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厂纪丨大风山下的过去与未来

　　1979年，桂林与全国同步，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那年桂林城区人口增至26.97万人，全民所有制工厂企业发展到170多家，工业总产值达8亿多元。

　　但与发展“成绩单”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工业“三废”。位于桂林南郊的大风山化工厂建于1958年，工厂主要生产各种农药及化学用品，也是长期造成污染的主要工厂之一。197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环境保护大整治在桂林全面铺开。往后的3年时间里，桂林就先后关、停、并、转、迁了20多个严重污染环境的工厂或车间，桂林大风山化工厂就是这“转”中的一个。

　　“转”即转产，经过研究讨论，上级决定将大风山化工厂转为纺织类的厂。1981年9月，该厂正式改建，建立桂林市第二针织厂（以下简称“二针织厂”）。

　　从化工行业半路出家搞针织，对于这个厂的人而言是颇具挑战的。厂里大部分的生产管理与技术干部都是长期从事化工专业，缺乏针织生产专业技术和管理技能，就好像让一个原本烧锅炉的“硬汉”突然转行去研究针线活。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工厂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派出多名骨干先后到无锡、常州、南京、上海等地的针织厂家参观学习，将全部保全工和挡车工、平车工、三线工、裁剪工、质检员、核算员等共100多人，分期分批送到柳州针织总厂培训3个月，这些人员回厂后即进行安装调试。

　　整个厂的改建，扩建工程是巨大的，原本的多晶硅厂房改建成了棉毛机房，原本的氮包装车间改成了成衣车间，原来的电解车间改成了染整车间……经过全厂职工努力，1983年4月改建完成。

　　当时，上海是全国纺织技术领域的“学霸”，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二针织厂与上海针织厂签订互帮互学协议，上海针织厂派出技术人员帮助二针织厂提高经编操作与染色定型技术，协助调试各类织机，现场培训各类人员上岗进档。经过上海“学霸”8个多月的帮教，使之在织造、染色、后处理方面的工艺技术达到部颁三档水平，初步形成了晴纶衫裤，经、纬编面料的生产能力。到1984年，二针织厂工业产值首次突破1000万元，销售收入达541万元。产品除自治区内销售外，还销往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

　　虽然是半路出家，但二针织厂不甘于落后，除了向国内的“学霸”虚心请教，她又将眼光看向了世界。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实现“统一”，东德与西德之间隔着一道柏林墙。而当时西德的纺织机械在国际中享有盛誉，出口的纺织机械，曾一度占全世界纺织机械贸易金额的32％。

　　为了适应生产发展，二针织厂于1984年-1987年，从西德陆陆续续引进设备十余台，并先后派4批人员到西德学习培训。慢慢地，经过引进、吸收，通过工艺改造，二针织厂在国产的机械上也可以生产出进口机械上才能生产的产品。涤纶提花窗帘、桌、台布、床罩、宾馆配套……二针织厂不仅生产的产品品种越来越丰富，自身也具备了设计能力，自行设计的桂林山水提花装饰布投放市场后，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那些年，二针织厂就像桂林纺织工业圈空降的“插班生”，努力地补课，追赶，只要看见有用的教材就赶紧买来。但毕竟之前落下的课程太多，操之过急的追赶难免要付出一些学费。

　　1986年，二针织厂以租赁费3605万元从日本引进了一条时装生产线，但由于服装生产技术性强，流水专业程度高，工厂从管理上还没有摸出一条路子，设备安装引进1年后仍处于试用阶段，几十台机器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无法创造经济效益。在追赶的过程中，二针织厂的成绩极不稳定，有时畅销，有时滞销，亏两年，赚两年，总体来说“小起大落”。

　　面多了加水，水多了掺面。设备太多就需要有懂行的人来操作与管理。1987年，20岁的杜日荣大学毕业，他学的就是机械电力控制相关专业，上级将他分配到了“机多人少”的二针织厂。

　　杜日荣记得，自己来到这里的时候，厂附近的大风山一带都是寸草不生的，听老人们说，这是化工时代留下的“伤疤”，曾经由于技术落后，生产管理不善，氯气车间的氯气有时会逸散。

　　氯气，一种强烈的刺激性气体，具有毒性。化工时代，厂里的人们一闻到刺鼻的气味，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回家关上门窗，并戴上口罩。那时厂里每个月还会发些白砂糖，等到气味淡了，立马冲上一杯糖水，当时的人们觉得这样可以“解毒”。

　　氯气逸散不仅直接危害人类健康，而且也伤害附近植物。“化工厂停产后将近20年，附近的山才慢慢长出绿草。”杜日荣没有经历那用白糖水“解毒”的时代，他到的时候正是二针织厂力争上游的时期。

　　当时全国的纺织市场正悄悄发生改变，许多老式产品供过于求。这时，锦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尼龙，这种合成纤维材料开始被国内纺织行业关注。当时国家计划在全国范围布置4个主要生产锦纶民用长丝项目，广西有一个名额。尼龙是化工产物，这正巧撞上了二针织厂的老本行，经过积极争取，广西这个项目顺利落户桂林二针织厂。

　　1986年，经纺织工业部批准，二针织厂建锦纶长丝2000吨/年项目，从意大利NOY公司引进整套锦纶生产线吨锦纶车间全貌。

　　九十年代初，全国掀起了组建企业集团的潮流。1994年前后，桂林市政府也发出了类似于“抓大放小，以强带弱”的号召。桂林众多纺织企业渐渐合并，分组成两大集团，一个是以棉纺厂为首组建的银海纺织集团（棉纺厂、第一针织厂、毛巾厂等），而另一个就是以第二针织厂为首的宏伟集团（第二针织厂、化纤总厂、染织厂等）。

　　可惜，事与愿违，大厂并没有把小厂带起来，小厂反而成了大厂的负担。《桂林市志》有记载，1992年12月，二针织厂兼并染织厂，承担其债务和安置职工。由于染织厂设备陈旧，后整理和印染设备不配套，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未能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产品无法上档次，售价与成本价倒挂。1990年后企业连年亏损。

　　大家能想到的第二个办法是争取国家政策性破产。政策性破产的好处是，债务不用还了，银行合理退出，债务国务院核销。这个做法对当时三方都好，银行方面消除坏账，地方政府没有负担，企业解脱。之前写过的电表厂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退出。但要争取政策性破产有诸多条件，比如该企业必须被认定资源枯竭，设备陈旧，配置不合理，凡是人为因素，决策因素导致的就不能予以政策性破产，还需要征求债权人同意，也就是当时的五大国有银行需要集体签字同意才行。

　　“我们做了很久的工作都没有效果。”邹解平记得，当时大家已经基本放弃，准备依法破产。但在最后时刻出现了转机，由自治区政府出面，在南宁召开了集体协调会。会上，自治区国资委代表指着邹解平提出“我们可以对这个厂进行一次审计，以这位领导（邹解平）到任起算，看看该厂有没有恶意逃避债务行为，在这个审计报告的基础上表态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