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一次性用品肥乡：互助养老安享晚年？

“今年过年不回家，我们就在这里过。”年逾80岁的张喜凤说，以往每年大年初一，晚辈们都来“幸福院”拜年，“暖和、热闹。”

“我们希望都能实现集体资产的转换，在此基础上，每年再新建、改建15家。”杨明刚说，虽然肥乡县基本上实现了村村有“幸福院”，但还需要继续投资扩建。

按照省的规划，到2015年要实现全省覆盖，并列入地方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将这一工作列入年度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要避免成为地方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省学院副教授赵志强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爆发式发展径，还带着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如何让“幸福院”健康持续地发展，形成正循环效应尤为重要。

在大多数村民看来，让老人们结伴照应生活，自己可以随时前往探访看望，外出务工时也不再有后顾之忧，老人们也更愿意住进幸福院，不像在养老院，人生地不熟，孤零零的感觉，病痛时也大多自己扛过去。

“老人的生活不会发生改变，他们与子女的供养关系依旧未变。唯一变化的是他们能够实现组织，能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乡邻在一起生活。”

2009年，前屯村“幸福院”模式被当作示范在肥乡县推广。2011年2月，民政部长李立国专程前往肥乡调研，称赞这一做法“为全国趟出了子，作出了表率”。同年3月，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在召开，重点推广了肥乡的互助养老模式。

78岁的李静有一次突发胃穿孔，其闺女接到生病通知后将她送往医院。此后，她在市区的医院住了一个月，又接着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等待身体康复后，她便迫不及待地向院长提出申请，申请回到“幸福院”。

用蔡清洋的话说，农村互助养老依然在慢慢摸索。“我们想为幸福院安部电话，却没有合适的名义，幸福院是村民自治组织，既没有代表人，无证无资格。”蔡坦言，有关互助“幸福院”的地位、性质、名分都不清晰。

“老人的生活不会发生改变，他们与子女的供养关系依旧未变。唯一变化的是他们能够实现组织，能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乡邻在一起生活。”肥乡县前屯村互助“幸福院”院长蔡清洋觉得，“幸福院”点亮了独居老人的晚景生活。

“幸福院不是一个老人的幸福院。”蔡清洋觉得，不同的老人一起生活难免会有小情绪，但最怕的还是老人摔了、病了。事实是，老的磕磕绊绊并不少见，但尚未出现过子女上门“找麻烦”的现象。

杨明刚算了一笔账，“幸福院”在运行过程中主要涉及公两部分支出。公共费用主要包括水电暖等基础生活设施；费用包括老人日常生活的粮米油面等。穷地方也能养老，“这种财政压力不算大，挤一挤就出来了。”杨认为。

九年来，互助“养老院”不仅解决了当地单身老人的养老问题，还改变了他们原本单调的生活状态，部分养老院还实现了“老有所为”，提升了价值认同。

九年前，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村支书的他开始决定筹建“幸福院”。“独居老人太可怜”。为了避免，蔡清洋进行了摸底走访，“打探”老人们的真实意愿。

现在，、、湖北、浙江、安徽等地开始推广这种新型养老模式。

该县民政局老龄办主任杨振红说，“幸福院”与传统养老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它们坐落在村子里，离老人的家都很近，大多是几步的事，基本上和在家里生活一样。在农村人的观念里，不赡养老人就算不孝，让老人“离家”住进养老院，感觉是子女抛弃了他们。可现实的情况是，在解决当地独居老人养老的问题上，原本财政困难的肥乡没有足够财力，县里只能另寻出。

而纷至沓来的社会赞许与民间争议，将“肥乡模式”推至风口浪尖。此后两三年，“互助养老”开始在中国乡间、城市社区遍地生长。2012年3月，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在举行，“肥乡样本”随之被赋予示范意义，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得以关注和推广。在养老话题陷入多重困局的当下，“肥乡模式”似乎正在为传统“居家养老”的老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养老选择。

每一名老人在幸福院都有自己的卧室。（林评/图）

在肥乡，曾经历过独居老人离世无人知的阵痛。2006年，前屯村的3名独居老人在组局打麻将时发现“三缺一”，就结伴去邀请另一位独居老人，谁知，等他们来到老人家中后发现其大门紧闭，敲门后无人应答，时才发现老人已经身亡。

“全县一共有7家敬老院，其中民办养老机构2家，无法满足和覆盖农村不同人群的养老需求。”肥乡县民政局副局长杨明刚说，县城的敬老院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无人赡养的农村五保户。“如何让万名孤身老人安享晚年，是个严峻的问题。”杨明刚说。

其实，互助“幸福院”在肥乡还有另一种的现实无奈。目前，肥乡县的“幸福院”中还有百余家属于临时租赁性质，“床位少、规模小，设施简陋，无法完全满足实际需求”。

“他们本着自愿入住原则，规则也很明朗，传统养老机构之所以会发生纠纷，主要是在于服务人员的责任上。”蔡清洋说，“找麻烦一定是有原因的，比如我交了钱，你没照顾好，但在幸福院这种担忧连万分之一都没有。”

与此同时，每一家互助“幸福院”都配备了电视、麻将、象棋、扑克牌、锣鼓、秧歌扇等文娱生活用品。不过，入住“幸福院”的所有老人，也都需要遵守内部规章制度，还须参与常规值日，具体包括打扫院落，监督卫生情况等。

“要避免一些乡村因为缺乏运营费用而关门的现象。”赵志强说，农村互助养老属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保障空巢、留守老人权益等需求的农村公共物品。中央、省、市应在农村互助养老供给中发挥主要作用，并承担政策制定和财政供给的责任。

现实之下，“幸福院”还只能算村民自治组织，尚无法人资格，无法直接接受社会捐赠。“我们没有的银行账号无法转账，爱心企业、个人只能带现金来，这不太现实，只能先汇到民政局，再往下分。”蔡觉得，如果能尽早将“幸福院”列入全国养老服务体系中去，上述问题或能迎刃而解，“幸福院”也能因此真正实现“”。

曾做过相关调研的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建娥教授认为，目前学界对“互助养老”的概念和内容的界定依旧不够清晰，对其性质和定位仍然不够明确；在实践中，要推行互助养老模式还存在诸多障碍。

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成为肥乡县的“头号民生工程”。当地为此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政策，县财政开始拨款鼓励村级兴建互助“幸福院”，“每兴建一所一次性补助10万元，改扩建一所补贴5万元。”

“我不怕担责，权责不清时，若真出现问题，担责的人一定有我，那为什么不能清晰界定权责呢？”蔡清洋希望，可以在政策上多给予关注，能够提升互助养老的地位，建立起相应的管理规范，“如果不能列入养老大序列，至少应该单独列出，给予固定政策，让其有所保障”。

赵志强对此分析，互助养老仍然属于农村自治性质，依托于村集体，整体定位不清，应该属于“居家养老”的范畴。“它既不是法律主体也不是民事主体，并非实体机构。”赵志强认为，互助养老的“先天不足”直接决定了它无法取得国家财政和政策上的明确扶持，地位比较尴尬，在实际推广中力度还远远不足，“声响大，效果却一般”。

不过，在多位研究学者看来，农村互助养老实属一种无奈的“创新”之举，“肥乡模式”是否具有普遍的可复制性仍有待观察。

民间的爱心奉献也很重要。“我们不在乎钱多钱少，老人最需要气氛，需要社会关爱。”蔡清洋说，光靠的角色永远不够，要扩大社会的参与面，让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关注互助养老。

“住幸福院，老人是不需要交钱的，带套被子住进来即可。”杨明刚说，老人无经济负担，子女也只需负担老人吃喝，老人生病了带他们看病、吃药就行。

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幸福院”的建立。杨明刚给“幸福院”的选址定下了规矩：每一家院子，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按照当地民政局的考量，入住“幸福院”须满足五个条件：第一，年届60周岁；第二，单身；第三，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第四，自愿并征得子女同意；第五，无传染疾病。

在杨明刚看来，“我们解决了独居老人们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幸福院源于肥乡，为农村养老难题提供了低成本的肥乡模式”。

互助养老最大的困境在于资金链问题，“农村集体经济普遍羸弱，拿不出太多的扶持资金，一旦后续运营资金跟不上，恐难为继。”赵志强说。据悉，以地区的互助“幸福院”为例，主要资金来源包括：村集体投入、有限的运行补贴、捐助等社会投入。在政策扶持上，国家层面和省市财政仅起到辅助作用。

不过，中国人素有居家养老的传统观念，老人入住“幸福院”依然容易被视为家庭养老责任的缺位，入住养老院影响老人及子女脸面的观念在中国城乡依然深具普遍性。赵志强说，不管养老模式如何交替，理想的养老还是父慈子孝、儿孙绕膝。

据业界人士观察，我国绝大部分老年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通常仅限于亲友等“小圈子”。他们渴望与拥有共同兴趣、话题的老年人们交流，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平台，他们往往只能选择各守，无法实现与他人的常态沟通。

今年80岁的说，自己如果没有住进“幸福院”，可能早就没了，“好房子住不惯，在这里住着舒坦”。

截至目前，肥乡县已建成农村互助“幸福院”240家（包括联建25家），覆盖全县265个村。

肥乡县位于省南部，地处冀南黑龙港流域，辖3镇6乡，265个行政村，总面积503平方公里，人口39.3万，是省级财政困难县。在肥乡，60岁以上的老人有4.39万人，其中单身老人1.3万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29.6%。

2006年，张喜凤是第一个入住“幸福院”的老人。九年间，肥乡县共建起了240个大大小小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当地试图通过推广这一互助式养老模式，为农村养老困局探寻出。

大部分老人支持蔡清洋的想法。随后，他在村“两委”班子会上袒露自己的想法，哪知参与项目意见讨论的8名村干部中只有一位支持他的想法。最终，蔡清洋集资14万元，在四间闲置的小学校舍上建起了全国首家“幸福院”。经过多番沟通，“幸福院”迎来了第一批入住的6位老人。令蔡清洋欣喜的是，在短短几周之后，老人们逐渐“看上了”这一抱团养老的方式。

“幸福院不是万能药，我们只是解决了部分老人的问题。”蔡清洋说。

农村互助养老机构既不是法律主体也不是民事主体，由于先天不足，直接决定了它无法取得国家财政和政策上的明确扶持，地位比较尴尬，在实际推广中力度还远远不足。

与传统养老院相比，肥乡县里的“幸福院”都没有外聘专职服务人员，村干部往往身兼管理人员。“把一部分互助养老的责任承担了起来。”杨明刚说，如果一所幸福院聘请3-5名护工，光工资就需要3万-5万元，“成本太高，负担不起，也不符合初衷和目标。”

听蔡清洋说，当初曾在意见会上公开反对建设“幸福院”的村干部，在目睹了老人们在“幸福院”的生活情形后，特意私下委托别的老人和他沟通，希望能把自己家中的老人也送进来。

除此之外，农村互助“幸福院”一旦在运行中出现“小事故”，可能会被直接拖垮，比如老的纠纷、打架斗殴等问题，如果按照民法规则来讲，“幸福院”或村两委或将被视为侵权方，需要承担责任，“入院协议虽然了自愿入住原则，排除了法律风险，但村民自治组织本身还存在不少其它潜在风险，责任不小。”

有学者指出，互助养老模式综合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三种主流养老模式的优势。在肥乡，互助“幸福院”里的每一位老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档案，实现了入住程序和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在日常运行管理上，院里也普遍实行了有章可循的制度。

“所有的老人都应该被照顾，互助养老能降低独居老人被社会遗弃的风险。”赵志强觉得，互助养老在未来深度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中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互助养老可以补充解决独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慰藉问题，减轻子女负担和压力，从而解放出社会劳动力，进而真正去照顾失能、半失能老人，这才有助于化解整体的养老负担。”

“一个老人连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如果不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蔡清洋说，“老人们聚在一起一定比自己独处强，至少他们不会觉得孤单。”

与此同时，互助养老中的老年人的年龄结构也很关键。“老的年龄结构要比较适当，高中低配置科学，不能全是高龄老人，否则无法实现互助。”赵志强说，“肥乡模式”作为新生事物，全国其他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可盲目，“相当部分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存在着徒有其表、重建轻管，甚至无人入住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