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50年前的一段往事

　　这一天是1964年的8月8日。接近中午时分，同年级的邻居(同一个居委会同一个组)的一个女同学，来到我家，说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到了学校，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邻居的一个低一级的哥儿们说，是不是真的，你吃完饭到学校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于是，我匆匆忙忙开始做饭，心不在焉地吃完饭即迫不及待地离家赶往学校。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还是让我有些心静意难平。翘首以盼的东西，一旦到手，反倒有一种不敢相信的梦幻般的感觉。

　　我原先并没有考大学的意思。这是一直以来的想法。初中毕业后我就希望早点工作，养家糊口，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因为自从3年半以前，即1961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七)父亲去世起，我们家就失去顶梁柱，成了孤儿寡母。我上有母亲，下有妹妹和弟弟各一个，——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才刚刚7岁与3岁。在那经济低迷，就业艰难，食物短缺的年代，人们对形势普遍悲观……因此，我的尽早参加工作，挣钱养家糊口的理想，只能是一厢情愿。继续读高中是大势所趋。如今，3年过去，又到了需要抉择的关口。何去何从，一时难以定夺。周围的亲友大多支持我的想法，尤其是家住农村的二姑妈，就直言不讳地叫我别考大学。

　　然而，班主任程家谞老师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从长远看，还是上大学好，尽管暂时艰苦几年，但是毕业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认为程老师的话不无道理。语文课陈本固老师更是语惊四座：“上大学是今后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差别”!

　　从内心来说，我也难舍参加高考一搏的想法，毕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毕业，12年的“寒窗苦读”，难道就仅仅是为了当一个普通工人吗?班上除了我以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有放弃高考的想法，何况他们有的人成绩还不如自己呢!再者，自己有自己的“优势”，就是自己的外语成绩比较突出：初三时就当上了俄语科代表，特别上高中以后，俄语成绩多数时候均名列前茅，各个外语老师比较喜欢，且其他成绩也不错，虽然没有当过“三好生”，但当“表扬生”还是常有的事。

　　就这样，我改变了初衷，参加了高考。那个年代，高考生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我在俄语老师陈宏德的建议下选择了学习外语，并且是俄语、英语之外的“冷门外语”语种，为的是怕当中学老师。陈老师建议我填报西班牙语。我采纳了这一后来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建议，将北京外国语学院作为重点大学(第一类志愿表)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填的是西班牙语，将川大外文系填写为第二志愿，而把北大填为第三志愿!第二类志愿表(一般本科院校)则主要考虑保险与稳妥，于是，将四川外语学院作为第一志愿......

　　高考前的复习，我将科目和历史作为重点，因为其时对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不合格是无法上大学的。而重点抓历史，是因为此前没有好好上课，——从小学就开始学历史，进入初中也学，高中又学，已经没有啥新鲜感，甚至有些反感，于是上历史课时暗中看小说《三侠五义》之类的。如今，考文科，只得再从头复习一番!

　　7月的7、8、9三天是高考的日子，考场在自贡二中(蜀光中学)。高考期间，记得最后一门考试是外语。此前几科考试下来，与同学们核对考试题的时候，感觉尚好，有的同学说我发挥不错，最后考的一科又是外语“强项”，“更不在话下”。我也自以为俄语成绩好，没有重点复习，俄语的复习准备可以说远远不够。临考前陈老师甚至把她的手表借给了我，让我好好把握时间。结果是难度大感意外，考得并不好，有些生词、题型没有见过。考完以后，我有些沮丧，“背思想包袱”了，认为外语“考砸”了。回家后有几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转辗反侧，夜不成寐......

　　为了消磨时光，我不是到农村的亲戚们家玩耍，就是到几个要好的同学家串门，打发夏日炎炎的难耐时日。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是8月8日，高考结束1个月了。

　　如今，突然间，听说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反倒让我有些猝不及防，很有些将信将疑了——是真的吗?......

　　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反复回忆着各科高考的情况。学校离家约有5里地的路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不知不觉间来到学校门前的凉高山街道上。在我路过一间铺面时，听到有个面熟但又叫不出姓名的小年青，指着我小声对旁边的人说，“这个人考起了北京外语学院”……我一听此言，心上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说邻居同学讲的可能是开玩笑的话，难道陌生人也会瞎说，且怎么知道我要考的是北京外语学院!?我感到十有是真的了。

　　我加快了步伐来到学校，直奔班主任程家谞老师的宿舍。程老师1958年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凉中，任教已经6年，30岁了仍然是单身，住在一间平房里。我迫不及待地敲响了程老师宿舍的门，顾不得仍是睡午觉的时间。程老师听到敲门声，迅速起来开了门。我不记得说了些啥，以及程老师又说了啥，只记得他将一个牛皮纸信封，急急忙忙递给了我。这是一个封面右下方印有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名几个红字的信封。信封已经开启过，并且信笺已有些皱褶，显然，录取通知书早已经不止一人阅过了。

　　我抽出信笺，阅读起里面的内容，其中告诉我，我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专业是西班牙语，本科，学制5年以及学校报到、开学的时间、地址等事项。大概还有转办户口的凭条及托运行李的校址签等。

　　从班主任老师处得知，我是学校本届毕业生中第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那时，与媒介远没有今日发达、畅通，关于高考的信息几乎难以见诸报端。自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消息传开之后，其他同学开始紧张起来，望眼欲穿地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我后来得知，我们这一届两个班的应届毕业生近百人，仅20余名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其中，我们班稍好，有14人被录取;我是我们班离家上大学最远的一人，其余均在省内就读。

　　从后来的一份资料中，我才知道，1964年全国高中毕业生人数36.7万人，高校招生人数14.7万人，但加上往届学生，实际报考人数44.9万人，录取比例为34%。

　　母校自贡市凉高山中学(自贡第十中学，现名自贡市大安区江姐中学)自1957年建校、1961年起有高中毕业班以来，能考上大学的虽说不上是凤毛麟角，但也是屈指可数，尤其是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压缩了招生指标，多数考生均被挡在高校大门之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校前三届学长在北京读书的仅有高六二届的1人(北京钢铁学院的王宫明)!

　　后来得知，我们这一届竟然有3人考进了北京，除我之外，刁木林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当年新办的学校)录取，林本初则被北京外贸学院(英语，专科)录取。

　　回忆能够被幸运录取，并非自己有多大能耐，完全是因为当时许多客观环境、现实决定的。首先，那时的党和国家的政策取向，偏向工农和干部家庭的子女，而“出身不好的”、家庭社会关系稍复杂一些的学生，尽管成绩合格，大多被排除在了大学大门之外。显然，我沾了盐业工人家庭(祖父、父亲是“无产阶级”)及老爸是党员和母亲是贫农的光。其次，1964年正好是一个关节点，就是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斗争进入了特殊阶段，支持和反对的国家均旗鼓相当，中国随时都有可能进入联合国。对此，我国政府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包括外语人才的储备。这一年及1965年，招收外语学生的比例明显增加：北外1964和1965年各招收了800名左右的学生，远远多于往年的数量。另外，第三，西班牙语学生的人数也比上年增加了1倍，共计招收了8个班(专科、本科各4个班;每班12-13人)，1965年除同样招收8个本科班外，还增加了1个附中班(6人，他们一进校即上二年级的课)。我似有“神助”，在外语老师的指导下，幸运地填了西班牙语的专业，正好“误打误撞”，“撞到枪口上”，被录取了。几十年后，与以前的表嫂卢三姐相逢，她更是说得“邪乎”，她说她对几个表侄女说，你们表叔“耍起耍起”(四川话有“漫不经心”之意)”都考上了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即开始了紧张的出行准备，紧张办理相关手续(户口、粮食与副食品证明)，跑居委会、街道办、街道派出所和粮食管理等部门。

　　其次是向常来往的亲戚辞行。我首先去向堂姐玉坤告别。姐姐正在自贡市第二人民医院上班。本来，姐姐先是修筑宝成铁路，后当了列车员，但是因为子女多家庭负担重，姐夫又在外地，家里还有婆妈和自己的老妈要照顾，于是忍痛退职回了老家，到医院当了洗衣工。由于经济拮据，有几次还向医院卖血以渡难关。玉坤姐姐听说我考上了大学，非常高兴，二话不说，即向同事借了钱，来到旁边马冲口街上的商店，花5元多钱为我买了一只层板质地的衣箱(这个衣箱随我走南闯北，度过了10几年的时光)。

　　一位在当兵提干的邻居牟陆军大哥正休假在家，听说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到商店花7元多钱买了一支大号“金星”牌金笔送我。真是贵重而又情深义重啊!

　　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俄语老师陈宏德竟慷慨给了我10元钱的人民币!其实,陈老师经济上也并不是多么宽裕，毕竟才参加工作两年，家里也有父母和弟妹需要赡养，——也不知道转正了没有，即使转正了，在自贡地区，每月也才52元钱左右。

　　那时，“三年困难时期”虽然过去，但其后遗症还远未消除，经济仍然死气沉沉，百姓的收入仍然很低。还记得10元钱能干什么吗?我从自贡乘火车去北京，如果坐慢车，全程2048公里，票价为27.80元，而学生票半价为13.90元。1964年那时经过自贡到成都的客车仅有一班慢车，没有快车，全票价为4.40元;只有到了成都才有直达北京的直快车(164次车)，加快票为4.90元。也就是说，学生票10元钱慢车大概可以坐到河南洛阳了。而那时普通居民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也就5、6元钱，10元钱可以解决2个月的吃饭问题了。

　　另有一个刚当上的哥儿们、前表嫂的弟弟卢天祥五哥，也到车站为我送行，临别时向我手里塞了2元钱，让我在路上零花。我同样感激不尽。这2元钱，差不多可以吃盒饭(铝盒，每份0.30元)到北京了!或者可以买5斤的炒花生(每斤0.38-0.40元)。

　　图1 凉中高64级2班同学与程家谞、李绍伯、袁建章等4位老师的毕业合影（1964.07.29）（作者在第3排左起第4人）

　　我们家那时经济状况无疑很差，父亲3年多前去世，留下4人;母亲在一家街道属石灰石厂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每月至多20-30元。所幸父亲去世领取的一年684元的抚恤金，两年后“老本”还基本没有动用，——全家人省吃俭用中存储了2年的定期(51‰的年利率)，还得到好几十元的利息。再加上父亲在世时踊跃购买公债，到1964年(1959-1968年的公债)还能兑换几十元。

　　这样一来，我原打算5年读书期间中途不再回家，于是带走了在当时看是很大的一笔钱(90多元)。其实，若非享受助学金，这一点钱也实在维持不了多久。

　　我随身携带了被子、垫絮(褥子)，父亲1956年当省劳动模范时获奖得的一床混纺毛毯，还有蚊帐和竹凉席以及少量的单衣裤和棉衣棉裤，——均是旧的，没有新做衣服。一年发的几尺布票也做不了啥。二姑妈赶做了两双布鞋。上高中了，也常常赤脚上学，走在石灰石子铺的马路上习惯了。但到北京肯定是不能再赤脚了，——我不知为何居然还买了一双草鞋带在身边。

　　1964年8月27日，收到录取通知书后19天，我踏上了去往首都北京的路途，并于29日晚到京，寻找到学校新生接待站后，顺利来到“北外”，从而开启了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异乡生活。

　　1985年秋,当我随同四川援助哥伦比亚竹编竹器培训小组来到波哥大工作时,我从在使馆工作的同学处获悉,1964年夏秋代表北京外国语学院到四川招生的，正是时任中国驻哥使馆政务参赞的罗道光先生。我曾经在使馆见到过这位参赞及其夫人。罗先生是四川川北人，在外交部干部司工作(当时“北外”属于外交部管)，后来派到我驻外使馆工作。曾出任驻哥伦比亚使馆“二把手”的政务参赞，之后，罗道光于1990.11—1993.12在中国驻西班牙巴塞罗那总领馆任总领事。我为录取我的这位姑妄称之为“伯乐”的人而心存感激，——这一年，他将七八十名家乡学子(占全校新生名额的1/10)招进了北外，真是功德无量。

　　【作者简介】肖昆华，男，1945年生，四川自贡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供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曾先后任中国驻厄瓜多尔、乌拉圭使馆二秘与一秘及哥伦比亚使馆经商参处一等秘书，以及中国医科院输血研究所图书情报室主任，《国外医学输血及血液学分册》杂志和《中国输血杂志》编辑组组长，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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