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中考“失败者”正逆袭出一个新阶层！

　　但在普职分流的社会争议下，仍有很多家长担心孩子被中考筛入职业学校。而在社会上，职校生依然被贴上“坏孩子”“混日子”的标签。那么，我们的职业教育现状如何？在标签之外，广大职校生如何成就人生？今天中国城市的职业学校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职业教育宣称要将这些“中考失败者”转换为工作的都市市民，并承诺，当他们完成职业教育后，凭借他们的“技术性的”工作，可以达到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下层的消费水平。作者指出，这些年，对额外教育的需求增长，促使职业学校数量和类型急剧增加，然而，学校课程和就业岗位需求脱节问题，仍普遍存在。而学生们上职业学校，也不都是为了学一门特定技能，而是为了维持他们作为学生的身份，以怀着“更高的教育水平造就更好的市民”的理想。生活上，不同于奢侈的名牌消费，职校青少年骄傲于自己的节俭和精明，并相信这让他们比规矩在家学习的青年更像真正的城市人；经济上，他们坚信选择职校能更早自食其力、减轻家庭负担，而不像高中生那样自私地浪费家庭金钱；职业上，他们深知未来机遇和地位的限制，但他们实践着一种真正拥有的权力，即放弃的权力，通过频繁跳槽，增强灵活性，换取新天地。和作为农民、农民工的父辈相比，他们在整体上仍有希望向上流动。这些职校学生虽然不能成为光鲜亮丽的城市中产，但他们也不会是工厂职员、建筑工人或饭店服务员，相反，他们将成为新一代灵活的，作为半技术工人进入新型服务经济领域。但经济萧条可能会对他们的市场境况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同样会毁坏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计划，这一点仍有待观察。本文原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原题为《学做服务工：中国都市青年、职业学校和新阶层的形成》。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2008年一个早春的下午，我坐在南京市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大教室后面的矮凳上。尽管坐在最后一排，但我的视线仍可以毫无阻挡地看到前面的黑板，因为前面的学生几乎都趴在窄长的课桌上睡觉。面对此情景，我清楚地观察到老师毫不在意学生们注意力已经分散，她只是面朝黑板，不间断地讲述着教学内容。环顾四周，水从天花板的缝隙漏落到墙上和水泥地的小坑中；四米多高的天花板下，静静地悬挂着管道、电线和在阴冷空洞的空间中不时闪烁的荧光灯。

　　透过一面墙上排列有序的窗户，一些学生凝视着窗外。从这所学校的三楼，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长江大桥。对那些感到无聊、注意力分散的学生来说，看各种轿车和卡车在桥上来回穿梭是一种不错的消遣。有些学生的视线转移到窗外的被一大堆废旧物填满的院子，在那里进城务工农民正在分拣废纸、塑料、轮胎和堆积如山的瓶子。还有些没有睡觉的学生则在桌底下摆弄手机发短信，或者用MP3听下载的周杰伦的新歌。

　　这种现象在中国中等职业学校教室似乎并不罕见；在中国的中低等学校，学生对老师教学内容感到无聊而不积极投入其中，课堂死气沉沉的现象十分常见。然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正在这种现象背后发生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中国城市形成。

　　从威利斯（Willis）、布迪厄（Bourdieu）和帕斯隆（Passeron）开始的有关青年文化的社会学经典著作一直认为，学校是社会等级和阶层差异再生产的主要场所。然而，在今天极其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背景下，教育和阶层之间的关系遇到了几个重要的问题：随着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学校也能有助于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吗？如果能产生，那是如何发生的呢？在今天的中国，通过教育系统会产生何种社会阶层呢？

　　通过在南京市两所中等职业学校为期一年（2007 - 2008年）的民族志研究，本文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中等职业学校是一个产生新社会阶层的优选场所（privileged site）。借由韦伯的路径，我探究了早期阶层形成的三个方面。首先，我描述了职业教育如何从结构层面和意识层面上生产一个独立的年轻人阶层群体，在当今中国他们普遍不符合与人类资本发展相联的阶层流动和中产阶级道德性市民身份的主导观念。其次，我讨论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背景以探讨这一制度环境是如何促使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形成。再次，我探讨了职业学校学生对生活的看法，进而讨论他们开辟通向未来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是阶层文化中新的形式。

　　教育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发展的观念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种观念在人的层面上部分是由教育成就来衡量。因此，尽管他们对阶层理解存在很多分歧，所有中国的新中产阶级的分析家都一致认为，一个核心标准是高教育水平：从定义上看，受教育程度高者比受教育程度低者发展得更好。这样的话，个人的发展越来越能代表整体国家的发展。如同国家的发展是基于合理的管理、资本投资（部分在高科技上）和生产高质量的出口商品之上的那样，现在人的发展就要求父母应该用一些被科学家证实的方法来培养孩子，投资在像电脑这样的主要设备上，并且把孩子的发展目标投向国外市场。

　　为了能恰当地培养孩子，中国城市家庭被期望用一种累计策略来对待其独生子女。父母、祖父母和其他重要的成年人（包括当前的社会背景，也就是中文所说的“环境”）实践着微观的人力资本政策：他们投资孩子的教育以期未来能获得报酬。对他们来说，年轻人主要的活动，也是唯一的活动——就是学习，而这最简单的体现就是考试分数。在未来，这项活动（学习）和这些父母的投资将会如其所愿在新道德经济中快速产生回报，在新道德经济中，价值积累为高成绩和考试分数，而这又会有利于得到高薪工作、威望、面子和关系，这些作为塑造未来的方式被家庭不断地再生产。

　　因此，考试成绩不仅仅是教育流动性的量化表达，它们还凝聚和代表着青年的所有社会价值。在第二种类比中，年轻人变成了他们的考试分数，他们的价值被凝聚在一个单一的数字中。尽管这是一个极其狭隘和完全非线性的生活路径，但一种普遍性的观点认为儿童进入大学是其向上流动的最基本条件，还有些相关的观点认为这是努力在完成学校任务，这些观点因获得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支持而深刻地被自然化了。这是一个共同的观点，以至于我在中国跨越广泛的阶层和地域差异采访的每一个人不假思索地确信：根据考试分数给年轻人排名不仅是很自然和可取的，而且排名体系反映和产生了精英教育，即最应得到的人取得最大的回报。因此在当今的中国青年中，阶层群体都依据考试分数而聚集在一起，因为分数差异将大家划分为不同的受尊敬阶层群体。

　　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大学入学考试（UEE高考）中，它在中国教育的各个层面都推动着教学实践、课程与方法的进步。准备高考成了大家的“成年礼”，它是如此的正规化以至于被认为是中国青少年必须要有的经验。实际上，当我到中国开始这项研究时，整个房间挤满了中层和中上层的中国父母，当我说我对青年文化感兴趣时，他们哈哈大笑。“中国所有的青少年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准备高考”。他们耐心地跟我解释：“这里没有青年文化这样的东西”！虽然我质疑过这种结论，但是高考越来越主导有关中国城市青少年的公共话语。高考所带来的压力感、紧张感和十足的痛苦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包括不断学习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带来日益增长的不安、周期地推动想改变这项考试以适应更重要更独立的思考能力。媒体也报道了一种新现象：青少年“去网瘾训练营”，是指那些选择花时间去上网，而不是备战高考的青少年。最近，中国和西方的媒体开始关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问题，在经历了十年大学扩招后，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向就业市场。

　　普通青年的狭隘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关注于高考的准备、压力及结果。在这种意识形态里，没有准备这种考试的大量的中国青年以及他们被认为因道德素质差（在韦伯的体系中，他们的负向声誉地位）而对生活产生的影响都是不予以考虑的。这些青少年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职业学校。

　　职业学校建立于时代，起初是为城市单位系统培训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许多学校是由工作单位直接开设，用于培训它们需要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而另一些职业学校由当地或省教育部门主管。在一个教育水平低下的时代，职业学校毕业生被看作是知识分子，且因他们的知识技能以及他们对党、工作单位和国家的贡献而备受尊重。

　　今天，职业学校的招生是通过一种新的考试制度来管理。与高考不同，职业学校学生是由教育系统中一个不同的关卡产生的，即中考——一个重要的“通行证”，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受到极少关注。

　　在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意味着从小学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前九年，学费是由国家资助的。在九年级以后，所有希望继续接受教育的学生要参加一种考试，即中考。中考的结果让一定比例的学生流入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他们将备战三年之后的高考。市级教育部门根据每个辖区的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招录的高一的学生总数来调整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在每个城市、每一年都会变化。例如，在南京，2007年大约52%的九年级学生根据中考取得的分数能够进入普通高中或重点高中；每个学生的分数决定他/她所能进入教育层次的等级或高度。其他约48%的、没有达到高中录取分数线的学生也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其中之一是放弃学业，然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一名非技术性工人，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选择这种路径。富裕家庭的孩子会花钱进入“私立预备”学校，这些学校的目标是让学生考取国内或国外的大学。而相当一部分想待在学校、又没有钱进入“私立预备”学校的学生选择了接受职业教育，作为他们最后的出路。

　　有趣的是，当我采访这些职业学校的学生时，大多数学生告诉我他们选择上职业学校并不是为了学一门特定的技能。相反，他们是为了维持他们作为学生的身份，以怀着“更高的教育水平造就更好的市民”的理想，也是为了表达道德和教育成就的相关性。虽然他们承认为工作而进行的培训是重要的，但是这仅仅是次要的理由。他们普遍地正在获得更高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他们应该接受的技能发展和工厂培训不是他们的中心目标。因此，这些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内化了“更高的教育水平造就更好的市民”这一主导思想，而忽略了教育本身的质量。在韦伯的体系中，这是一个丧誉群体寻求提高自己尊严的例子，在这个案例中，他们是通过保持这个有更高荣誉地位的身份即“学生”的身份来提高自己的尊严。

　　在过去十年里，对额外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促使职业学校的数量和类型急剧增加。除了以前由教育部门和不同国有企业主管的职业学校以外，又建立了许多新的职业学校，包括私人开办的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内的职业教育计划和大学开设的职业教育计划。今天，进入职业教育的一年级学生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选择，这是将一个半化的教育系统嫁接于先前存在的以行政部门和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学校的结果。最终，这些学生被瞄准为消费者，他们去购买职业教育，这种职业教育宣称可以让他们——在未来的某个不确定时间——由中学的失败者转为工作的都市市民。这里潜在的假设是，当他们完成职业教育培训后，这些学生将凭借他们的“技术性的”工作赚取足够的钱去消费——至少达到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下层的消费水平。用韦伯式的分析看来，这些职业学校的学生作为职业学校教育产品新的消费者，在获得三或五年制的职业学校文凭之后，有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

　　在我的研究中，不同种类的职业学校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南京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四个研究助手和我一起在南京两所职业学校做了一整年（2007 - 2008年）的调查，这些学校有着不同的历史，以不同的方式推销他们的文凭给九年级（初三）学生和家长们。第一所学校，我称之为“大桥学校”（The Bridge School），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及教室的学校。它位于壮观的长江大桥正下方，学校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由南京基础设施建设局主管，颁发的是三年制“中专”文凭。长期以来，学校为城市发展项目（如道路、污水处理、桥梁和填海工程）培训中级技术人才。当前，学校坐落在污水处理厂附近，学校本身的糟糕环境和附近恶化的环境混合在一起。

　　学校利用与市政部门的联系作为一个招生的，学校承诺至少有一些毕业生被分配到市国有企业的公共部门工作。在我们所观察的一年中，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工作是在南京地铁系统中担任售票员、站台员和清洁工等一些低水平的基础性工作。由于这些工作的高稳定性和低风险性，学生们对这些工作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地铁预科”班的分数线是进入这所学校最高的，“地铁预科”班的学生也处于学校中社会层次和道德层次的顶端。

　　这所学校的其他课程或专业包括景观/园艺、旅游、施工、建设点管理和天然气。举一个学校如何开设课程或专业的例子，在后期计划中，学生花了全年的时间学习或研究天然气钻井、天然气管道和运输以及天然气设备的设计。然而，在毕业后，男学生被聘去给家庭和企业送煤气罐，女学生成为了城市周边小而偏僻的天然气公司里的接待员。类似的在学校课程和就业岗位之间脱节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学校的课程计划中。

　　我所观察的第二所学校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它是众多的职业学校中的一所，隶属于城市中的某个远程教育大学（电大系统），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职业教育需要。这些职业学校遍及整个城市，它们的推销策略是给九年级（初三）学生推销“大学”这个名词的威望。一旦进入这些职业学校，学生可以称自己是“大学生”，获得冠有大学名称的“大专文凭”。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这个学校的一个分支——我们称之为“运河学校”（The Canal School），因为它的位置靠近一个沿着秦淮河新修部分的新公园。

　　这所学校的硬件设备也很糟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校长认为“卖学校”的资产能比“卖教育”获利更多，因此，他们正在废除、停开一些专业，只保留着会计、计算机技术和汽车维修三个专业并开设在一个大而空的建筑物内，其他的建筑物准备拆掉用作商业开发。2007学年开始后，汽车维修专业的学生搬离了这里，因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那些学生。我的研究助手和我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两个专业的学生保持联系、交流。我们观察了二年级会计班的学生，当时他们正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练习算盘技能；除此之外，还观察了五年级（毕业班）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他们本应该要培养开发软件的技能但却在玩游戏。

　　虽然这两所学校有些不同，但是他们也有相似之处。他们招进来的学生都被社会定义为“非普通”的，因为他们一般不参加高考。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甚至不允许参加这种考试，尽管教育部最近颁布政策可以通过“自学”方式参加高考，以服务于那些没能完成正规高中学业的学生，但参加考试需要多年自学的准备，且通过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生活发展路径依赖于大学文凭是被禁止的；他们的生活机遇很大程度上在他们进入职业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因此，他们在人生早期15岁的时候就要承受丧誉群体的“污名”。

　　为了努力减轻这种“污名”，两所学校都承诺，他们提供的职业教育能把这些青少年带回正规化的发展路径中去。这些学校还承诺，将建立起从学生的现状通往他们理想状态的桥梁。实际上，他们承诺做到这些，是通过宣称教授青少年能够用来找到工作的技能，而这些工作又能使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都市生活方式，通过工作为国家做贡献，并且通过不断增长的消费促进自身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这些学校一直承诺使学生通过教育成就重获生命历程中的位置，最终回到主导观念之中。下面的部分，我将概述这些目标未能达成的原因。

　　尽管职业学校的学生被社会定义为一种单一、负向荣誉地位的群体，但两所学校的招生是极其多样化的。教室是当代中国的一种大熔炉，这个地位群体由众多来自不同农村或城市背景的青少年组成，他们是第一次这样聚集在一起。

　　这个新群体的形成部分得益于管理政策，涉及职业学校赚钱盈利的方式。要进入我们所研究的两所职业学校，需要一定（较低）的中考分数和几千块钱的预付学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准入要求，也不需要“南京城市居民户口”。因此，坐在教室里的学生，既有南京市以及附近城郊的，也有来自江苏农村地区的，还有其他省份的。

　　许多学生的父母是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邻省安徽或者江苏农村地区。但是，我所见到的学生中还有的来自江西、山东和湖南等更远的省份。许多学生的父母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已经是南京居民且有一部分人生活过得不错。例如，我们很熟悉的一名“运河学校”会计专业的女学生来自安徽农村，她的父母在南京市中心开了一个很大且有名气的汽车维修公司；另一个学生的父母也是来自安徽农村，他们在南京市从事前景好的窗户/玻璃维修业务。然而，其他许多学生都是流动的随迁子女，我遇到了几个父母离异的学生，他们的教育费用是由工作在酒店里的母亲负担，这些父母流动在上海、苏州、杭州等旅游城市中，因为在那里能找到工作。我熟悉的一个学生，他父亲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做门卫；另一个学生，父母在南京的一个大菜市场卖豆腐。然而，这个群体大部分学生的父亲都在建筑行业工作，母亲尽可能找些兼职工作做。许多学生虽然出生在南京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南京，但他们的户口仍然在老家。

　　这些学生的第二大来源是南京周边的农村地区，包括正在发展为南京新的工业区和房地产开发区的江宁和。虽然这些青少年来自一个相对小的区域，但是他们的背景惊人地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周边地区极其快速的变化。一些家庭的父母仍在务农，而大部分家庭的父母在城郊工厂或建筑工地上班。周边的很多家庭已经搬迁了，生活在用来安置拆迁户的廉价房中且成为了市民，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如今用于房地产开发；这些家庭努力维持家庭收支平衡，经常寻找诸如门卫（或保安）、清洁工之类的工作。

　　这些学生的第三大来源是来自南京城区且拥有城市户口，他们的父母从事广泛的工薪阶层的工作，包括汽车司机、当地小学食堂厨师、仓库工人、大型连锁超市的收银员等，也有一些是下岗职工。我认识的一个学生，在当地的农贸市场帮助母亲卖菜来维持家庭开销，她的残疾父亲许多年前就从倒闭的工厂下岗了，其他家庭成员和下岗的父母一起住在平房中，苦不堪言，当看到他们周围邻居为了都市的发展纷纷被拆迁时，他们也开始等待着被安置到城市偏远地区。

　　然而，当这些孩子聚集在职业学校的教室中时，他们的背景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不同种类的同班同学有一些刻板印象（例如，两所学校为数不多的一些认真的学生被斥为“典型的农村孩子”，只知道学习）；有些同龄人因方言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组别，但是我观察到的友谊超越了家乡的社会划分、父母的社会阶级、户籍区分，甚至方言差异。学生们喜欢和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认为漂亮可爱的同学交朋友。当我询问这些学生关于朋友群体的选择时，他们耸耸肩，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完全是很自然的。

　　为了理解这些学生的社会生活，在学校期间，我的研究助手和我试图跟踪“运河学校”二年级会计专业同一课程上女同学之间不断变化的朋友圈。在这个共有27个学生（其中25个是女生）的班级中，近一半的学生来自偏远的郊区或农村地区，因此，他们都居住在学校宿舍里；另一半的学生是南京本地人或者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的子女，他们每天乘公交车往返学校。令我惊奇的是，他们的友谊似乎并没有局限于我们所说的自然边界。例如，一些南京本地的学生，闲暇时间都在宿舍里晃荡；而一些住宿的学生不去学校食堂，而是和他们市里的同学一起在学校附近一家便宜的面馆吃午饭。整个学年，友谊真的改变了许多次，但是，这些学生谈到他们完全形成社会群体是基于个性和是否合群，而不是背景。因此，以前好朋友的，是因为一些闲话或因为一方的不真诚，或因为另一方不能提供预期的情感支持。换句话说，他们形成他们的社交圈可能会有某种社会性的准则，这些学生把他们的友谊理解成是基于个人性格特点和对于青年女生的一种行为规范。他们没有看到户籍身份、家庭收入、家乡甚至方言对他们社会或情感生活的影响。

　　有关中国大部分的研究发现跨越界限的意愿是难以改变的，但在南京或许有点不一样。我所知道的“运河学校”计算机技术专业的一个很有想法的青少年，的确拥有南京户口。有一天晚上，我与他以及班上的一些同学一起吃晚餐，当我问他“他的家人是不是‘老南京人’”时。在慎重考虑了一会儿后，他答道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告诉我，“战争期间，许多可能一直是‘老南京’人被杀害了或者迁移了，因此，大部分南京住户都是来自其他地方，可能是60年前，可能是上个星期”。在他看来，正因为许多南京住户实际上都曾来自其他地方，现在才有可能与其他人成为好朋友。

　　即便这是一个极其局部的现象，我所知道的青少年开始建立不同种类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认同，与以往长期关于认同的研究——认为认同或身份深深植根于先辈居住地和当前户籍身份——不同。在许多方面，这些学生的社会生活实际上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毕竟，其他学校青年人也和他们的（部分）同班同学交朋友，不同的是这些同班同学的身份，因为职业学校教室里混合着第二代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下岗职工的子女。与Pun等讨论的宿舍制度相似，教育制度为新的社会关系提供了空间。聚集在这些教室里，这些青少年有着相似的生活机遇，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等同的声望、地位。在这样的空间中，城市无产阶级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正在共同建构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和文化。

　　在许多方面，职业学校学生的文化是一种失败的文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职业学校学生的分类与关于正常青年的国家话语紧密相关，他们是作为一个丧誉群体而存在，是诱导边缘化的产物，是由考试制度建构出的。对职业学校学生的这种理解渗透着我们对其学校生活的观察。虽然我们不能和这些青少年的父母直接接触，但是从相关成年人那里得知，他们严厉谴责这些青年，是因为他们未能遵循“正常青年的思想”。这反映在两所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对学校和这些学生的评价中。这些老师非常直接地表示，他们绝不会考虑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自己工作的学校。实际上，在我们进行研究的这一年里，有几个老师和管理人员显得特别憔悴，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正在备战这年的中考或高考，这些家长十分支持自己孩子努力学习，以避免成为自己的学生。

　　与保罗·威利斯描述的情况一样，我所在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把这些学生的失败归于个人的愚蠢和懒惰；较差的学习表现总是归因于“意志力不够或者能力不足”，而非结构性因素。这两所学校的老师会习惯性地谴责这些学生没有出息，这是一个明显的侮辱。如果未来发展的希望在于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这些学生确实是不会有出息的。而道德问题是这种失败观点的根本：当“好孩子”的评判观念与他/她的考试成绩密切相关时，那些在考试中获得较低分数的青少年就理所当然变成了“坏孩子”。

　　因此，老师们在管束这些学生行为方面的努力远远超过教学方面。在老师们的眼中，根据这些规章的定义，这些学生是桀骜不驯、不遵守纪律的；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已经成为了好学生，而不会一开始进入这些学校。这些学生站立、坐下、穿着的方式以及对城市空间、金钱和时间的使用方式全都需要老师的管束和纠正，老师本来就对学生的行为表现期望不高，所以老师就能在所到之处随时发现这些不好的行为，进而对这些行为也就不以为然了。

　　与“分数低”相关联的道德缺失被认为会渗透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这些学生对时间的使用不断地受到监管。对于中国正常的青年来说，闲暇时间作为一个范畴完全是不存在的，他们被期望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学习或记忆上。实际上，在这些学生中间有着明显的道德等级，年轻人会根据谁因努力学习而睡眠最少来相互评估和排序。然而，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学习和记忆不再有任何价值，虽然他们必须参加班内考试，但这与他们的分数是无关的；我们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同学因考试不及格而被勒令退学或者通不过班级测试。因而，突然间他们有大量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这一点极度困扰着一些老师和成年人，他们焦虑地看到这些学生晚睡、熬夜以及花费大量的时间闲逛在篮球场、学校附近的小而便宜的小吃店和低级的商场。老师们和管理人员花了很大的努力，让这些学生回到教室多学点东西，而这些努力都受到学生们每天的。

　　同样的逻辑使得老师谴责职业学校学生挥霍无度，这也有特殊的道德逻辑：如果这些学生正在浪费大量的时间，那么他们一定也在浪费金钱；“好学生”待在家里学习，因而，他们没有机会、没有理由去消费。许多的课堂时间被用来告诫这些学生去审视消费和节俭的道德价值，这也与全国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如前文讨论的那样，中国的阶层地位也与消费紧密相关。因此，老师试图监督他们的消费习惯，以使他们不要超过国家的消费水平去消费。职业学校学生一般以点头来回应老师们的唠叨，继而抛之脑后。

　　同样的，老师们总无休止地向学生讲述早恋（意思是毕业之前有一个浪漫的伴侣）的道德危害。在中国城市里，青少年之间的浪漫关系是受到强烈谴责的，因为这被认为会分散他们在“最重要的学习”上的注意力。然而，对于职业学校学生来说，这与学习是完全无关的，因为他们再也没有考试需要学习，他们的分数对完成学业或找工作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为什么不去找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呢？事实上，许多学生都这样做了，有的是在同学之间，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有些人意识到这种行为“犯规”了，就向老师和家长隐瞒这种关系；约会保密的伎俩成为两所学校用餐或放学后闲聊的主要话题。

　　尽管有这些对于他们的消极评价和消极态度，但职业学校学生们并没有把自己视为“失败者”。尽管他们意识到今后可能的人生机遇和消极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正在建立属于自己通向未来的发展路径，这是一条没有遵循国家所主导的个体发展的路径。通过这样的路径，他们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青年文化，即使有污名和考试失败带来的低下地位，这种文化也会寻求一种新的尊严形式。换句话来说，虽然人类发展的主导思想排除了这些青少年失败以后还能创造某种形式文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确实带来了某种新的东西。这些学生同国家意识形态和原有的社会范畴彻底决裂。我认为他们的自我认识就是一种新青年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和新的社会阶层相联系的地位群体。

　　职业学校学生们第一次通过建立自己的道德社区以反对主导性思想体系的道德话语。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这么做，不足为奇的是其中大部分皆聚集在他们最受道德质疑的领域：时间、金钱和考试分数。例如，尽管面对老师们的指责，我所了解的这些学生们自豪于他们的节俭：女孩子尤其吹嘘她们如何以较少的花费来保持时尚的外表；他们嘲笑同龄富家子弟“败家子”式消费方式，认为他们自己是更好的、更精明的、更道德的消费者，从不奢侈花费；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基于他们的消费模式，因而在道德上也高人一等。他们蔑视青年时尚杂志上的广告，也怀疑如果一个细心且明智的消费者能花少部分钱而完美地装扮出时尚的外表时，是否还会有人会把钱浪费在购买名牌上。像中产阶级的同龄人一样，这些青少年也部分地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来定义自身，但是他们通过声称自己的消费实践是精明的、有策略的、完全与奢侈品和知名品牌不挂钩的，以此改变自己“受特权损害”的阶层身份。

　　我所了解的这些学生，也自豪于他们所知晓的有关这个城市的知识，特别是他们能够穿行于城市中去找寻便宜货。他们来到小巷和偏远的购物中心，寻找位于市中心和城市边缘的低级商场。他们和这些销售低价格青少年服装的摊主们建立了良好关系，以获得最实惠的交易。当谈到他们对城市空间的利用时，他们声称自己与那些待在家里好好学习的学生相比是更好的市民。在他们看来，他们是真正的、国际化的城市人，而不是那种规矩型、受大学束缚的青年。他们在城市里的时间被很好地利用了，没有浪费；他们对空间的利用是策略性的，不是不道德的。

　　这些学生也针对测试分数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道德论点。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并不是中考的失败者，实际上，他们的分数完全可以进入普通高中，只不过，他们选择进入职业学校。他们争辩道这种选择是孝顺的，因而也是非常道德的：他们将完成职业学校的学习，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经济上自食自力者，而不是上正规高中去浪费父母的钱，在那里极少有学生最终能通过高考。他们坚信自己没有上正规高中的学生那么自私，因为那些人把自己的未来建立在家庭的需要之上，因此，这些学生没有采取“个人价值和考试分数成正比”的意识形态，他们不把自己看成标准考试中的“失败者”，而是在作为孝顺孩子的这种积极社会地位中找到尊严。

　　同样的，我们遇到的学生对自己拥有一份兼职，而不是花费全部的时间在学习上是非常自豪的。许多职业学校学生能够自己挣零花钱，从而减轻对父母的依赖。在周末，女孩子在超市发放免费样品，或者在大型购物中心发传单，工作时间都很长。许多男孩子下午和晚上在麦当劳和肯德基上班。虽然这些工作都是中产阶层父母所鄙视的低端工作，但是，我所知道的学生大多喜欢它们，因为这些工作简单，要求不高，几乎不需要什么努力。例如，发放传单能给自己在附近麦当劳店内休息很长时间的机会，还能获得报酬。在超市发放样品能使自己得到免费样品。虽然麦当劳和肯德基店不是理想的工作，但总有好多吃的，而且店里不忙的时候，晚班工人还可以和朋友玩纸牌等游戏。

　　因此，实际上对于社会针对他们的每一个批评——懒惰、愚蠢、浪费——这些学生都有一个回应。在韦伯的体系中，尽管他们处于丧誉地位，但他们仍在寻求一种方式来建立尊严。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他们没有这样表达它——但他们正在建立一种新的青年文化。在这种新的文化中，这些受鄙视的学生是消费者，但却是节俭的消费者。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兼职来养活自己，这些兼职是富裕者或多数学术青年所唾弃的，但是他们能使其变得有趣。这些兼职在标准的中产阶级意义上不是“技术形塑者”（即不能从兼职中学到技术），这些学生也知道，他们当前的工作不会带来好的发展前途，但他们在多变的新都市经济环境中要面临的未来就是：不管他们上升到哪一步，都会不断地跳槽和寻求新机遇。因此，这些低端的兼职，对于他们学到城市的生活方式、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和明白如何利用好特定环境，都是很好的锻炼。

　　这些学生对学习与他们未来的就业方向、最终职业之间的弱关联性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自己口头传述的经验以及对稍高年级学生的观察表明，除了进入国有企业的特例之外，他们都被潜在雇主认为是半技术工人。尽管这些职业学校承诺，学校颁发的文凭证书能为他们打开通向城市的大门，但这些学生知道得更多：他们最终找到工作还得依靠运气、关系、好的长相和毅力，而不是他们在学校学到的技能。部分学生对学校没有教授给他们什么存有抱怨和愤怒，但大部分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对从事灵活服务工这样的未来很顺从。2008年，当一群五年级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参加一系列春季招聘会时，我们加入其中并发现，他们都希望去找远远超过平常训练的、体面的工作。这就涉及重新定义关于什么是“体面”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有的时候他们希望寻找充实而有趣的工作；有时希望寻找安全、简单的工作；有时候他们关注的则是薪资。

　　他们确实找到了工作。虽然我们的研究在这些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取得学位后不久就结束了，但是在他们毕业后不久的2009年一个后续访问中收集的一些逸闻趣事资料证实，所有的毕业生都找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工作。这些职业学校学生将我很长时间都不理解的一些事情看得很清楚：对于那些聪明、灵活、又充分熟悉城市的孩子，有大量的工作可供选择，甚至对非城市户口的孩子也一样。虽然，外来务工人员占据着服务部门的底层，而大学毕业生处于较高的一端，但是这些职业学校的学生仍能在服务型经济领域的中低部门找到大量机会。城市的日益发展需要接待员、打字员、数据录入员和影印机维修员。还有些开放性的工作如在新地铁站销售车票，新家园装潢中心销售家具、浴室设备，呼叫中心需要操作工，货运公司需要调度员，小零售店需要售货员等。我看到的这些都是穷途末路的工作：低工资、低地位，而这些学生却视为一种机会并设法去抢占。每个月1500～2000元的薪资对那些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青少年来说足够了，并开始为结婚和组建家庭存钱。我所熟悉的那些学生对于他们的未来都一致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在毕业后，这些毕业新生通过进入更好的工作（即跳槽）来增强灵活性，有时候频繁到两三个星期一次，他们跳槽的原因是多样的，不仅仅是因为钱或更好的流动机会：有时候为了离家近一点，有时候离职是为了避免和同事的冲突升级，或找一个好老板，甚至为了找一个午餐时提供更好食物的公司。虽然按照人力资本累积的标准来看，这些行为似乎是反复无常，甚至是非理性的，但正如Susan Willis所言，“按一个特定的逻辑去跳槽”。通过这样做，这些青年人实践着在经济领域里唯一真正拥有的权力：放弃的权力。不断增长的需求意味着总有另一份工作，可以跳槽去另一片天地。

　　令我惊讶的是，有一些学生也打算离开南京去一些小城市，特别是江苏北部的南通，他们认为那里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较少的竞争（来自高中生、大学生的竞争）。愿意远离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去苏北这样低声望的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暗示——这些青少年正在建立新生活的计划，突破规范性的意识形态（或思想）限制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和那些聚集于主要城市的、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同龄人相比，他们为灵活的“后福特主义”作了更充分的准备。随着大学毕业生的行列（或队伍）越来越大，这些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将会面临与更高学历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人如洪水般涌入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多来自高中、高职院校和大学的毕业生，开始给职业学校学生施加了压力。我沮丧地看着这些职业学校学生的状况，看到的是将来他们夹杂在不断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不断扩大的高学历者之间的状况。然而，他们对这种状况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正在通向更美好、更富有的未来。即便他们不上大学，他们生活得比父辈更好。正如他们提醒我的，出于这些原因，大部分人凭借职业学校的文凭能找到室内工作，许多人会找到办公室的工作，大半天时间都可以坐着，甚至夏天可以吹空调、冬天有暖气。他们可能会频繁地更换工作，但是他们能选择待在一个城市，而不像往返城乡的父母。尽管他们在新型服务经济领域能够或将要找到的是低工资、低声望、低技术的工作，但他们仍是向上流动的。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道德和社会环境下，青少年越来越多地根据他们所取得的教育成就而被定义，我主张职业学校能为新社会阶层的形塑提供思想和体制框架。作为一个阶层群体，在韦伯的框架中，这些学生是“特权受损”的，但是，他们正在努力建构一种新文化，使其积极作用于他们的选择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群体，职业学校毕业生有着相似的生活机遇：尽管他们在城市服务业找到了看似众多的水平流动（的机会），但是他们未来的垂直流动（即未来发展）很有可能因教育证书的缺乏而受到限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因为，他们受限的生活机遇是围绕着作为新社会阶层的职业学校毕业生而构建一个边界的部分原因。职业学校毕业生可能面临着愈加激烈的竞争，与同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正规高中毕业生甚至是未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争夺就业岗位，但是这些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青少年至少有可能比他们获得不同的或更好的生活机遇。作为韦伯式理论家的Kevin Smith提出：“在韦伯看来，社会流动不仅发生于不同阶级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同一阶级内部；他似乎还表明一个阶级内部流动的程度定义了它的概念界限；这个界限被认为达到了而不是超越了‘流动容易且典型’的这个观点”。因此，对于韦伯来说，分析同一阶层内部社会流动可能性的不同类型和流动的局限性是定义社会阶级的一个重要方面。

　　尽管未来是不可能预测的，但如果他们保持当前的生活轨迹，这些职业学校学生不可能成为中国“新富群体”的成员，也不可能是全球流通的奢侈品的消费者，也不可能被作为他人效仿的模范人物。然而，他们也不会是工厂职员、建筑工人或低级饭店的服务员，这些工作是农民工所从事的。相反，他们将成为新一代灵活的，作为半技术工人进入新型服务经济领域。由于他们在服务型经济领域仅享有有限的社会流动，因而共享着相似的生活方式、生活机遇和市场地位；换句话来说，他们正形成一个新社会阶级（韦伯意义上的“阶级”）。

　　这些职业学校学生通向未来的路径和在市场经济中的生活机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分析点：首先，正如我在本文中论述的一样，韦伯的理论关注于市场情况和阶层群体，他对阶层的分析视角有助于理解当下中国阶级形塑的经济和文化方面。从韦伯的视角来看，我们所研究的这些职业学校学生正处于一个社会阶层初级阶段：拥有相同的市场关系、“特权受损”的地位群体和水平/垂直的社会流动机会。其次，我认为韦伯“生活机遇”的概念要求我们在分析改变阶层形塑时要严肃地对待“代际”这个概念。当然，在中国，主流的和学术的社会分析，已经显示出一种分析“代际差异”的浓厚兴趣，并致力于把年龄按80后和90后分类，仿佛一个年龄段的所有青少年都是一样的，然而，我绝不认为每一个年龄段的所有成员都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对于今天的职业学校学生来说，他们在课堂上面临的历史偶然性对他们这一代来说是全新的。仔细观察特定的年龄段成员面临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新机遇，能为了解当下的阶级形成开辟新的分析空间。

　　这种分析是可行的，因为这些青少年有相同的组织性背景——学校。分析者长期认为学校是社会性区分和再生产阶层的主要场所。然而，我的研究表明，学校也可能是形塑新社会阶层的特殊场所。正如Pun等认为工厂里的“宿舍制度”能摆脱地区、语言和种族的限制，形成新型的社会和集体关系，我认为新教育制度也有创造新的社会结合体的可能。这些新社会群体的产生不仅是基于物理因素——不同青年群体学习在同一教室里，而且形成于特定教育环境形成的思想空间中。因此，正如“住房”能给Zhang提供一种视角去洞察中产阶级的“阶级空间化”，“宿舍”被Pun等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去观察新工人阶级形成一样，学校也有利于洞察新服务阶层形成。

　　另外两个原因也说明学校的重要性：首先，在变化着的社会阶层内部，学校是由国家资助的机构，其伴随着定位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思想体系框架。学校执行着国家制定的有关居留许可、考试和社会流动等政策。由于当今中国的阶层以及社会阶层差异变得越来越尖锐，学校及家庭的教育抉择将是理解这些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学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阶层这个概念在当下中国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我所认识的这些青少年肯定不会意识到他们正在形成一个新社会阶层，如果被问及，我想他们会坚定地反对以一个阶层为基础的分析。鉴于Anagnost的观点，即关于阶级的概念已在中国渐渐式微，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没有这种“阶级”的概念，我认为职业学校是学生生活经验的首要组织者和现实力量。职业学校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也让他们作为无缘更高教育的地位群体而待在一起。他们的学校教育决定了其生活机遇和流动机会，也给他们提供创造价值和意义的机会，并且在学习生活中反对老师们的“不屑”。

　　这个社会阶层是否会在将来成为一个自觉的、活跃的阶层是未知的。韦伯谈到，“要使这个发生……必须使其阶层状况的‘现实制约性和影响’清晰可见，因为只有那时，生存机会的对比才不是以一种完全既定的事实被感知并接受，而是作为现存的财产占有分配的结果或者是具体的经济制度结构产生的结果而被感知。只有那时人们才可能反对阶层结构，不仅仅通过一种间歇性的和非理性的的行动，而且也会采取理性的关联形式”。

　　尽管在今天，这些职业学校学生对他们的未来是乐观的，但是，经济萧条可能会对他们的市场境况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同样会毁坏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计划。经济和社会环境是否让他们阶级状况的“现实制约性和影响”变得清晰可见，这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