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山水甲天下 史前文化誉五洲

　　2021年4月，习总来到桂林，看着桂林的山山水水，总指出：桂林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要呵护好！

　　习总的一席话，令关注桂林史前文化已有十年之久的我思绪万分！我个人领会：习总嘱咐呵护好的这块宝地，既有甲天下的山水，也有璀璨的史前文化。

　　人类在没有发明房屋之前，洞穴是人类重要的居住地，喀斯特是人类居住洞穴的最佳地貌。老天爷将全世界最精彩的喀斯特地貌汇集在桂林，自然就蕴育了丰富的、高品质的史前文化。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也是桂林先民创造的。

　　桂林是世界上溶岩峰林发育最集中、最典型的地区，石峰平地峭拔，四野林立。漓江蜿蜒舒缓地萦绕着簇簇青山，山水相依，环境优美，兼之无山不洞，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丰富，为古代人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已知的考古材料证实，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原始先民就在桂林这块土地上择穴而居，繁衍生息，创造了特色鲜明、具有世界级品质的史前文化。

　　桂林洞穴遗址的科学调查，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及裴文中、杨钟健等考古学家对桂林D洞等洞穴遗址的调查。经过历次调查，桂林发现洞穴遗址已经超过86处，主要集中分布于桂林市六个主城区。这么密集的洞穴遗址分布于城市主城区，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与喀斯特是史前人类居住洞穴的最佳地貌密不可分，也与全世界最精彩的喀斯特地貌汇集在桂林有关。

　　桂林市的史前洞穴遗址，犹如满天星斗在人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史前文化瑰宝，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藏。

　　桂林史前文化涉及了原始制陶、原始农业、岭北与岭南史前文化交流等一系列世界性的重大学术课题，是桂林乃至中国具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文化遗产。

　　（一）中华陶器之源：桂林是中国陶器起源地之一，桂林考证为陶器起源地的条件最好，考古发现最丰富

　　目前，经考古发掘的洞穴遗址有甑皮岩、宝积岩、轿子岩、庙岩、太平岩、大岩、螺蛳岩、象鼻岩A洞、象鼻岩B洞、父子岩、新岩等10余处，时间跨度涵盖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中：甑皮岩、大岩、庙岩、父子岩获得重大考古发现，甑皮岩、大岩、庙岩发现了距今万年以上的陶器，甑皮岩第一期、大岩第三期发现了我国最原始的陶器。2016年甑皮岩第一期陶器被确定为陶器从无到有阶段的考古标本，命名为“陶雏器”。桂林是我国唯一有三处万年古陶遗址的城市，是我国目前唯一发现陶器从无到有阶段发明起源阶段考古标本“陶雏器”的城市。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甑皮岩、大岩不仅发现了距今1.2万年我国最原始的陶器，甑皮岩出土的陶器数量还极其丰富。其中：可分辨器型的陶器多达484件，第一期距今12000年至11000年，出土陶器1件，定名为“陶雏器”；第二期距今11000年至10000年，出土可分辨器型的陶器34件；第三期文化期距今10000年至9000年，出土可分辨器型的陶器126件；第四期文化期距今9000年至8000年，出土可分辨器型的陶器92件；第五期文化期距今8000年至7000年，出土可分辨器型的陶器231件。

　　桂林的甑皮岩、庙岩、大岩遗址先后发现了距今万年以上的陶器，桂林发现的史前陶器从无到有，制作工艺发展、演化的脉络清晰，桂林其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与甑皮岩陶雏器和双料混炼技术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充分证明桂林是中国陶器起源地之一。

　　目前，在江西上饶市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陶器，考古界考证其年代早于桂林甑皮岩。但玉蟾岩仅发现陶器两件，仙人洞发现可分辨器型的陶器数量远少于甑皮岩，而且时间跨度大，没有发现陶雏器。从研究陶器起源地的视角比较甑皮岩、玉蟾岩、仙人洞三个考古遗址，甑皮岩的发现最完善，考证为陶器起源地的条件最好，桂林认定为陶器起源地的考古证据最充分。

　　2020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在我国第15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文化遗产”专栏特别刊登《灿烂的甑皮岩文化》，指出：甑皮岩文化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文化源流之一，代表了距今12000—7000年间古人类在带和热带地区的一种最佳适应方式，承载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信息。

　　甑皮岩遗址是华南及东南亚史古最重要的标尺和资料库之一、是中国制陶技术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是现代华南人和东南亚人古老祖先的居住地之一、是距今12000年以来最适合人居的地方之一，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陶器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一项重要的发明，陶器是人类首次将自然界的物质创造性的变成另一种物质，改变了物质结构。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技术发明。桂林甑皮岩先民发明陶器，将广西的科学技术发展史推到了万年之前。甑皮岩第一期陶器体现的材料配比技术，万年之后已经发展成为土木工程的材料级配技术，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楼大厦等现代化幸福生活的基础技术。

　　已经发现的86个洞穴遗址，分布于桂林城市主城区，与今天的桂林六城区基本吻合，宛如万年前的“城市规划”，彰显万年前桂林先民的智慧。

　　桂林是我国目前唯一获得考古界美誉为“万年智慧圣地”的城市，2016年获得国家级考古机构、省级考古机构、市级考古机构联合出具认定为“万年人类智慧圣地”的综合意见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全国性考古学术会议正式举行“万年智慧圣地”揭牌仪式的城市。

　　储存有丰富文化信息的土地与普通土地相比较，不仅仅有土地的物质属性，还有特殊的“文化属性”。在桂林，客观上存在一个约五百平方公里的“考古文化土地”区域。这个区域的土地，在桂林市主城区，具备考古文化经济转化的综合优势，这是大自然与万年前桂林先民共同创造的，具有特别的意义。

　　史前文化由于原始性的特点，普遍缺乏观赏性；由于久远性的特点，普遍与当下难以融合。因此，史前文化普遍不为社会所关注，经济转化比较困难，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史前文化瓶颈。在桂林，随着“万年智慧圣地”文化名片影响力不断提升，这两个瓶颈有望获得突破。

　　本世纪开始，桂林史前文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特别关注，专门成立了广西考古工作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研究基地以及中国洞穴考古研究中心均设在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考古学术研究直接对接我国最高考古研究机构。这是桂林史前文化研究一个非常好的时期与机遇，桂林史古工作者充分把握这个机遇，目前已经为桂林市赢得了“万年智慧圣地”美誉。

　　这个机遇还可以为桂林文化创建更多高品质的成就。桂林市委、市政府可以利用好这个来之不易的机遇，争取国家文物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更多的关注与支持，构建桂林文化大繁荣的大格局。

　　十三五时期，桂林史前文化内涵与精髓高度提炼为综合考古研究成果“万年智慧圣地”，“万年智慧圣地”已经成为桂林历史文化的新名片。这是桂林市独具特色、增强桂林乃至广西文化自信的新源泉，为桂林文化事业发展进一步奠定了扎实基础。

　　2017年“万年智慧圣地”在桂林揭牌后，桂林史古研究者已经持续四年时间开展了桂林史古经济转化研究工作，创建了考古成果经济转化ADOS模式，在我国率先提出并开展考古经济学的研究，开展“考古文化房产资产化”的研究，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驰教授的高度关注。据了解，马驰教授主要研究成果之一是中央宣传部项目“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桂林是我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以文化品质相比较，桂林史前文化无疑是品质最高的文化资源之一。十三五时期，桂林市委市政府积极组织“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文化事业工作，桂林史前文化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甑皮岩发现的陶雏器填补世界陶器起源研究空白，桂林史前文化内涵与精髓高度提炼为综合考古研究成果“万年智慧圣地”，万年智慧圣地成为桂林历史文化新名片。2021年，甑皮岩遗址跻身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列。

　　桂林史前文化是可以与甲天下山水相匹配的文化景观，是具有世界级品质的文化资源。桂林山水甲天下，史前文化誉五洲！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桂林史前文化没有理由缺失在主力军队伍之中。

　　我们可以用足用好已有的高品质桂林史前文化资源，进一步加强及挖掘桂林史前文化研究工作，进一步说好桂林历史文化故事，探索在桂林构建“粤港澳大湾文化经济先行区”，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经济先行区”之一。

　　我们可以向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或国家文物局申请支持桂林成为考古文化房产资产化的试点地区，在桂林构建“考古文化经济试验区”。充分发挥并利用桂林市生态、文化及其他各项综合优势，特别是文化房产资产化的先行优势及影响力，筑巢引凤，将我国各项优质文化资源汇聚并流进桂林，形成桂林文化大繁荣的格局，构建桂林“文化发展大繁荣、文化经济新繁荣、文化繁荣更繁荣”大格局。

　　十三五时期，桂林市委市政府大力开展“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文化事业工作，为桂林文化事业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我们应该有条件唱好桂林文化经济这场“大戏”，将文化经济发展为桂林市新增经济支柱产业，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贡献桂林力量。

　　雁山区庙岩遗址是桂林市三个万年古陶遗址之一，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测定庙岩出土的陶器距今超过1万年，成为华南地区首个测年超过万年的陶器遗址，轰动考古界。庙岩陶器测年，使桂林市一度成为发现我国陶器年代最早的地区。直至2012年北京大学吴小红教授公布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陶器年代测定综合研究成果之后，我国最早陶器年代测定记录才被打破。

　　庙岩遗址目前仅是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级别略显偏低。有关部门可以进一步加强庙岩遗址保护，将庙岩纳入广西文物保护单位乃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畴。

　　陈向进，中国同盟中央委员，是考古经济学提出者、实践者。2017年成为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首位特聘研究员，在我国率先提出“考古文化土地”的认识，2017年至今持续开展考古文化房产资产化研究工作。

　　他是陶器从无到有起源阶段器物命名为“陶雏器”的提出者，他提出陶器起源经历过一个陶器雏形的发展阶段，他的“陶雏器”研究成果解决了考古界围绕甑皮岩第一期陶器持续15年的争论问题，入编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古委员会主编的《史前遗址博物馆丛书》，登录中央电视台《国宝发现》《文化中国》等栏目，向全社会普及；他的广西桂陶文化研究成果登录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他的研究团队与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周海研究团队联合将桂林史前文化内涵与精髓提炼为综合考古成果“万年智慧圣地”，获得考古界采纳，目前万年智慧圣地已成为桂林一张重量级的文化名片。他是第一位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桂林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等国家级、省级、市级考古专业机构联合出具考古成果《综合意见书》的非考古专业人士。

　　他是广西考古前辈蒋廷瑜悉心辅导多年的学生，从2014年4月开始潜心专注研究甑皮岩文化，他首创考古成果经济转化ADOS模式，这是目前国内一种先进的考古成果经济转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