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比例失调80、90、00光棍潮来袭比人口老龄化更为可怕！

　　80后的男女比例是101.1∶100，90后是109.7∶100，00后是118.9∶100，他们所面对的婚恋市场完全不同！

　　答案是绿灯。因为人们看到红灯时会等绿灯，看到绿灯时却不会再等红灯，两种情况加在一起，结果当然是绿灯多。

　　我们把问题改一下：有1000万对夫妇准备生育：如果第一胎只生了女孩就可以（不是必须）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生了男孩就不能再生第二胎，两轮生育之后，婴儿中男孩多还是女孩多？

　　答案是基本一样多。两题乍看相似，却有本质不同。红灯绿灯一定是交替出现，但生男生女却不是，第一胎生了女孩，第二胎的男女比例仍为1∶1。

　　* 男女自然出生比例约为104∶100，为了方便我们取约数1∶1。还有多胞胎和不能生育等情况，不影响结论，一并忽略。

　　不妨算一算，1000万对夫妇，第一胎生下500万个男孩和500万个女孩，生女孩的夫妇都决定生第二胎，则又生下250万个男孩和250万个女孩。两轮加总，男女1∶1。

　　我们再把问题改一下：有1000万对夫妇准备生育：无论是第几胎，此前只生过女孩就可以继续生，一旦生出第一个男孩就不能再生，多轮生育之后，男孩总数多还是女孩总数多？

　　沿着上一道题算下去，250万对第二胎仍生女孩的夫妇继续生，第三胎生下125万个男孩和125万个女孩；女孩家庭接着生，第四胎又生下62.5万个男孩和62.5万个女孩……男女始终一样多。

　　理解了这些，让我们回到现实。第二道题，就是曾在全国多数省区农村推行的“一孩半”政策（只育一女的家庭可以再生一胎）。第三道题，就是仍在全国很多地区默默延续的传统：生生生生生出男孩为止。

　　从数学上讲，这两种做法都不会影响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然而现实却是，中国是全世界新生儿男女比例最悬殊的国家。

　　看起来并不夸张？这主要得益于女性的长寿，70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88.1∶100，拉低了总比例。

　　这是一张1970年—2009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图。注意，不是他们出生当年的性别比，而是他们在2010年时的性别比。

　　因为很多学龄前儿童没做出生登记，所以新生儿性别比往往有些失真——女婴的瞒报漏报更多。随着适龄入学，隐藏人口会慢慢冒出来。到2010年，90后们无论如何也有户口了，因此“六普”数据更接近当下的情况。

　　不难看出，整个1990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骤升。1989年生人的男女比例是101.2∶100，而1999年生人的男女比例已经达到117.3∶100——国际警戒线。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各省陆续颁布了计划生育条例，一是加强管理，二是明确例外情况。“一孩半”政策就是这一时期开始在部分省区推行：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农业人口夫妻，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但现实却是另一种景象，根据北大郭志刚教授对“五普”（2000年）数据的分析，计划生育宽松的地区，新生儿性别比相对正常；计划生育严格的地区，新生儿性别比明显失衡，其中“一孩半”地区尤为严重。

　　当“重男轻女”的思想，撞上独生子女或“一孩半”的政策，再加入技术的催化，就产生了扭曲现实的力量——“既然只能（再）生一个，那总要想办法生个男孩”。

　　根据陈玉宇等学者的估算，1980年代到1990年代，40%—50%的新生儿性别失衡扩大，源自局部超声检测技术。

　　至于“一孩半”的情况，北大曾毅教授通过调研，估算出2005年前后，约有19.1%的一胎女孩夫妇做性别鉴定保生二胎男孩。

　　* 曾毅教授同时认为，“一孩半”政策虽然是一项体察百姓实际困难的爱民政策，但隐含的意义是女孩的价值远比不上男孩, 需要再补生一个，这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使得重男轻女观念更难消除。

　　国家不管吗？当然管。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文规定：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但恶习难改。“六普”抽样调查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越是第二胎第三胎生育，比例越是失衡。

　　“四普”时，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仅为104.9，处于自然水平；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别比虽然不正常，但至少不离谱。而到了“五普”“六普”时，二孩三孩的性别比高达150乃至160，触目惊心。

　　无数家庭做出了看似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最终酿成20年后全社会的苦果。这苦果，那些自然生育的家庭和孩子，也要一起尝/偿。

　　整体来看，80后的男女比例是101.1∶100，90后是109.7∶100，00后（可能存在漏报）是118.9∶100。“七普”完成后，我们将见证10后的男女比例，你猜会是多少？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法定结婚年龄，男性是22岁，女性是20岁，男比女大两岁？在欧洲、美洲乃至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男女同岁进入婚龄。

　　《国语·越语上》记载，越王勾践曾下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男比女大三岁。

　　《唐会要·嫁娶》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男比女大两岁。

　　根据人口学者们对明代、清代、等时期的研究，即便是太平年月，即便考虑到统计偏差，男多女少的基本格局也是无疑的。

　　这种格局，导致了“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现象。适婚男女数量不平衡，自然就要扩大选择范围。

　　明朝成化年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刘魁曾上奏：“浙江以东之俗，生女多不育。间有育者，乡邻有子未娶者，恐求之不得，辄先用计构求。”（偶尔有养育女孩的人家，婚配名额会被提前争夺）

　　万历年间，浙江兰溪县令庄起元曾上书：“金（华）衢（州）之民无妻者半，甚至嫠（寡妇）既老而少男争娶，夫未亡而妻先请行。”（半数男性没有配偶，初婚男性争娶二婚女性）

　　同一时期的《吉安府志》记载：“江西俗生女多不举，而男子或过时无配，辄起讼端。”（单身男性强娶寡居女性，引发官司）

　　当时的浙江与江西，还有福建、安徽、湖南、广西等省份，都是溺（女）婴成风的地区。主要原因是贫穷，养不起，在相对富庶的杭州、嘉兴、湖州，溺婴就很少见。

　　所以，也许自新中国成立直至1980年代，才是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人口性别比相对平衡的例外时期。当时我们尊重劳动女性的平等权利，提供更多的官方生育扶持，同时努力禁绝溺婴行为。

　　如此直到超声检测技术成熟、普及、任由人性驱使，那个幽灵，那个“重男轻女”的幽灵，又找到了还魂的土壤。

　　90后人口性别比最失衡的省份，是江西，男女比例达到120.8∶100。也就是说，大约每11个江西的90后中，有6个男生，5个女生。

　　彩礼高（存量），勉强可以用“传统”来解释。但近十年来，江西的彩礼出现了与当地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匹配的增长（变量），这就不该由“传统”来背锅了。

　　这一点，城市中的高学历人群可能感受不到。但在农村地区，很多女性一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选择不再继续读书，就会被迅速推向婚恋市场，迅速成婚（先办酒席，几年后补上证件）。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询问了一些江西朋友。他们的个人感受不尽相同，例如有些城市长大的孩子，就没有发现身边的此类现象。但至少有一点，大家的观感相同：“剩男”多，“剩女”少。

　　以往出现婚姻挤压，大龄男性可以娶适龄女性，适龄男性可以娶低龄女性，每一代都向下一代“借人”，从而缓解“挤压”的问题。

　　这样做之所以可行，有一个前提——人口总量在增长。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多，或者至少差不多，才有足够的容纳能力。

　　“六普”数据显示，中国内地80后约2.19亿人；90后约1.88亿人；00后（可能存在漏报）约1.47亿人。“七普”会告诉我们10后有多少人，可能比00后更少。

　　经济学描述失业，有“摩擦性”和“结构性”之分，摩擦性失业是寻找新工作过程中的短期失业，而结构性失业是市场不平衡导致的中长期失业。如今我们也可以说，“剩女”现象多是摩擦性的，而“剩男”现象已是结构性的了。

　　个体有个体的际遇，总体有总体的现实。婚姻，从微观来看，我们当然希望是一个个两情相悦的浪漫故事。但人口数据告诉我们，注定会有很多的将就、勉强甚至求而不得。

　　对于女生，愿你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只有眼界开阔了，财务独立了，才有婚姻不受家庭干预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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