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该怎么读

　　每一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公布都会吸引各国政要、媒体的关注，更成为全球妇女工作者的重要考量工具之一。要读懂它，不应该仅仅将目光聚焦在纵向的总得分排名上，还应透过其各年度的各领域的横向比较来找寻本国的问题所在。其对中国的意义，不只是提醒我们进一步消除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更是让我们看到在赋权上可以进步的空间。

　　10月28日，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了2014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简称GGG），研究者称，性别差距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该报告审视了142个国家在4个领域的性别差异：经济参与与机会；教育；赋权以及健康与生存。该报告发现，较之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发布的统计而言，全球性别差距已从56%上升到60%，缩小了4%的差距，然而要达到一切（其他三个领域）平等还需要81年。

　　该报告还发现，北欧国家“仍然是这个世界上两性最平等的社会”。排在前十名的国家分别是：冰岛，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尼加拉瓜共和国，卢旺达，爱尔兰，菲律宾和比利时。今年的排名显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消除了（所有领域的）性别差距，但五个北欧国家的差距都已缩小了80%。也门，这个排名最低的国家，也已弥合了超过50%的性别差距。

　　冰岛、瑞典、挪威等地的“好”，世人都渐成共识，但为什么有过种族的非洲之地卢旺达、一直贫困的亚洲之地菲律宾能位居前十，并排在比利时之前？于是，笔者找到了报告原文，希望能在报告中找到答案。

　　第一个概念是差距（Gap）而不是水平（Level）的差异。这里的差距，关注的是在获取资源和机会上的差距，而不是获得资源和机会的实际水平。这样的衡量标准，就可以将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统计独立于国家发展水平之外。换句话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GGI）是建立在性别差距上，而不是在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因为富有的国家一般来说能够给国民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全体成员健康保障的机会。

　　第二个概念是结果（Outcome）而不是投入（Input）的差异。这里的结果，是基于基础权利如健康、教育、经济参与、赋权所产生的结果，而不考虑投入上的差异。比如，该指数会考察关于男性女性在高技能职业中的不同比例，但不会考察各国产假的长短的差异，因为前者属于结果变量，而后者属于政策变量。

　　第三个概念是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而不是妇女赋权（Women Empowerment）的差异。该报告研究的目标是关注男女之间的差距，看这些差距是否在减小甚至消失，而不是看女性在这场性别战争中是否赢得了绝对胜利。所以这个指数所期待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对女性平等也对男性平等，但这指数本身既不是指责也不是褒奖。所以，如果一个有更高的女性中学入学率的国家得到的分数，与一个男孩女孩入学率一样的国家的得分就是一样的，即参与排名的国家不会因为女性入学率更高而获得更高的分数。

　　了解了这些基础概念后，我们来看卢旺达为什么可以荣登前十。无疑，卢旺达在所属地区中的表现非常抢眼，而它的高排名与其赋权的良好表现以及经济参与与机会的良好状态最相关，虽然在健康与生存及教育方面排名不高。其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小学入学教育及出生性别比与议会中的女性比例上完全消灭了性别差距。其中，议会中的女男比例超过1(0为完全不平等，1为完全平等)。

　　而菲律宾是首个连续进入前十排名的亚洲国家，是唯一弥合了受教育程度及健康生存权之性别差距的亚洲国家。同时，其男女在相似工作上的工资差距也已不存在，即一个同一级别的女医生和一个男医生的工资是一样的。该国也是在全球中下收入阶层中性别差距表现第二好的，这并不是说该国中下阶层的收入比其他国家多，而是该国的中下阶层中男女收入差距不大。另外，该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16年由女总统领导（科拉松·阿基诺当政7年；阿罗约执政9年）。自2008年后，它的GGG评估总分持续上涨，除了2014年其健康与生存权及赋权指数上有所退步。但是，其女性企业持股比例为最高，达69%。

　　综之，即可了解为何看上去不可能登顶前十的国家有资格位列前十，而公众除了质疑它们为何领先，更需要将关注点放在它们在哪些方面做得好。那么，在这些年的报告中，中国情况如何？

　　中国的指数，从排名上看，并不让人喜悦。中国的排名与成绩分别为：2006为63位（得分0.656）；2007年为73位（得分0.6643）；2008年为57 位（得分0.6878）；2009年的60 位（得分0.6907）；2010年为61位（得分0.6881），2011年为61位（得分0.6866），2012年为69名（0.6853），2013年为69名（0.6908），2014年为87名（0.6830）。但是，这个指数每年参与排名的国家总数不同，因为每年有些国家无法提供完整的数据而无法进入排名。因此，单纯地看哪几名的上升或下降并无意义，我们需要结合得分来了解中国的进步与不足。

　　从得分上看，我们的得分总体在上升，其中，2009年与2013年的得分最高，而2006年为最低。2006年的报告称，中国本在各领域中分数都居中，但由于出生性别比的低排位（即当年只有115个国家参与排名，中国位列114名），导致整体成绩被拉低。而报告中特别表示，该指数“充分展示了中国的‘消失的女性’现象”（missing women phenomenon）。2009年与2013年的报告，对中国排名的解释并不多，只是2009年的报告依然强调了“消失的女性”现象依然存在，虽然在其他方面均有较高得分。对于这一现象，畅销书《天空的另一半》作者曾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过案例分析，这种男孩偏好的根源由来已久，要消除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2014年的排名为史上最低，但其得分并不低。在四个考察指标中，经济参与与机会考察的是薪酬、参与度和高技能就业，此项排名76；教育成果考察获取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此项排名为89；赋权考察的是在机制中的参与度，此项排名为72。从这几项中看较上一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我们知道，全球性别差距指数考察的变量有14项之多，有13项都来自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所公布的确切数据。而2014年的中国在世界劳工组织指数上排名第56，在职业与技能职工指数中排名48，但是在律师、高级官员和管理层指数中，只排名101名。虽然享有企业所有权的女性中，中国排名第二高，但也无法改变其他领域仍受“玻璃天花板”桎梏的现实。

　　每一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公布都会吸引各国政要、媒体的关注，更成为全球妇女工作者的重要考量工具之一。要读懂它，不应该仅仅将目光聚焦在纵向的总得分排名上，还应透过其各年度的各领域的横向比较来找寻本国的问题所在。其对中国的意义，不只是提醒我们进一步消除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更是让我们看到在赋权上可以进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