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宿舍聊天”爆火下的身份与性别治理

　　最近，在一二线城市青年群体中颇有影响力，以擅长制造互联网行为艺术烂活著称的新媒体机构“新世相又成功整了一次活。相信不少读者已经在B站看过这期名为《北大宿舍聊天×上野千鹤子》的视频以及各平台上的相关评价和声讨。由于视频中主要负责提问的，打着北大毕业人设，实际多年靠婚姻话题恰黑红流量饭的UP全嘻嘻的问题和表现过于愚蠢，让不论是支持激进女权理论还是批判激进女权理论的观众都陷入了抓狂的情绪当中。

　　与这三位北大女相比，上野老师在视频中温柔耐心的回答与从容的谈吐自然引发追捧。随着该视频的爆火，全嘻嘻引发广大女性主义者集体声讨，同时又掀起一波上野千鹤子热潮，《厌女》以及其新书《始于极限》等被反复推荐。

　　沉思录的读者们可能还记得笔者去年那篇文章《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重新思考左翼，性别与身份》（推荐读者看完本文后可以重新看下之前这篇），笔者花了不小的篇幅梳理了女权主义理论史上关于”性别操演“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分歧，国内这几年推崇上野千鹤子现象的原因及其理论的一些问题，身份极化的趋势与第三世界视角对激进女权主义的批判等等。

　　当笔者看完这个被人称为“世界名画：上野千鹤子的异世界历险记”的视频及其衍生的种种互联网景观后，笔者觉得是不是有必要就上一篇文章的观点再写些什么。

　　就在这时，笔者看到某知名青年类公众号又跟进整了个活《上野千鹤子救不了中国女人》，这个活就更让笔者崩不住了。这篇文章可以说很生动的展现了国内当下一些以女性群体为经营目标的内容输出者的“精致”。

　　这篇文章确实提出了一个全网喷全嘻嘻背后应该掰扯的问题：为什么三位北大毕业的，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精英女性会担心因为走入婚姻而坠入女性主义者的鄙视链底端？（这个底端在互联网上常常以被攻击为“婚驴”，“娇妻”等形式出现）

　　如果你真想掰扯这个问题，那首先你要澄清，这又是一个新世相策划的事件营销，而且如全嘻嘻，到底是一个普通的“女性主义者”还是一个以中产和精英为受众群体的恰流量输出者？事实上，这个”世界名画“的构建者新世相与”北大女毕业生“，一者作为“媒介资本权力”的表征，一者作为“知识权力”的表征，这两者结合进行事件营销产生的内涵远复杂于这个视频的对话内容本身，把这层营销性的包装抛掉，看到“媒介资本权力”与“知识权力”二者如何作用于身份与性别议题上，我们才可能针对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讨论。

　　然而这篇文章还真就借全嘻嘻的言论表现有模有样的分析起“精英女性为什么这么焦虑，这么怕输”，然后熟练的带入到父权制异性恋婚姻和女性主义的冲突，”厌女“氛围”对女性的影响这些起手式，认为“女性主义者内部之所以分出了鄙视链，分出了三六九等，根子上还是父权制结构和厌女思维的影响。

　　我为什么说这样的内容输出者”精致“？TA提到了一次阶级，承认像全嘻嘻和TA们这样的人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中国城市女性剥削乡村女性”，显然知道阶级问题在这里是无法回避的，但阶级问题在这里异常的模糊，而吊诡的是，这种语境之中的阶级问题往往是跟“东亚性”“中国性”的（这种模糊和吊诡在笔者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在表达了一下”女性主义的天平应该像底层倾斜”之后，就继续回到对父权结构和厌女氛围的批判上。

　　这种精致还在于，看到了问题，但提出问题不是为了回答问题，而是回避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的部分基本上就不是在分析问题了，将问题以共情煽情的形式统统归罪于自己的批判对象上，就完成了这样一次输出。

　　我不知道这些内容输出者是不是完全不知道有群体极化这种现象存在，还是对此避而不谈，或者认为任何一种群体现象的原因都可以归结到父权制与异性恋婚姻上。这两年稍微有心在如小红书等平台上观察一下就知道，恐惧于因为结婚生子，或者选择作全职妈妈而被言论歧视，人身攻击这件事情，真轮得到全嘻嘻这样搞出冠夫姓行为艺术的“女性精英”来说吗？有多少已经努力实践男女平等，婚姻平等的普通女性，在小红书这样的平台因为这些事情，因为不愿附和极端言论而莫名受到谩骂攻击，导致越来越不愿意在网络平台上发言，选择做沉默的看客？

　　关于当下全球性的群体极化现象我们过往已讨论过很多，这种极化现象是只存在于互联网女性主义群体圈子中吗？如果不是，那这种文不对题的讨论显然对消除鄙视链没有任何作用。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重新思考左翼、性别与身份》中将上野千鹤子与波伏娃划归为当代中文互联网女权主义文化消费（原文是知识崇拜）的两大代表之一（另一个是波伏娃）。

　　之所以将她归类到这一点是因为就笔者个人的观察而言，很多波伏娃与上野千鹤子的文化消费者只是通过“下单”这一消费行为完成某种可以称之为“信息拜物教”祈祷仪式，更有甚者恐怕买了也不会看完，只是通过一些被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推荐而来的KOL所发布的只言片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情绪爆发与概念强化罢了。

　　过去，笔者曾倾向于用所谓“极化”来解释在互联网与现实中愈演愈烈身份。事实上，这也不是笔者的独创，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格雷诺卢金诺夫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乔纳森海特合著的《娇惯的心灵》一书中也采取了类似的说法：在许多大学，校园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变得整齐划一，这使得学者群体很难自由追求真理，同时也伤害到学生群体，让他们失去从形形色色的思考者那里学习的机会。

　　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分子一茬接着一茬，两个阵营相互挑衅，双方的仇恨越积越深。社交媒体已经使分歧的升格为一种新兴的“揭发文化”（callout culture）；讲者说得用心良苦，但有些学生就是不领情，甚至恶意曲解，于是乎，讲者在校园内受到公然羞辱。

　　新媒体的平台和表达方式使公民们退回到自我确证的保护泡中，生活在气泡内，他们开始以坏的恶意来揣测敌对方，而在那些意在传播噪音并收割的分子和网络操作者的鼓动下，他们原本的意向会得到确证，甚至进一步放大。

　　可惜的是，当学生之外的、高高在上的大学教授（正如上野千鹤子自己）与遥不可及的议员老爷/奶奶（正如AOC与老毕登）们出于各自的需要选择站台这些被认为是拥有“娇惯的心灵”的大学生们的时候，格雷诺卢金诺夫与乔纳森海特所诉诸的对技术主义的反思和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建议已经缺乏说服力，更严重的说这本身就会被“进步主义”大学生们和“进步主义”政客指责为“爹味说教”从而失去批判能力了。

　　因此，倘若我们仅仅将批判的视角维持于与这些“娇惯”同源的方中（精神分析与二战后欧洲智识阶层反思理性主义本就是解构主义诞生的基础），是无法真正对抗这个正在且一定会进一步撕裂社会的理论的。

　　我国地区“解严”后最知名的女权主义学者，为地区的妇女运动、性解放运动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何春蕤总结了我国地区的经验，将当代这种充斥在新兴市民阶层文化消费者当中的、高度保护性的、法理化的女性主义运动称之为“性别治理”。

　　在她看来，这种由于强力的国际普世话语及其具体力量的介入，迎合了我国地区以及我国二线城市以上较发达地区的中产知识阶层女性的认知与关切的“性别治理”已经不再是过去“性别平权”的领域，而是一种曾为女权主义理论所反对的制式的中心化的性别权力分析。这个显然可以被划归为第三代女权主义范畴的范式，这个坚持性别是最根本塑造社会权力差别的原因的范式，这个相信男性暴力是性别关系的核心形态的范式，有着清晰的西方源头。

　　何春蕤指出，1985年非洲奈洛比世界妇女大会之前，非欧美世界的妇女团体就算提到妇女和暴力的议题，都是放在国家发展、社会正义、世界和平的大脉络里讨论，认为性别暴力有其结构的、军武的、国际的激化因素；可是来自欧美的妇女团体却越来越主张采用「歧视」、「平等」和「权利」等等抽象理念来把「性别暴力」凸显成为一个独特但是普世而且急迫需要处理的现象。

　　199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冷战权力布局展开，CEDAW（《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于是跨国召开世界级会议，组织起庞大的NGO群体，积极把女性承受的暴力描绘成根本而核心的议题，强势要求各国按照国际公约确实修法立法，设置同样的政策和架构，以保障／保护女性及儿童的人身安全。

　　最近两年以影视名人为先锋的#MeToo运动更进一步加快了将性别议题聚焦于特定性罪行（如性侵害、性骚扰等）的趋势。由于受害者主要是女性，这些罪行很轻易地被女性主义理论归因于性别关系的普世结构，被描述为男性阳刚的核心性质与典型呈现。这种特别在知识女性间逐渐普及且深化的「性别成见」以及对男性的「歧视和刻板印象」，透过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的扩散震荡，使得大众对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认知与想象越发狭隘而固定，也已经不意外地引发了自认低层而受害之男性群体的不满与抗拒。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即便女权主义的理论源头会追溯到左翼、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但是当代女权主义的普世化实践恰恰是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退潮而进行的。今天，大部分即便是在站队上选择了最后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中文互联网女性用户，也仍然熟稔的运用着第二代、第三代女权主义理论构建出的种种用语与概念（笔者甚至真的见过为了吵赢而表示自己愿意认同自己是个直升机的人），范式化就是在这些细节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种范式，B站UP主未明子将其称之为“布尔乔亚女权”，而从这个命名，我们可以看出，固然第三代女权主义将自己打扮成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样子，但实际上它对资本主义、对新自由主义从来是一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因为这种理论的受众脑海中所呈现的是一种非劳动的、精致的、在小提琴伴奏下与查理考克斯所扮演的夜魔侠一起翩翩起舞的消费主义图景。

　　得益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北上广深新兴城市人口为代表的群体的文化需求激增。与之相对的，则是自80年代后苏联于中国就在各个领域方面“去意识形态化”，在这个前提下，因为产生了经济交流而必然产生的文化交流中，这种显然带有国际支撑的“去化/再化”意识形态，就轻而易举的通过各种媒体操作、国际公约、跨国NGO、文化消费品、全球风潮等席卷了被“去意识形态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的脑海，其背后是特定的西方意识形态与利益。

　　不客气的说，当笔者在朋友圈看到大量的符合我们上面“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女性”描述的人像是被“一键操控”后集体转发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朗“进步女性”减掉头发伊朗执政当局行为的时候，这种真正的“统治”已经形成了不容忽视，乃至急需批判乃至对抗的情景——何春蕤直言，仔细检视各地发生“颜色”的缘起脉络和扩散，就可以看到国家地缘与国际媒体力量涉入所谓“全球公民社会”的诸般操作。

　　甚至不仅仅是伊朗，从还在战火中起伏的乌克兰到被华纳“开除哈籍”的JK罗琳再到我们每天所消费的各大媒体平台，这种通过暴力和霸权来达成的“普世价值”俨然已经在“议程设置”领域上获得了独占优先乃至不容置疑的地位。

　　这种披着“性别平等”的皮行“性别治理”之实的范式展现出其无限上纲，罔顾国情世情人情的特点，在有关性骚扰、性侵害、性霸凌、性纠缠等等议题上都形成正确的一言堂，不但排挤、更致力于消灭不一样的观点和立场。可以说，今天的普世化的第三代女权主义实践已经完全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去中心化立场，成为了新一代急需挑落的“知识霸权”。

　　问题在于，我们经常默认一般意义上迥异于这种“普世化”却仍然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实体应当承担领衔反制这种“普世化”的角色，但实际的情况则与之相反，我们看到的不是实体的一马当先，而是其面对这种根植于西方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新型“颜色”，在很多时候都呈现出弱势，然后通过损害非该理论消费群体的利益来进行妥协的趋势。

　　这种情况固然同实体置身于全球化经济链条关键位置的经济基础有关，却也不能否认另一种要素，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有关“媒体权力”的概念，但媒体无论如何也只是媒介、是中介，建构出种种推行“性别治理”的文化消费品的并非媒体本身，而是有能力去建构这些东西的知识分子们（广义）。

　　何春蕤在《性别治理》一书中总结了性别治理在的三个层面的表现（笔者强烈推荐有条件的读者去看原书）：

　　1. 性别治理镶嵌在内部政党的竞逐中，借着满足执政党对统治正当性的需求而进入体制内发展的同时也运用资源来生产承载着国族定位的知识与情感。

　　3. 通过司法改造，性别治理翻新强化了女性主义“私人的就是的”概念的含义。这个“的”不再只是笼统的描述权力关系，而是被具体化成为需要法律处置的压迫和伤害。

　　从何春蕤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享用“性别治理”的文化消费者与知识生产者日常表演脱了裤子骗庭杖以示自己在体制内所处的“边缘性”，但其与所处体制的联系反而远比反对者们要深刻（固然这是何春蕤总结的“经验”，但在四小龙成为历史，开启新一轮城市化进程的现在，我们同样要面对城市化带来的意识形态结果）。

　　其实这个情况并不难以理解，广义上的第三世界社会精英们热衷于花费不菲的资源将自己的子女投身于阶级再生产中，而在大学这个完成当代知识/阶级生产与再生产的地方，知识分子们则表演与传授着如何运用隐性权力支配社会阶层、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技法与经验。（考虑到欧美本身的一些新闻，“第一世界”其实也同样深陷其中）

　　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在《法国的知识权力》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们联手“新媒介支配”（nouvelle mdiocratie，media即“大众传播方法”——或针对大众基层进行观点生产的方法-kratein即“支配” ），试图与新媒介纯粹彻底地融合，在日渐庞大的围墙内为知识分子们确保新闻事件、价值、事实、象征性标准的垄断性生产与流通。

　　这种“新媒介”支配，在本次的“上野千鹤子的异世界历险记”事件中体现的尤为突出：毕业于我国两大知识权力代表大学之一的新媒体操盘人，通过一个市场营销意义上的“PITCH”完成了对“文化人”群体的新一轮流量密码与时尚单品的推销。

　　如果这样的行为仅仅是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也就罢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可以不断在消费者脑海中进行再生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本身在这种消费过程被腐化了，而知识分子却通过以融入主流传播方式的手段，有意无意的攫取了社会的至高权力，同时榨取了属于多数民众的利益，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当中的帮凶。

　　回到第一部分提到的那篇文章说的“女性主义者鄙视链问题”，笔者认为客观上，这几年对于上野千鹤子的热捧是原因之一。其实我们看这个视频，能感觉到上野本人的言论观点的温柔和包容，并不是全然的激进，但为什么国内很多看了，或者声称看了她的书的人在互联网的日常活动中最终开始呈现极化趋势？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性别治理”范式往往体现出无限上纲，罔顾国情世情人情的特点。

　　可以这么说，当上野千鹤子的“暴论合集”堂而皇之的通过遵守消费市场逻辑从而遍布全国的高铁站点书店与成为各种购物app与电子书app的座上宾时，上野千鹤子无论在个人意义上怎么样否认自己同新自由主义的联系都显得有些苍白，即便我们去区分作为学者的上野千鹤子与作为“性别治理”符号的上野千鹤子。

　　比如上野千鹤子对日本女性不只需要照顾自己的父母的双亲，也要照顾婆家的双亲，若兼要抚养小孩，丈夫却因大部份日本公司都要求长时数工作的情况的评论是“别指望另一半会帮什么忙”这样的将性别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

　　这对于上野所批判的日本来说，可能是一种适用情况。然而，国内布尔乔亚文化消费群体的家庭往往是受益于中苏社会主义实践的双职工家庭，父母分别负担一部分家务，只有ta们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结果，上野相关著作在我国受到热捧之后，这种言论就往往也被不加前提不加具体情况的完全套用到我国的性别问题上。更不用说下面这种内容，这到底是可以拿来当作普遍批判的“武器”，还是基于某个国家文化特性产生的一种观念？

　　对于前文提到的那种“无限上纲，罔顾国情世情人情”是否必要，我们不妨看看北京大学的李杨老师在其著作《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中的这段话：“女性主义批判的真正性意义绝不在于以女性的经验取代男性的经验，以文化价值秩序中的边缘性夺取文化价值秩序中心的中心性，并且使之普遍化为人类文化的价值新规范。如果说女性主义之所以提出并强调文化秩序中的边缘性（marginality）地位这一概念，是为了意识到并且向文化的中心性回归的话，那么，这无异于扼杀了这一概念的强大生命力”。

　　笔者手上这本《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出版于2018年，书中提到的这种“边缘的再中心化”在今天的实践中其实已经不鲜见了。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如何对知识本身进行祛魅显得势在必行。

　　当代西方传播经济学奠基人、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斯在其论文《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甄别”的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文化筛选系统的确面临严重的问题，而这一系统对于保护社会主义文化的幼苗是必要的，以使其不被渗透在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伦理所淹没”。

　　《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是斯迈斯对技术中立主义进行反思的代表作，而他文章中的“技术”也是同其他对技术中立主义进行反思的理论一样，更多指代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具有性。笔者在这里将其延伸，即“技术/知识”的性绝非独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有性，且这种性的程度恐怕要比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深得多。

　　在今天去强调社会科学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性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因为对于一度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中苏两国来说，这个论述在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里属于路人皆知的领域。放弃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多年后，虽然今日也不乏对这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行批判，可惜大多数批判者仰赖的方也是来源于“帝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范式。

　　如果这还不够可悲的话，笔者可以提供另一个例子。在阅读一本号称“新传考研必读”的国内传播学扛鼎学者所著的教科书中笔者发现其同样介绍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这个在现实实践中并不处于优势地位的批判范式在书被总结了7条不足，而这七条不足，如果我们用上文所提到的“文化甄别”的方去审视的话，我们会发现其遣词造句无处不透露着对“世界公民”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两个充斥着意识形态输出概念的迷信（这个相关专业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查阅笔者指的是哪本书的哪部分）。

　　当这样的“知识”以一种看似“中立”的方式介绍给大学学生时，我们又怎能不悲哀的发现国内的新闻传播从业者各个都已经是“帝国”的拥趸了呢？丹席勒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中描述了激进派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一个社会被引导进现代世界体系的所有过程之总和，主流阶层在此过程中被吸引、承受压力和压迫，有些时候则是形同受贿，以塑造本国的社会典章制度，使其对应或甚至提升位于世界体系核心的主流国家的价值与结果”。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定义在过去明显被低估了其所能涵盖的范围——“文化帝国主义”在大部分时候被理解为对美帝国主义私有媒体和大众传媒工业反制的武器，然而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忽视的可能恰恰是其最重要的部分：主流阶层在此过程中被吸引、承受压力压迫乃至形同受贿的并非只是“典章”（典制、法令制度），更是构成典章的知识。无怪乎席勒强调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范式仅仅是将第三世界人民以鲜血与汗水为代价获得的反殖民抵抗经验，重新导入中心国家的思考罢了。

　　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只是发生在传播学领域，笔者以前提到过所谓“帝国”（Imperial Democracy）的概念完全可以拓展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套用学者赵月枝对“帝国”的描述，我们可以对“帝国知识”（Imperial Knowledge）有个清晰的认识：

　　“知识”一旦失去国际社会主义视野，变成了“帝国知识”内部的批判性改良主义研究，就不仅无意间拥有了与美帝国体制“共谋”的线衣，而且因为其在现有全球学术体系内占领了“鱼与熊掌”兼得的道义制高点，更容易成为霸权性的学术话语，进而与那些满世界推广西方“普世价值”的“全球市民社会”组织一道，成为帝国主义的“道义帮凶”或“学术帮闲”，“精神贵族中的精神贵族”，在中形成“左右合流”

　　所以笔者也要在这里强调，对于中国而言，对自然科学的性反思的优先度应当是远不及对社会科学的性反思的优先度的。

　　如果我们要真正完成对过去几百年间人类历史的反思，我们恐怕需要无数的学者与大众一起努力。然而不幸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在过去几十年间形成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代表，事实上在全球市民社会中构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中流砥柱。老生常谈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使得“知识分子”们同他们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知识一起，成为社会中有实质权力的高层时，却以公民社会的英雄形象自居：有一切权威优势，无任何权力羁绊。

　　这样的例子，只要我们还看新闻，还关注社会，就绝不缺乏。事实上，最近发生的“安徽合肥教授言论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这位教授发表了充斥着拜金主义，性别歧视，国族歧视的言论后，平日热衷于使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话语的消费者们纷纷装聋作哑，更有甚者斥责这位学生抢夺麦克风的行为是所谓不尊师重道、不尊重言论自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学生说出了“读书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

　　这些看起来无党派的个人主义者构成了一个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特权阶层，尽管是一个非正式的团体，但这个等级井然、同社会各界深度接合的权力团体，通过反对一切权势（除了自己）为专职，施展马基维利意义上的“令人信服的统治”，这种统治相较于系统本身更加有效和深刻，最不明目张胆的并不意味着性能最差，某种意义上性能甚至是最好的。

　　“安徽合肥教授”的暴论，在被曝光前十分受到市场经济的欢迎，这似乎完美证实了阿芒马特拉的论述：

　　“因为文化的资本化也是主体阶层的资本化，让现存的公民——消费者越来越受制于设备、职业和特殊文化背景的剪裁。对文化实行商品经营，是生产新型的主体性。恰恰是因为这种主体性管理的质的变化使得文化的利害关系具有同样的战略重要性。“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的代译序中进一步指出，这种文化资本化扩大了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象征差别，更严重的是由商业利润主导的文化交流背后隐藏了新的权力形式和新的社会整合形态，在后现代的话语中意味着社会的终结、社会意识的蒸发、社会意义的缺失，乃至放弃价值的理性基础直至民族国家概念的淡化和消失。

　　民族国家的思想是法国大以来的共和思想的一个基本内涵。按照法国著名哲学家享利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国家是秩序和联系的要素。

　　但是在传播全球化时代，国家这个宏观主体同时面临着国际化和地方化（或区域化）的威胁，而后者的形成往往是以更加明显和更加给人好感的形式出现，是媒介扩大影响力指数所瞄准的对象。我们所认为的国家消亡，应当是在人类整体朝着主义形态迈步中的过程进行，但显然不应该是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首先让第三世界国家们消亡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当前秉持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媒体集团在在新生产出的文化消费品中，热衷于强调与后现代主义高度相关的身份与性别治理的现象有着批判性的理解：这绝不是什么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关系，这依然是帝国主义试图摧毁第三世界国家抵抗意志的阴谋与阳谋。

　　笔者从巨人们的身上偷取了他们的一部分力量，拼凑出这个论文不像论文，新媒体文不像新媒体文的东西，文章虽然很长，但真心期待读者们看完后能与笔者进行探讨，如果各位读者在阅读后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取来笔者提到的原典自行加以研读和思考乃至输出，那就是对笔者最大的鼓励了（当然，笔者也不拒绝第二大的物质鼓励）。

　　READ,THINK and WRITE。只要做到了这三点，你同世界名校的距离不过是一张文凭罢了。在这个工作岗位紧缺的年代，相信已经有不少读者发现那真的只是张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