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发现桂林 观漪桥边的茅盾纪念碑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茅盾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1942年3月至12月，茅盾曾在桂林居住了九个月。抗战期间茅盾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当中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就是在桂林写就，抗战时期茅盾唯一的一部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也是在桂林所写。短短的九个月时间里，尽管生活和写作条件异常艰难，但茅盾除上述作品以外，还留下了数个短篇小说和数十篇文艺评论和杂文，总计超过五十万字，体现出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旺盛的文学创作力，为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曾如此评价茅盾：“茅盾创作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了中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水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今天桂林观漪桥西南角的小广场处，立有一座纪念茅盾的石刻，作为桂林抗战文化标识系列之一，桂林人民用石刻这种独特的艺术方式来纪念茅盾这位在桂林生活工作甚短、留下珍贵财富却颇多的伟大作家。

　　整个抗战期间，茅盾的经历被国外学者评价为“流浪期”，因为茅盾一直在国统区和香港之间流徙不定，往来奔波，生活极不安宁。他曾经落脚的地方包括上海、香港、武汉、长沙、广州、桂林、重庆、乌鲁木齐和延安等，而除新疆以及重庆外，地方均未住满一年，其中就包括桂林，仅仅住了九个月。但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艰苦环境下，凭借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茅盾依然参与了多项文学活动，并写出了大批重要作品。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时，身处香港的茅盾一度成为了日军抓捕的重要对象。茅盾四处潜藏，躲避抓捕，在换了四五个住处后，1942年1月方才侥幸脱险，与夫人孔德沚以及邹韬奋等人一起撤离香港。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茅盾等人经惠阳、老隆、曲江等地，整整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后，于3月9日才到达文人云集的桂林。

　　据桂林本地学者邓祝仁考证，茅盾的离港赴桂很是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他随身带了一本《圣经》，乔装成一名虔诚的徒，除了必备的衣物器具，其余一概割舍。茅盾思忖道：蒋介石不也是吗，一个携带《圣经》逃难的总不会被抓吧？果然，此计使他避免了途中的不少麻烦。

　　抗战以前的桂林，本是一个不到十万人口的小城市，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相继沦陷，众多文化界人士纷纷来到桂林，使得桂林市的人口激增到四十多万，人多房少，想觅一个像样点的住处变得十分困难。初到桂林的茅盾夫妇，便因找不到房子而不得不在小旅馆里住了半个月。当时的旅馆人员杂，卫生差，臭虫肆虐，加之还有日机轰炸，那日子确实难熬。不过，好在当时桂林的文化人众多，不少人都熟知写过《子夜》的茅盾，文人间的友情是支撑茅盾夫妇在桂林落脚的重要精神支柱。据资料记载，叶圣陶1942年曾居桂月余，期间就与茅盾会晤和同餐有十余次。屈居旅馆半个月后，在《文化杂志》主编邵荃麟的帮助下，茅盾才从杂乱的旅馆里搬了出来。

　　邵荃麟是当时党在桂林文化界的负责人之一，他和夫人葛琴住在丽泽门外一栋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楼下有间做厨房的小屋，知道茅盾夫妇的窘境后，便把小厨房给了茅盾夫妇俩住，总算是解决了茅盾夫妇在桂林的居住问题。

　　这间本被用来做楼上几家住户厨房的小房间十分逼仄，除了能放一张床外，就只能容下一张吃饭兼读书写作的方桌了。虽然已经比住旅馆时好了一些，但居住环境依然不理想，尤其是周围嘈杂的环境更是让茅盾头疼：楼上有几乎每天不断的麻将声，或是几位太太依栏谈赌经的喧哗，楼下则常有三五女佣洗菜切菜时家长里短的呱噪。对这种楼上楼下交相应和的尴尬环境，茅盾自嘲道：“这让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古时的歌舞型制），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茅盾后来在谈到当时在桂林的居住条件时说：那时“我的家很简单，夫妇二人而已”。“这小房虽然奇小，我倒也觉得够用。方桌上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就在这瓶瓶罐罐的旁边，我写了《霜叶红似二月花》。”

　　香港沦陷后，茅盾曾在那里东躲了一个月时间后才得以脱险。从香港脱险到抵达桂林，中间又经历了两个月的奔波，这无疑是一段惊险且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茅盾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谈到党领导下的东江游击队抢救文化人的功劳，并称之为“史无前例的伟大工作”。及时把这段经历诉诸文字，应该是茅盾在桂林呆下来的主要原因，这从茅盾在抵桂后不久即完成了七万字的《劫后拾遗》一事可见端倪。此后茅盾还完成了《虚惊》《过封锁线》等数个以这段经历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据桂林本地学者分析，茅盾当时选择在桂林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桂林拥有比重庆更加的气氛。蒋介石的中央政权与各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始终存在，桂系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也一度打出“”“抗日”旗号，网罗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来桂，彼时桂林众多的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给这些进步文人提供了相对便利的发表作品的机会。茅盾是在皖南事变后重庆形势险恶的情况下仓促离渝赴港的，此次到达桂林，对于是否还回重庆，茅盾自然也是疑虑重重。加上此时的桂林，聚集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如邵荃麟、田汉、欧阳予倩、艾芜、王鲁彦等，与这些人的交往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慰藉，对茅盾留桂工作、生活，都是最好的理由。

　　据统计，尽管生活和工作环境不佳，但茅盾在桂林的九个月时间里，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结出了累累硕果。最值得一提的当属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该部长篇小说先是在《文艺阵地》上连载，1943年9月再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小说出版后，在文艺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巴金、田汉、艾芜、司马文森等众多文化界名人曾联名向当时已在重庆的茅盾发去贺电，充分肯定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艺术成就。

　　长期研究茅盾作品的山东籍学者丁尔刚曾经如此评价茅盾的这部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艺术成就卓著，是历史发展的画卷和社会风情的华章，发挥了茅盾擅长描写大场面、气势开阔的特点，颇有《红楼梦》般的现实主义魅力，迥异于茅盾的长篇小说。在国外，《霜叶红似二月花》也赢得了较高声誉，日本曾翻译出版过此书，拥有广泛读者，美籍学者夏志清甚至认为其成就高于《子夜》。

　　不过，《霜叶红似二月花》在茅盾离开桂林后，不知何故，原来写作计划中的后续系列其实并未完成，与世人见面的文字篇幅也只相当于《子夜》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后世遭遇学界冷落。这无疑是茅盾的遗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遗憾，也是桂林文化史的缺憾。

　　遗憾是有，不过，茅盾在桂林期间仍然称得上著述颇丰。据邓祝仁考证，茅盾当时正值盛年，一天不是创作就是访友读书，即使警报长鸣，人们已经纷纷钻洞，他却常处之泰然。1942年6月4日茅盾同当天刚从成都抵桂的叶圣陶谈到他构思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当时书名未定）。9日，茅盾设宴招待叶老。中午一时许警报响了，叶老见茅盾夫妇不逃，也就留下，听茅盾侃侃而谈他在新疆一年的所见所闻。不久，飞机声起，可闻投弹声，又见高射炮射击的烟火。可是茅盾夫妇继续谈说，直到下午四时半才止。

　　日军飞机的并无规律，有时在早晨，有时在上午，有时在中午到下午，这种环境下，倘若缺少一点执著的事业心，哪能谈得上创作。然而，茅盾居然大有收获：九个月计创作有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报告文学，多个短篇小说，几十篇散文特写及杂文政论，还参加了多次文艺座谈会、报告会，表现出了高涨的抗战热情。

　　茅盾有一篇题为《有意为之》的文艺杂谈，篇末就署有“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警报声中写完”的字样，这无疑是茅盾在空袭警报声中辛勤耕耘的最真实的写照。

　　1942年12月，出于各种利害关系的考虑，茅盾最终决定去重庆，临行前，田汉、柳亚子在月牙楼（今七星公园内）举行素宴为茅盾送行。席间，不常写诗的茅盾吟诵了他的诗作：“偶遣吟兴到三秋，未许闲情赋远游。罗带水枯仍系恨，剑芒山老岂刻愁。搏天鹰隼困藩国，拜月狐狸戴冕旒。落落人间啼笑寂，侧身北望思悠悠。”充分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忧愤和对延安的思念。

　　1949年7月，茅盾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0月，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

　　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于北京。3月31日，中央根据茅盾生前的请求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王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讲，我以为把茅盾当做有重大贡献的少数作家之一，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个根据不仅是党中央给他的历史性评价，而且包括人民对他的作品的喜爱的程度。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让他的文学遗产在我们攀登文学艺术高峰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

　　严家炎：由茅盾开创的社会剖析小说流派，通过生活横断面再现社会，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流派，甚至影响了后来写作的《李自成》、《上海的早晨》等作品的一些作家。

　　郁达夫：茅盾是早就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实际生活发生关系，则像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

　　邓祝仁：茅盾创作上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近距离地描写现实生活是茅盾区别于其他现代作家的一个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