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狭义健康生活圈与广义美丽生活圈的探讨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既需要坚定信心，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也需要科学理性地分析思考本次疫情的方方面面。对于规划师而言，从专业角度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反思，吸取疫情带来的教训，探索面向全面小康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人居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开辟“规划师在行动”的专栏，诚邀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疫情之下的“卧室深度游”、“线上抢带货”、“厨艺拼”、“教师变主播”、“全民渔夫装”、“绿码通九州”，已成为围城中居民的“阵痛”，其背后的城市公共健康危机也像面镜子，折射出规划底层算法与操作系统之间的Bug，正如道德经那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似乎已道尽千年后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囚徒困境——应对危机需要怎样的空间载体？究竟是城市及制度为人的需求改变而升级，还是人应随着城市迭代而改变需求？怎样迈向“可开可闭、德才兼备”的新空间系统？

　　在防疫突围战中，浙江凭借生产要素市场调节（劳动、土地、资本、组织、技术、信息等）与社会成本行政协调（领导力、执行力等）的联姻，再度成为全国学习的“优等生”，但其本质经验还深埋在近30年“经世致用”、“草根创新”的土壤中，即用实践的试错来推动研究的革新，并针对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提供特定的空间与制度“供给”，从上世纪80年代计划供给危机下的农村家庭作坊、中心镇“一镇一品”，到2000年后县域经济契机下的县市大型工业区，再到服务业、信息产业契机下孕育的特色小镇、未来社区，以及生态危机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无不是对潜在“危与机”提出涵盖经济-空间-环境-制度等生产生活生态要素的安排，即可理解为破解特定问题的抽象“狭义生活圈”，如县域经济圈、新经济圈等。

　　201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更是部署实施“百镇样板、千镇美丽”的美丽城镇建设工程，将生活圈拓展到小城镇乃至乡村层面，明确了“两道、两网、两场所、四体系”的“十个一”标志性基本要求（一条对外交通通道、一条绿道、一条雨污分流收集处理网、一张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网、一个商贸场所、一个文体场所、一个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体系、一个基本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体系、一个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一个镇村生活圈体系），其中一个高品质的镇村生活圈体系即满足人各类需求的5-15-30分钟生活圈，5分钟社区生活圈即从家步行5分钟（约300米）可享受服务、商业、老人康复、幼儿教育、运动场所、文化场所等小型便民服务，形成社区生活中心；15分钟建成区生活圈即步行15分钟（约1公里）可享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文化体育场馆、城镇公园广场、便民超市等普惠型日常生活服务，形成邻里中心；30分钟辖区生活圈即从某一类设施出发车行30分钟（约20-30公里）可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高中及职业技术教育、文体中心、商贸综合体、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社会治理中心、高质量医疗服务等提升型高等级综合便民服务，形成家园中心。

　　浙江省美丽城镇5分钟社区生活圈、15分钟建成区生活圈示意图、30分钟辖区生活圈示意图（源自《浙江省美丽城镇建设指南（试行）》）

　　虽然“美丽城镇生活圈”指向的是浙江千余个小城镇，但其思路却是城市、社区生活圈的延续，进而还能形成比小城镇“5美1机制”（功能便民环境美、共享乐民生活美、兴业富民产业美、魅力亲民人文美、善治为民治理美、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外延更广、层次更高的“美丽生活圈”，正如费孝通描绘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图景，狭义“美丽城镇生活圈”是广义“美丽生活圈”在小城镇这一空间层级上的体现，广义“美丽生活圈”则是针对不同问题、不同载体“各美其美”的生活圈，是狭义“美丽城镇生活圈”在不同空间层级的补充，浙江科学治理破解危机的思路也向广义“美丽生活圈”迈进。

　　本文认为，城市空间巨系统的层次性决定了，要破解“牵一发动全身”的城市健康危机，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既不应仅仅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城市结构，易导致无的放矢或用力过猛；也不可仅仅仰仗于微观层面的单个社区，易造成公共资源不可为继，并缺乏整体协同，而需找准衔接宏微观的中观层面作为切入口。同时，城市空间系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还需串联经济-空间-社会-交通-生态等各系统的思考，正如Bourne指出，城市空间系统主要包括城市形态、城市联系及组织原则三大要素，现今还可抽象成由这三大要素相互纠缠形成的量子态，任一要素都有改变并受其他要素改变的可能，因此要考虑“粒子”相互反馈的累积因果关系，而生活圈便是一定尺度内对空间、设施、功能等要素相互作用的限定原则，可通过“绣花功夫”打通“血栓堵点”。

　　综上，在疫情爆发时我们不仅需要大刀阔斧的外科手术，更需要精准发力的激光手术。而中观空间层面的生活圈再造，就是一把用于城市空间系统激光手术的咖玛刀，能带领城市避免“打赢一场战斗却失去整场战役”的结局。

　　为提高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配置的均衡性，并避免千人指标自上而下的机械性与相邻地区资源重复的粗放性，2016年8月上海发布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将生活圈作为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实现以家为中心的15分钟步行可达范围内，都有较为完善的养老、医疗、教育、商业、交通、文体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这一构想得到北京、重庆、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厦门等城市的响应，其主要思路还被纳入《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浙江也探索了分级分类的生活圈。

　　虽然生活圈在完善配套、提升品质等方面的成效显著，但在纷繁复杂的全国实践中，也出现若干“水土不服”，从疫情初期一床难求、院院爆满、转院无方等现象中可见一斑……背后的约束是，在发展性规划向保护性规划的转变中，虽然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活圈”（即新的城市空间系统）大幕已经拉开，但在集体土地低成本置换（组织原则）的路径依赖下，“生活圈”就像网红带货主播的“爆款”，大家仅都关注爆款流量的“绮色佳”（城市形态与城市联系），部分开发商想直接用“此爆款”带来更多“此爆款”，部分非盈利机构想间接用“此爆款”带来“彼爆款”，部分技术工想用“此爆款”来“换流量”，甚至部分意见领袖想用“此爆款”来“换话语权”……由此，看似医疗资源稀缺的背后，却是生活圈落地“最后几公里”的约束，并在社会与市场公共选择下造就了量质悬殊的平行世界：

　　（1）生活圈半径标准僵化——绅士而缺乏人情的平行世界。既有生搬硬套直线半径而非等时圈半径，导致资源配置不够经济，如医疗资源未覆盖真正需求量大的地区；也有生活圈半径标准不一，如城市5分钟（步行）-10分钟（步行）-15分钟（步行）社区生活圈、5分钟-10分钟-1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镇村5分钟（步行）-15分钟（步行）-30分钟（车行）生活圈、房地产8小时生活圈等，还未得出通用的半径标准；更有相邻地块明明可挤进1个生活圈内，却仍新建另1个生活圈，如服务半径为16分钟，未体现有限投资的边际效用，并在需求不足地区显现出负外部性，毕竟15分钟设定仅仅是大概率中位数而非确数。

　　（2）生活圈圆心缺乏分类——机械而缺乏个性的平行世界。针对不同尺度分区，混淆了以社区为圆心和以某类设施为圆心的起止点，造成实际服务功能偏差，如将可辐射20公里的设施布局在2公里范围内，造成超前建设；针对平原、山区、海岛等不同地形区域，套用同样的生活圈半径与形式，在支付能力与建设条件迥异下极易“拔苗助长”，如山区、海岛生活圈圆心会偏离几何中心，且呈尽端式布局。

　　（3）生活圈扇面覆盖不足——上进而缺乏积累的平行世界。部分地区未充分考量社区规模，当合并后、安置后的社区规模超过单个生活圈尺度时仍不调整，使生活圈实际服务扇面覆盖不足。若干地区未考虑特定设施的特定半径，与生活圈原有半径不符。一些旧区、新区、历史建筑区、重灾区等特殊意图区，仍划分均质的生活圈扇面，如老区改造中尚缺的设施无地可拓可建，或功能分散在其他生活圈仍重复建设，甚至是受历史保护限制难建，抑或是未形成集中空间就大拆大建（如沿街商铺等），就需要自由量裁，如疫情中临时建设方舱等。

　　（4）生活圈嵌套层级错乱——分异而缺乏秩序的平行世界。原本按照“城市——分区（街道）——社区”分级覆盖的城市生活圈体系（城市形态）并未发挥最大效用，凸显为上行过度而下沉不力。一方面，下级生活圈服务设施数量与质量不佳时，受众涌向上一层级，使得大频率的需求未在相应尺度生活圈中得到满足（组织原则），如城乡居民均青睐城市级综合医院而抛弃了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乃至乡镇卫生院，既加重上级设施负担，又浪费下级资源配置，还助长不必要的交通流（城市联系），更制约次级中心发育，此外社区级生活圈急缺的文体活动场地、居家养老服务站、医疗卫生设施，并未在街道级生活圈得到补充，而是将稀缺传导给最上层，在城市级设施短期难增加下只能转向管理需求（社区封闭）与间歇供给（分批出征、临时建设）；另一方面，本应自上而下增强基层医疗质量的医共体、医联体、智慧医疗等抓手，由于技术条件、居识等原因并未得到街道、社区生活圈广泛利用，反而造成空置，社区、街道又难控制该级生活圈内设施水平以调节供需，加剧低品质设施、低入住人气、高运营成本的贫困锁定与优质服务的区位锁定与人群锁定，因此虽然街道尺度上功能高度混合（超级大盘邂逅城中村），但开发模式与内部品质大相径庭，此外简政放权下放的街道、社区管理职能，也因缺乏承接的机构与人员，未推进社区自治。

　　（5）生活圈演变研究不足——平凡而缺乏的平行世界。目前生活圈半径等指标的依据主要源自居民活动问卷调查、GPS记录、POI热点分布等，但都基于既有生活圈等级与设施供给的原假设下，还未深入挖掘生活圈等级优化或设施增加对人活动半径、范围与层次的反馈影响，就像电流会自动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一样，此外部门与专家的结论与公众的需求天然也存在偏差。

　　生活圈这个“爆款”为何易被误用？本文的思考是：真正带动城市新空间系统重构的“肉身”，还隐藏在生活圈“爆款”华丽的外衣内，那便是社区及设施周边土地产权的明晰权与产权溢价的分配权，但目前生活圈所附着的土地产权尚不明晰，而期望生活圈变革带动城市设施、空间品质提升、产权溢价再分配的构想，虽然从未丢弃“天下为公”的信念，但在实务中会缺少社会合理性与程序合法性。

　　规划师能做生活圈“爆款”的“网红带货主播”吗？诚然，规划师总想做成就一番“爆款”的“网红”，但过去“主播们”没有明晰土地产权与溢价分配权的“金话筒”与“金画笔”，未来在国土空间规划、审批、出让一盘棋下，些许能有所改变，且自认为参与“产权讨论”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溢价分配”本身，而是以此为筹码，真正推动粉丝“种草”持续贴现市场“种草”缺口的组织原则与制度设计，进而折衷出更亲民的“爆款”，化解内外源危机，从长远看也是为“平台”争取更高的综合溢价。

　　规划师这个“网红带货主播”的“软肋”是什么？既有“平台”的，也有“市场”的，更有“粉丝”的，最痛苦的还是在“某些情景”下自己“无处安身”的无奈。其实不在于是否做“主播”，而且就算是“主播”，关键是在发现“爆款”瑕疵时，是否有直播改变“爆款”形态、联系及组织原则的勇气，以及与背后“平台”谈判的底气，就像当下的疫情“大考”一般。

　　在赶超发展约束下，若要在压缩时空内完成防控与复工、保护与发展等多重任务，就需清晰的近远期战略与战术指向。回到疫情防控本身，全国目前最关心的便是，需建多少医疗设施？在哪里建？建什么级别？先建多少后建多少？怎么找到传播路径？怎么优化社区封闭管理？这些大多能在生活圈中得到答案，因为生活圈的本质便是在合适的区位提供合适的服务，尽管还有待优化，但却能满足疫情期间全覆盖与分级分类双重管理的需求。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观与社区层面的生活圈构成两级防疫圈，生活圈近期的目标可定位成打造满足防疫安全基本需求、较低层次持续健康的狭义健康生活圈，重点是社区以上（部分社区较小的地区还可在街道以上）、市辖区以下的中观层面生活圈（15分钟步行-30分钟车行之间），主要提升“医-产-城-人”等功能；再由近及远地向满足全要素美丽需求、更高层次全面发展的广义美丽生活圈迈进，即同一尺度生活圈，但全面提升“医-产-城-人-文-生”等功能，以实现全要素美丽的全面发展，浙江在美丽城镇领域的生活圈也提供了绝佳的现实脚本。但与“线上带货”不同的是，“健康生活圈”、“美丽生活圈”等爆款并非自带流量，而需无数规划“准主播”不倦努力，并与“直播平台”精诚合作，才能得到“粉丝”、“市场”等各界的一呼百应，且不被误用。

　　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通俗解释，在速度和曲率较小的狭义空间里，把手放在滚热的炉子上1分钟，感觉像1小时（宅家群众也有同感），是由于时间膨胀效应让神经运动变慢变麻木，反之亦然（如游戏中1小时如同1分钟）；但在速度和曲率较大的广义空间里，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会引起时空弯曲，然后在弯曲的时空里继续做他们的“惯性运动”。同理，在我国城乡二元近似恒定的空间内，集体土地低成本置换虽然能实现高速增长，并放慢得利群体的反射弧“温水煮青蛙”，但背后的转嫁式剥削已累积较高的社会与生态成本，甚至逼近“用工荒”的刘易斯拐点及“高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大规模大质量城镇集聚的好处在当前条件下已较难折衷城市病的坏处，加剧时空弯曲，需要形成支撑“惯性运动”的新空间体系，需要通过痛苦延长与快乐临近的“时间膨胀”，加速形成多方重新合意、人口重新回流、等级重新建构、供需重新匹配的“健康生活圈”，并迈向适合各种情景的“美丽生活圈”，而不仅是简单机械的“封闭社区圈”。

　　这就需要“罩气蓬勃”的我们“一心移疫”，而非“漱手就擒”，拿好破解城市公共健康危机内耗的“四把咖玛刀”，然后像“新东方”般在绝望的大山中辟出希望的小径，避免整个行业被动。

　　（1）基于“城市超脑”的生活圈底层算法与数据场景变革之刀。理清规划师在多元学科中“技术性与社会性”兼备的定位，深度学习多重细分的人群行为数据，如不同时间不同目的不同尺度不同起止点不同人群的不同活动等，进而开发能认知“流体智力、晶体智力乃至人性不经济”的底层算法，并借助LSMN等深度神经网络快速迭代偏好活动与偶然活动的决策差异，基于此构建以AI引擎（低温控制量子芯片“Horse Ridge”每秒计算已超千亿亿次）为核心、以多源数据（手机、社交媒体、交通迁移、地理信息、灯光、视频等）为支撑的“城市超脑”，研发疫情动态智码-智评-智医助理、互联网政务和虚拟会议、云教育和人机交互、劳动力-经济投入产出决策支持、可视信用嵌入式社交与金融投顾、国土空间分级防控与三线管控、BIM-EPC建筑全过程、工业5G仿真、AR-VR主播一站式购视听、CAE产品4D打印与无人传输、AI监控与判决、线上孪生框架城市、云端未来社区与智能小镇等“超脑”模块，借助CA、SLEUTH等模型，探究新老时空条件下影响生活圈组织原则的内生因子，并自动判别因素间交互影响（如区位与社群可替代的影响、加密支路网往往助长支路停车等），避免经验与机会主义，从技术理性上筛选出从狭义健康生活圈到广义美丽生活圈的必要元素。

　　（2）基于“刚弹并举”的生活圈组织原则与发展模式变革之刀。在“城市超脑”分析结果上，进一步提炼可能更合人性而未必最经济的生活圈组织原则与模式，每种组织模式又是由用途管控、设施配置、交通供给等一系列战略限定条件构成，并细分具有法定羇束力与技术指导力的建设改造通则，如层级效用最大化原则（若街道出行与使用频率均较低，可考虑减少中间层级设施供给）、频率半径弹性模数制原则（综合居民最大概率路线集合、地块划分、社区规模、设施容量、特殊用途等因素，按照经常性出行、通勤性出行、偶发性出行的频率，设计与社区单元规模对应的模数制弹性半径）、市政税基连带产权原则（预测地价贴现缺口与集体土地确权时机，设计需细分市政区征收的公共品维护税收，打造社区开发、设施配套、公司运营的连带社保）等。这些原则也将作为用地产权明晰与溢价分配的依据，固化到国土空间总体、详细、专项规划及出让条件中，同时推进狭义健康生活圈规范导则修订，带动城市空间与城市联系优化，最终指向广义美丽生活圈的整体价值提升。

　　（3）基于“品质传导”的生活圈城镇空间与未来形态变革之刀。以时空品质分级分类传导为导向，在要素组织的品质传导上，重点优化目前较为薄弱的中观空间层面，以在分区结构或社区结构失灵下，增补各层级本身难以配置的优质医院、学校等设施，或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就业型生活综合体等，避免纯卧城或纯园区的单一功能地域，进而为控规单元相关指标的确定提供依据，以期为“中心地”理论作出补充。如浙江美丽城镇不仅打造了从社区中心、邻里中心出发的5、15分钟步行生活圈，还引导了从学校等某类设施出发的30分钟车行生活圈，并按照都市节点、县域副中心、特色型（工业特色、商贸特色、文旅特色、农业特色）、3大类6小类城镇，分类设置5-15-30分钟嵌套的生活圈体系，还提炼基于73项共性指标、20-22项个性指标、20项满意度指标、20项变化程度指标的“美丽指数”，动态反映结构绩效。在时序安排的品质传导上，可在开发控制关键的中观健康生活圈层面，纳入多方协调的临时医疗区建设、特色小镇与未来社区打造、老旧小区改造、文化遗址保护、海绵城市与污水“零直排”建设等开发保护活动，并借助“叠加分区”、“浮动分区”、“奖励分区”的功能与指标控制，动态“打补丁”，进而把握中观层面战略整体塑造的时机，如倡导“公共品阴极”打造先于“空间阳极”建设的时序，通过公共品空间的战略预留与协同配置，形成公共品集聚带动级差地租的报酬递增。在形态优化的品质传导上，可体检式开展中观层面健康生活圈的特色性、均好性、可达性、通透性等绩效评估，并与国土空间次区域功能与指标传导、未来城市新形态相结合，反馈到防灾防疫评估、生活圈规划、社区规划、美丽城镇方案、城市设计、双修设计、景观风貌规划、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等广义生活圈规划设计中，并为法定规划开发强度、建设总量等指标确定提供依据，推进跨社区的形态协调。

　　（4）基于“区块链化”的生活圈城镇联系与交通方式变革之刀。既可推进线下交通联系模式变革，借助多重细分的非集计模型，挖掘不同区位不同人群起作用的交通政策影响区，进而针对多目的复合、短距离高频次等新需求，让高频率出行在小尺度（如5分钟生活圈）内得到满足，并通过中观层面生活圈截留不必要的跨区跨市出行与钟摆通勤，同时为远距离出行群体提供与支付能力匹配的交通条件。此外，匹配“高铁+地铁+滴滴”“地铁+私家车+共享单车”、“私家车+共享单车”、“公交+地铁”、“公交+共享单车”、“电瓶车+充电桩”等新型出行链，加强“综合体最后1公里”、“公园最后1公里”、“地铁最后1公里”、“公交最后1公里”等周边公交供给，开设在综合体、特色小镇、未来设区等重要节点间穿梭的定制巴士，在分层化、扁平化导向下迈向抛物线式的理想城市断面，并为超级高铁、超距管道运输、无人机等新型交通方式预留立体空间。也需推进线上交通联系模式变革，在带宽决定生命宽度的时代，结合区块链、5G、线上场景等新需求，探究可替代的线下交通联系，并借助区块链发展线上确认价值的雇佣关系，减少通勤流与路面占用，为间距更小的5G基站、无人机停靠点、“城市超脑”、大数据中心、智能网联光模块、深层地下综合管廊等信息网络扩容提供可能，打造比健康生活圈适用更广时空的美丽生活圈。

　　鲁迅的侄女曾问鲁迅：“为何你的鼻子是扁的”？鲁迅回复：“因为经常碰壁，所以把鼻子碰扁了”。就像Max Weber曾说，“即便人间多么……但等着瞧吧”。在病毒肆虐的洪流中，在城市变革的浪潮中，我们规划人也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