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保定我的第二故乡……

　　的一篇文章——《保定，我的第二故乡》，今天整理发布，请您阅读她的回忆（以第一人称发布），追忆当年的有关保定的情况……

　　（1917年——2006年6月30日），直隶女二师毕业，祖籍完县（今顺平县），系孙毅将军的夫人。这是保定市十七中和保定市外国语学校刊载的“田秀涓”的介绍，可见往事｜十七中，七位“仙女”名扬天下……1917年11月，我出生于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城。完县在保定西南，距保定70里。旧社会，人们称保定为“保定府”，简称为“府里”。“府里”是人们向往的大地方、好地方。在我童年时代，留下了许多关于“府里”的美好记忆。

　　我1938年1月参加，在参加前的20个年头里，有7年时间学习、生活、工作在保定，那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青少年时代。1950 年秋天，我从北京调河北省妇联工作，又在保定工作一年半。屈指算来，我前前后后在保定共8年半时间，转眼40多年过去了，但往事历历在目。

　　1930年夏我小学毕业，按我家庭的经济情况和当地旧习俗，家里是不会允许我到外地上学的。但在毕业的前一学期， 我年终考试全班第一名。父亲一时高兴，同意我报考保定二女师。我有幸考取。于是，不满13周岁的我，于1930 年秋离家到保定城区住读。

　　省立二女师，后改称“河北省立保定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历史悠久，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小学教师，分布在保定周围的县镇，声誉较好。早期毕业生，有早期参加的李培之大姐（王若飞烈士的夫人，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长）。我在校期间，校长是王化民，建校初期第一班毕业生， 是青年党，对学生统治较严。我党的影响和活动不明显，教师及教育质量还好。学制六年，前三年与初中课程相同，后期师范三年，高等数学与英语等文化课减少，加重“教育学”课程。学校免缴食宿及学杂费，学生只负担学习用具及生活零用费。我们班为第16班。

　　1936年毕业时，教育厅规定会考，大家都带上考试的文具到北城职业中学（编者按：这里应该是昔日的永华北路即如今的永华北大街西侧、环城北路即东风中路南侧，如今的供电局小区。这里曾经的是直隶甲等工业学校，1928年学校更名为河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9年学校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二职业学校，1934年学校更名为河北省立保定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参考。同学们都急急忙忙提早步行而去。我是沉得住气的，走得最晚， 但没有迟到。毕业总成绩，我在全班40名中排第10名。女师有三个附属小学，每年都从毕业班中选功课好、适合需要的留附小当老师，当年留九人，我被聘在鼓楼东街（编者按：鼓楼位于原南大街即今莲池南大街，在天主教堂东侧，基本与钟楼平行。不知道“鼓楼东街”是哪个位置）第二附小。二附小校长姓赵，是48岁的无儿无女的单身，办小学有经验，事业心强，治校严厉，以校为家。她与女师校长王化民是女师第一班同学，据说王还怕她三分。我担任初二班级（编者按：原文如此，不知何意），任教五、六年级地理课和全校六个班的音乐课。在赵校长的严格要求下，我也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新的环境下，全力以赴地工作。在1937年春女师17班同学观摩我教学时，评论较好。因我工作不错，1937 年下学期又获连任聘书，后因“七七”事变”，保定城区失陷，未继续教课。二

　　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发生了沈阳“九一八”事变，师生们群情激愤，抗日情绪高涨，学校一度停课，同学们上街宣传日货，反对日寇侵华，还曾到郊区农村进行宣传。年龄较大的同学，还组成抗日义勇军搞军训操练，学习护理知识等。不久，朝鲜者金再天到女师礼堂向全校师生讲演，会场上挂满了送给金再天的抗日锦旗。金再天介绍了朝鲜后，受日本帝国主义种种残酷统治。日本为防止人民，十户联保，共用一把菜刀，人民完全丧失自由。那种血与泪的残酷压榨，更激起了师生们的抗日。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蒋委员长”，在华北群众愤怒高喊“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的声浪中，为宣传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反立场，曾北上活动，也到过保定。记得一天下午，在西关育德中学大操场，他召集保定市的大、中学校师生训话，从校门内外直至操场，层层布岗，戒备森严。我们整队跑步到大操场，按指定地点站好，事先宣布了种种纪律。

　　蒋介石在严密保护下登上讲台，除了兜售他那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曾讲：“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已到你们河北省的大门口了，你们要奋起保卫家乡……”他这个所谓国民政府的领袖，袖手旁观地在一边煽冷风， 把抗敌的责任，推到河北省及华北人民头上，激起了保定教育界万分气愤。不久，住北平的宋哲元也来到保定，在南关大操场，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师生大会，会议充满了抗日气氛，女师高年级十二班即将毕业的于芬，代表我校用大喇叭讲话。

　　当年冬季，正值上海淞沪抗战时，学校买了第一个、也是第一代的无线电收音机，放在教务处，在物理老师张映宜的管理掌握下，播放新闻。同学们关心抗战大事，下课后，都拥挤到教务处内外听抗战消息。大概在1935 年夏《何梅协定》后，向日寇割让冀东22个县，禁止河北省抗日宣传，撤出中队等。这是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铁蹄已踏进我们的家乡，同学们压抑、悲愤、痛苦万分。一位四川籍的教育学的老师，在快放寒假的最后一课上，沉默痛苦地低头向同学们告别说：“河北省的山河已破碎，下学期我不能来这里教书了。同学们要各自珍重！”同学悲愤、痛哭，哀声大起。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逼近，丧权辱国之恨，使我们不能安心学习，随年龄的增长，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与日俱增。桩桩件件的逼近当奴境地之隐忧，提高了我的民族觉悟，增强了抗敌兴国的意愿。

　　1949年5月，我从华北局妇委调全国妇联任组织部副部长，7月党组决定接管河北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后改为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将原来300多名青年女学生培训一年，作为干部分配工作。党组派我去女职任第一副校长兼党组，协助刘清扬校长工作。当年7月，河北省建省后，也逐渐地建起以昭清华、赵亚平为首的省妇联筹委会。不久，赵的老伴高振德调北京京西矿务局。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老党员帅孟奇大姐，一贯关心干部，即同河北省委协商，将我与赵亚平对调，以解决我与老伴孙毅、赵与高两地分居的问题。这一意见，并未告诉我。当年冬季，我正在女职培训学员时，邵清华来京催问我何时回河北省。我不知原由，后来才了解到是帅大姐的好心安排，组织上决定我培训学员结束后回河北省。1950年“三八”节，在河北省第一次妇代大会上， 选举我为省妇联主任，也未能立即到位。1950年7月学员分配完毕后，我又协助已调来的赵亚平制定妇干校培训妇联干部的计划，参加完妇联召开的扩大三次执委会，于10月回省会保定到省妇联工作。

　　1951年春天，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全国妇联提出：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开展抗美爱国、抗美援朝运动，号召各地召开妇女群众大会及。

　　“三八”节前，我们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准备在省会保定市召开万余名妇女群众大会及。从广播中听到全国妇联蔡畅主席参加了北京及天津市的“三八”纪念活动，在京亲自带领妇女。我想，保定离北京不算远，能否也请大姐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呢？当时思想很矛盾，一方面考虑大姐已50多岁，正近更年期，身体不太好，为纪念“三八”奔波在京、津之间已很劳累；但从个人心情上，当然也代表河北省妇女干部和群众的心情，则盼望大姐能亲临保定，对我省妇女给予指示。经过多方面考虑，决定还是主动请示一下，如果大姐精神好，有兴趣来，那真是万幸。于是鼓足勇气，在3月6日晚，给全国妇联副秘书长曾宪植挂了长途电线日上午，曾宪植回电线日下午参加北京市纪念‘三八大会后，当晚乘夜车离京，8日凌晨两点半抵保定。”啊！想象成为现实，真是善于体会群众心情的好大姐呀!

　　省妇联同志们都喜出望外，主动布置会议室，迎接大姐光临。我赶快向省委汇报，当时省委领导在保定的有省委兼军区副政委马国瑞，女组织部长薛迅，秘书长李子光。省政府有杨秀峰主席，金城。他们都很热情，并非常重视，决定安排大姐住省委大院（原河北大学，编者按：这里的河北大学是老河北大学，即位于火车站东侧路南的学府胡同内，现十方商贸城。该河北大学存在于1921年至1931年，不是如今的河北大学）。按规定，保定市3月1日已停止冬季供暖（

　　：如今是3月15日停止供暖，不知道是何时改的），当时还没有暖气，便重新安上带烟囟的火炉，3月7日下午便生起火炉，为大姐住屋驱寒。8日凌晨两点多钟，我与省委领导，一同到火车站迎接大姐。大姐于两点准时到达。据秘书刘加林说，大姐为积蓄精神，上火车后即服人睡。大姐下火车后，精力充沛，神采奕爽，我们简单汇报有关事宜后，即安顿大姐休息。3月8日上午10时，在保定市三皇庙体育场（编者按：即位于裕华路南侧、恒祥南大街西侧的保定市人民体育场）召开省会万余名妇女群众纪念“三八”大会，保定的工厂、街道、郊区、部队、学校等各界妇女，已提前整队入场等候。当德高望重的全国妇女领袖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达大家喜悦与幸福的心情。

　　大姐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她说：正当我们高高兴兴地庆祝自己的节日时，美帝侵略朝鲜的战争遭到严重打击后，又妄想重新武装日本，企图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想再把我们踏在他的脚下。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杀害的中国人民，绝不允许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再来杀害我们。我们一定要保卫已取得的胜利果实，坚决反对美帝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我们更应进一步扩大和深入进行抗美援朝和反对美帝继续武装的运动，把这一运动深入扩大到每个群众中去，到每一个家庭妇女中去，使这一运动与工农业生产及其他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我们妇女，要积极协助政府肃清特务匪徒，严厉反分子，巩固人民。全省广大农村妇女，要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争取今年丰收、年年丰收的号召，多种棉花，收成要更好。女工要积极参加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以增加抗美援朝和建设祖国的力量。蔡大姐那严肃而又热情的讲话，妇女们深深记在心上，成为她们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精神力量。

　　纪念大会结束后，妇女们又重整队伍，工人、战士、学生、干部、街道妇女、郊区农妇及宗教等各界妇女，按序分别列队，在我、保定专区妇联主任贾士琴和保定市妇联主任张素健三人带领下，浩浩荡荡地举行了“三八”妇女。妇女们手举小彩旗，雄壮的歌声、口号声和锣鼓声，响彻街道。队伍通过省政府门前的检阅台，台上有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省委马国瑞、女薛迅、省政府主席杨秀峰、金城、省总工会主席张庆春等。台上台下，人山人海，被检阅的妇女，像狂涛怒海，展示着她们抗美爱国和搞好生产与工作的决心。检阅台上的，不断地向队伍招手、鼓掌，鼓舞妇女们在抗美中奋发前进。蔡畅大姐，更是以喜悦、兴奋的心情，向妇女招手致意。队伍持续到下午四时结束。

　　3月9日上午，我们到保定火车站，欢送大姐返京，省委事先安排了两位保卫人员，在隔壁车厢护送，未通知大姐。大姐等安抵北京站后，两位保卫人员向大姐及刘加林秘书告别说：我们完成了护送大姐的任务，要返回保定了。加林等同志，都以惊奇、感激的心情，感谢省委的周密安排。

　　蔡大姐的精神，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及省各部门，以及各级妇联和广大妇女，以莫大的鼓舞与教育。她的讲话，像号角一样，引起很大的反响和效果，有的地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妇女，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名，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写慰问信，送慰问袋，又进一步形成热潮，更进一步关心和做好军烈属工作，推动和鼓舞了农村粮棉增产，特别是全省1300万亩植棉任务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女工在爱国增产竞赛中多创新纪录，宗教界妇女积极参加革新运动等。总之，蔡大姐保定之行，对河北省妇女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与鼓舞作用。

　　1952年，中央华北局调我到北京任华北大区妇联主任和华北局妇委，又一次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保定这块热土。

　　田秀娟，1938年参加，同年加入中国党。抗战期间，历任完县、晋察冀边区（1941年改称北岳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兼党团。1939年兼任晋察冀区党委及北方分局两级妇委委员，后任，曾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1944年冬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补为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候补代表，参加党的七大，在延安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中央妇委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冀中区妇联主任，华北局妇委第二，华北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49年以后，任全国妇联组织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第一副校长兼党组。1950年任河北省妇联主任兼河北省委妇委。1952年任华北儿童福利部部长、党组成员。1957年至1983年任全国妇联第三、四届处，党组成员。1982年离休。

　　2006年6月3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8岁。多年前，保定企业家已经开始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这是孙新怀先生（右）拜访孙毅将军时，与孙毅夫人田秀娟合影。

　　孙毅（1904年——2003年7月4日），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1933年加入中国党。土地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3年7月4日13时5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