旅游的“火把时代”。如今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有个火把节。好些年前我曾经看到一张龙胜火把节的照片，万千火把行进在大山梯田上的画面，令人震撼。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进入到桂林文化城的历史深处时，还会被另一个火把仪式深深感动。

　　许多文献都记载了桂林抗战歌咏团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歌唱活动，那是 1938 年 1 月 8 日晚上，在桂林公共体育场举行的“火炬公唱大会”。

　　据 1938 年出版的《抗战中的广西动态》记载：“那天参加公唱的有一万人以上，平均每六人执火炬一枝，据说当时的情形热烈极了，几乎整个桂林都给埋在火炬之光与救亡歌声之中了。”

　　这天，夜色初临，各路歌咏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向体育场集中，除高级组外贵州文化，尚有桂林女中、桂林高中、国民中学、桂林初中、省立实验基础学校、中山纪念学校以及各镇中心基础学校全体员工，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市民群众，一时体育场人头攒动，一片人的海洋。

　　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活动开始，由满谦子充总指挥，以手电筒光点代表拍点，台前绥署军乐队伴奏，规定高音，在统一指挥之下，万众一“声”，声震桂山漓江，气壮山河。唱罢主题歌，全体歌咏团员手持火把，以绥署军乐队为前导，列队上街，并各自唱着各种救亡抗战歌曲；路旁观看的市民拥挤，几乎途为之塞。

　　当时桂林文化城最重要的本土文化人之一李文钊后来回忆：这次火炬“在全国说，是最早的创举”。

　　桂林文化城音乐文化的研究专家王小昆告诉我们：这次活动，场面壮观宏大，不仅震撼了美丽的山城，影响波及华南各地。美国福克斯公司旅桂摄影记者还将此盛况拍摄为电影桂林旅游宣传图片。

　　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满以手电筒当指挥棒，并通过扩音器，领唱了“胜利的明天”，然后歌咏团员手持火炬上街，万人空巷，全城沸腾。最后返回体育场，围着篝火继续高歌至深夜。据悉，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看了新闻影片的报导，为之动容。

　　后来，这种火炬公唱和火把在桂林时有举行，比如，1939 年 7 月 7 日，为纪念“卢沟桥抗战”两周年，桂林体育场举行数万人纪念大会，晚间举行火炬，演出街头剧，并举行战利品展览会。

　　艾青是 20 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1938 年 10 月他来到桂林，到桂林不久，他就创作了他最负盛名的那首诗《我爱这土地》：

　　1939年7月7日桂林的火把震撼了艾青，以致他离开桂林之后写作了长诗《火把》。这是艾青最优秀的长诗之一。艾青几乎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桂林的火把：

　　抗战时期艾青在桂林工作生活了大约十个月，当时他是《广西日报》副刊《南方》的主编。在桂林，艾青的生活既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说的是他投身于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中，用他编辑的报纸、他创作的诗歌参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跌宕起伏说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在桂林出现了重大的波折。他最初是带着妻子到桂林，当时妻子已有身孕，后来艾青便送妻子回浙江生孩子。当时桂林经常举行诗歌朗诵会，有一次艾青参加诗歌朗诵会，《救亡日报》的女记者高灏朗诵了艾青的诗歌，艾青因此迷上了高灏。高灏有一个妹妹高汾也在《救亡日报》，她们与母亲共同生活在桂林。《火把》这首诗里面写到的两个女青年，就有高灏的影子在其中。

　　这首近千行的长诗不仅描述了火把壮观的场面，而且呈现了女青年唐尼面对爱情和救亡时既矛盾又兼容的内心世界，将当时大众群情振奋的场面和个人内心纠结的体验进行了富有诗意的编织。读这首诗，我们既可以看到历史的现场，又可以听到个体的心声。

　　桂林之所以成为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除了桂系的感召力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桂林岩洞多，跑警报、躲空袭方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城市。

　　抗战期间，桂林频遭轰炸，据许多人的回忆，桂林遭遇最猛烈的一次大轰炸是 1938 年 11 月 30 日。这一天，从广州、武汉等地撤到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在月牙山倚虹楼举行临时座谈会，有巴金、艾青、杨朔、夏衍、王莹等 20 多人参加，巴金《桂林的受难》一文就提到这一天他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那么，月牙山的龙隐岩应该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地了。陶行知这一天正好在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演讲，中途得到警报，只好到附近的雉山岩躲避，听众跟着陶行知到岩洞，陶行知继续演讲。当时雉山岩躲避空袭的老百姓很多，临时听到陶行知的演讲，很有兴趣，亦随机听讲。这个遭遇给陶行知一个启发，利用老百姓躲避空袭的机会，开展岩洞教育。

　　陶行知认为，“桂林山洞甲天下，这些山洞不但是天然的防空壕，而且是天然的民众校舍。”他根据调查建议，桂林本地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一万人，可以动员一二千人从事普及教育，组织战时普及教育团，每一个大山洞为一个战时民众学校，由一个普及教育团负责，其包含之每一小山洞为一课室，由教育团组织分团负责。教育的内容，包括军事报告、抗战故事、空袭常识、唱歌、科学常识、民权初步及集团生活、文字训练、演戏，等等。

　　那是在岩洞傍山岩的凹处，老百姓可以借书报室里的任何一本书看。石壁上还挂有战争地图贵州文化、连环画书和摄影，其中最动人的是《太行山游击队》《我军机械化部队出动》《伤将士重上前线》。岩洞口的壁上……贴上了壁报，壁报共有三份，是属于三个团体的：新安旅行团、电影放映第二队、朝鲜义勇队。观众最多的是朝鲜义勇队的壁报，它差不多每篇文章有精彩的插画。有一幅画着一个青年，左手拿了“中韩民族联合起来”的盾，保护着地球，右手拿着一把“抗战到底”的剑，对面盘踞着的一条“日本帝国主义” 大蟒蛇，作欲扑杀之势。

　　由于陶行知的倡议，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如今，七星后岩洞里的岩石上，还有岩洞教育的标语：“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岩洞就是学校”“警报是我们的上课钟”……这些都是桂林抗战时期岩洞教育的标语。

　　如今人们能够信口说出桂林三花酒、桂林辣椒酱、桂林腐乳这桂林三宝，殊不知桂林三宝的说法有多种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中有一宝是七星岩。七星岩作为当年桂林城区中已知的最大的岩洞，在抗战期间，不仅具有极高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它给予许多丧失家园的中国人巨大的安全感。

　　摩崖指的是刻画在岩石上的文字、图像或塑像，包括摩崖石刻、摩崖岩画和摩崖造像几种类型。这是广西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广西的摩崖文化非常丰富，这与广西的喀斯特地貌密切相关，摩崖石刻广西各地皆有；摩崖岩画以花山岩画最为典型，花山岩画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摩崖造像以桂林西山、伏波山等佛教造像为代表。

　　广西许多地方都有抗战摩崖。我曾经在凌云水源洞看到过抗战题材的摩崖石刻，共两块，一块为《国难期中观光水源洞的感想》：

　　这次对日战争，我们的力量，须要与此洞的源泉，永流不断地奋斗下去，才能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伟大任务。

　　一九三七年秋，参加东战场（上海）对日抗战，受创回后方治疗的我，医七个月时间，伤愈了，现复从事师旅，军抵凌云，顺游水源洞胜境，觉此洞堪称人间天上，使我万分的羡慕，待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驱出我们的国境以外，再到这里住一回千百万年，过那养性修真闲人的生活。

　　民纪廿八年十月十八日，余由校率领员生战时服务团出发，自田西而乐业、凌云作抗战建国宣传。十一月四日抵蝶城，工作之余，率游名胜，争登斯洞。仰观俯察，山明岩秀，云霭风清，丹青四壁，紫翠千盘，滚滚长流，不舍昼夜。乃与诸员生相警勉，游目骋怀，大有磅礴风云，气吞扶桑，为国家民族努力奋斗，维护锦绣河山之感。特题此以志不忘。

　　叠彩山风洞南洞口西内侧，有马相伯像。马相伯是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的创办人，他曾有句名言：“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937 年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在李宗仁的诚挚邀请下，97岁的马相伯移居桂林，在叠彩山风洞前的景风阁住了一年。因为战火逼近桂林，云南方面邀请马相伯到昆明居住。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桂林到云南必须绕道越南。1939 年马相伯在越南谅山去世。1940年，建筑师林乐义绘像，教育家林素园题词，兴安刘保虚刻石，马相伯像成为叠彩山重要摩崖石刻。马相伯像旁边是林素园的《马相伯夫子像赞》：“人赤貌慈，人瑞人师，形神宛在，坚弥高弥。”

　　叠彩山仙鹤洞洞口上方还有林素园的摩崖石刻“振翮鸣皋”。翮，翅膀意；振翮，振翅高飞之意。皋，水边高地，仙鹤洞正是漓江边的高地；鸣皋，发声于水边高地之意。振翮鸣皋桂林有哪些红色景点桂林历史文化，合起来当为振翅飞翔，高处呐喊的意思。林素园这个题刻当是唤醒国人，振兴中华之意。

　　民纪廿六年秋卢沟桥事起，我国抗战时（式恒）适掌此邦电政，因将电报电话设备权移于此，所以利通讯，策安全也，事竣，爰勒四字藉留鸿爪。

　　梁式恒为番禺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第四战区司令部少将电信联络专员、第四战区少将参事、广西绥靖公署顾问。

　　此外，伏波山还珠洞有摩崖石刻“还我河山”， 象山有“西南保障”，独秀峰有“卓然独立天地间”，这些石刻都镌刻于抗战时期。“卓然独立天地间”通过对独秀峰形状的描摹，喻示桂林城卓然独立的抗战精神，“西南保障”则是对桂林抗战时期军事地位的写照桂林有哪些红色景点。

　　作为地市级城市，如今的桂林有漓江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两家出版社，可以说是拥有较多出版社了。但人们或许很难想象，根据《桂林文化大事记》的统计，抗战时期的桂林，竟然拥有 200 家书店，而当时的书店功能大多类同如今的出版社，因此，保守估计，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机构可能超过 100 家。

　　桂林的文化是战争爆发后的一个大熔炉，在这里，有六家大小的报馆，作了本省民众的喉舌。尤其那文化食粮管理局——书店，不论总局或支店，大小有卅余间之多，给那些爱好阅读的人们一个大大的满足。我相信，除了战后繁盛的陪都外，桂林文化的充实、书店的众多，在后方却没有哪一处和这里匹敌的了。所以那些求知欲旺盛的人们，怎么不时时念着此胜地呢？

　　桂林的书店，以桂西路为最多，若从十字路向榕荫路走，在左边的有中国文化服务社、商务印书馆、提拔书店桂林旅游宣传图片、建设书店、文化供应社、改良军用图书公司、联合书局等；在右边的有上海杂志社、东方图书公司、大华、北新、时代、武学、中华、世界、军民、正中、科学等。有的正在竭力改良；有的又力求充实，前途发展正未可量。而其中科学、中华桂林有哪些红色景点、商务、正中等书局，是全国高初小学大部分教科书的产母，文化供应社是李任仁、陈邵先等一班学者集股经营筹设的，通俗的文化读物较丰富。

　　从十字街向中南路走，在右边的有大时代书局、中国图书文具公司、国防、唐文南白虹书局等，在左边的有生路书店、前导书店等两间。这几家的书本都很丰富，位置适中，不十分宽阔的铺面，时有“人满为患”。

　　再由十字路向中北路走，还有三户图书社、大公书店、供应书社、强华书局、中央图书文具公司等亦均为读者欣往的。此外其他旧书摊、杂志社等，亦为读者足尖常踏的地方。

　　桂西路书店最多，这是当时桂林众所皆知的事实。因为书店多，桂西路甚至获得了一个雅号：书店街。1942 年茅盾在桂林写有《雨天杂写》系列杂文，其中《雨天杂写之三》有这样一段：

　　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据闻将近七十之数桂林历史文化。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书四种（期刊亦在内）计，每月得二百八十种，已经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好看的数目。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

　　从学生方面说，著名物理学家李林、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梁羽生当时都在桂林中学就读。其中，李林1938年至1940年就读于桂林中学高9班， 梁羽生1941年至1944年就读于桂林中学高33班，黄旭华1941年至1944 年就读于桂林中学高 35 班。

　　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对自己在桂林中学的读书生活念念不忘。其中有两个细节他经常回忆。一个是梁羽生到桂林中学读书之前已经有很好的古典文学功底，而正是在桂林中学，在李白凤老师的引导下，他对新文学形成了正确的认识，产生了较大的兴趣；另一个是当时他博览群书的地方不是图书馆和阅览室，而是书店，桂西路上鳞次栉比的书店极大地满足了他的阅读兴趣。当时的书店对读者相当宽容，哪怕不买书，也放任读者在书店里看书。即便如此，梁羽生还是不好意思在书店里长时间地只看不买。好在桂西路上的书店实在太多了，他可以把一本书分在几个书店里看，在这个书店看几十页，那个书店看几十页，一本几百页的书，分成三五次读完了。这种读书方式，一是训练了阅读的专注度和速度，二是加强了阅读的记忆力，但是它的前提条件就是书店密集，能够让阅读者在很短的距离内进入不同的书店。梁羽生的这种阅读经历恰恰证明了当时桂西路上书店比比皆是的局面。

　　桂林的书店，是我——甚至是每一个热情的读者的最好伴侣，每一踏进他们的怀抱，就像被磁铁吸着的一样，看见这本很合己意，那本亦觉钟爱，津津有味，不忍放手；这本想买，那本亦想买，可是拍拍荷包，只好望书兴叹罢了！当此物价腾贵的国难期中，这班购买力薄弱的人们，未免太可怜了。

　　1947 年 5 月 18 日的上海《大公报》发表过著名出版人赵家璧写的一篇文章《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文章中说：

　　从三十年到三十二年的桂林城是被称为自由中国的“文化城”的，其实那里只有一所大学，四所中学，一所设备简陋的图书馆，一所空洞的艺术馆，但是她有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时期自由中国的精神粮食——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她出产供应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她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

　　桂林是广西的戏剧大市，曾获得过许多国家级戏剧大奖。2004 年山水实景演出《印象 • 刘三姐》成功推出后，有专家提出桂林应该打造演艺之都的品牌，这个演艺之都指的是中国旅游演艺之都。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早在 80 年前，桂林已经成为中国抗战戏剧之城。

　　据 1942 年出版的《桂林市指南》记载，1941 年，桂林有三个平剧 ( 京剧 ) 院、两个桂剧院贵州文化、一个湘剧院和一个粤剧院，平均每天观众在两万人左右。“华灯初上，各院均满坑满谷，坐满了人们，观赏台上的艺事，以谋精神上的调剂。”其时，国民大戏院是居桂林营业之冠的剧院，台柱刘筱衡为南方四大名旦之一，老生郑亦秋、武生周瑞华、小丑筱玉楼俱为一时之选。正阳路的高升剧院由金素秋、徐敏初、冬梅岩、马志宝、金兰香等开演平剧 ( 京剧 ) ，也有许多观众。广西剧场主要演出的是桂剧，桂剧实验剧团人才济济，“夜明珠”谢玉君、“庆丰年”玉盈秋、“小金凤” 尹羲、“小飞燕”方昭媛为当时桂剧第一流人物。

　　其他还有三明戏院、桂林戏院、东旭戏院、百乐门剧场等。这些戏院各有所长，都有各自稳定的观众群。当时行家的说法是，“到桂林听戏，到国民看文戏，到三明看武戏”。

　　白先勇小说《玉卿嫂》曾提到高升戏院，说高升戏院在中山小学斜对面，虽然是小说，但他所说的方位与真实的高升戏院是完全对应的。白先勇生于 1937 年，曾经在中山小学念过书，是一个戏迷，许多桂戏的情节和演员的形象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我曾经在图书馆查阅抗战时期桂林版《大公报》，每天头版都有大量戏剧广告，可见在桂林戏剧演出的频率有多高。比如，1942 年 5 月 25 日这一天的《大公报》，就有高升大戏院最后一天演出《梁红玉》的广告。信手翻阅桂林版《大公报》，可以发现，当时的电影院不仅放映电影，而且演出线 月，田汉、洪深、夏衍编剧，新中国剧社演出的《风雨归舟》， 曹禺编剧、旅港剧人演出的《北京人》，曹禺编剧、国防艺术社演出的《原野》几部大戏就相继在大众影院演出。而在此之前的 4 月，桂林还上演过阳翰笙编剧、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团演出的《天国春秋》和陈白尘编剧、新中国剧社演出的《大地同春》。当时的桂林，真正是好戏连台。

　　2014 年，广西师范大学推出由三台话剧组成的“新西南剧展”。在演出之前，我向各界人士派送赠票时，竟然多次听到这样的发问：“什么是线 年代就看过不少话剧，还读过不少话剧剧本，因此，对我而言，话剧似乎是一个众人皆知的舞台艺术形式；后来以文学为专业，话剧更是我必须面对的一种文学体裁，听到这样的发问，我还真不知该 怎样回答。后来推想，可能近二三十年，话剧已经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确有不少人不知话剧为何物了。

　　这些不知话剧为何物的人完全无法想象，抗战期间，话剧曾经是当时桂林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角之一。据《桂林文化大事记》的不完全统计，1937 年至 1944 年，桂林演出线 场甚至更多，当时的桂林文化城，应该是日日有话剧，周周有新话剧。

　　作为戏剧城的桂林文化城，演出的不仅有话剧，还有歌剧、舞剧、平剧 ( 京剧 )、桂剧、湘剧，此外，还有许多音乐会和歌舞表演。同样据不完全统计，1937 年至 1944 年，桂林演出歌剧 12 台、舞剧 2 台、平剧 ( 京剧 )214 台、桂剧 74 台、湘剧 25 台、粤剧 62 台、傀儡戏 9 台，这对于今天的桂林，乃至整个广西而言，都不啻天文数字。

　　当时演出的话剧中有许多是抗战题材，如《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国家至上》《心防》《秋声赋》等，当然，除抗战题材之外贵州文化，也有许多其他题材的话剧，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四大名剧，契诃夫的《求婚》桂林有哪些红色景点、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复活》、小仲马的《茶花女》等世界名剧都在桂林演出多场。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曾经在重庆演出并引起广泛争议的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抗战胜利以后，由广西大学青年剧社等搬上了桂林的戏剧舞台。

　　桂林文化城的是以戏剧展演为表现形式的，这就是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西南剧展从 1944 年 2 月 15 日开始至 5 月 19 日结束，持续了 90 多天。这 90 多天，据唐国英女士统计，共演出了线 出、平剧 ( 京剧 )9 出、歌剧 1 出，此外还有马戏、傀儡戏、魔术、活报剧和歌舞表演。西南剧展用戏剧的形式将中国人的抗敌意志发挥到一个极致，它既是桂林城文化的，也是中国戏剧史的高峰，并因此永载史册。

　　许多资料记载，在战争中，日本军队有意识地摧毁中国的文化教育机构。比如，在天津，南开大学由于日军的轰炸和焚烧成为焦土；在南京，中央大学为日本空军圈定的轰炸目标；在长沙，敌机反复轰炸圣经学院，因为当时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驻扎在这里。日军之所以对中国的文化教育机构如此“关照”，就是想从精神上摧毁中国，想从情感上断绝中国，一言以蔽之，意欲在文化上征服中国。

　　战争是、经济、文化集中到军事上的对决。在这个殊死的对决中，不仅需要军事的实力，诸如军人的数量、武器的先进、粮草的充足，也需要军事的软实力贵州文化，诸如军人的勇气、智慧和意志。有句话说得很好，文化是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放到抗战时，文化就是中国人勇气、智慧和意志的源泉。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桂林文化城的火炬，点燃的是中华民族大敌当前拼死一搏的勇气；桂林文化城的岩洞读书和书店街，是智慧的和磨砺；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摩崖，是民族苦难及其抗争的历史铭记；而戏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既有感性的表现，又有理性的积淀，凝聚的是中华民族大敌当前万众一心的意志。桂林文化城，在当时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所遭遇的最凶险战争中的文化大营救，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文脉在最凶险境遇中的文化大传承；在今天，则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意志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不能割断的情感记忆，推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亘古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