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附中校长成为争议人物但问题远非素质与应试教育之争那么简单

　　日前，北京大学发布干部选任公告，任命马玉国为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自去年底宣布《关于王铮免职的通知》后，北大附中校长的任命终于“浮出水面”。

　　虽然新校长人选尘埃落定，但围绕北大附中所引发的有关“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却未停歇。王铮和他在北大附中所作的素质教育试验究竟是对是错？也许后人能给出更客观的评价。

　　王铮与北大和北大附中有着不解之缘。他于1980年考入北大附中，1982年考进北大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回到北大附中任教。1994年，王铮担任北大附中副校长。在北大支援深圳大学建设的大背景下，2000年王铮前往深圳筹办的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兼任校长。2002年至2009年4月，王铮任深圳中学校长，并于2003年被评为深圳市优秀校长。

　　在深圳中学期间，王铮进行了教育改革。他强调学生发展的主动性，主张高一高二发挥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自由的空间里成长，高三学生则一心为高考做准备。2009年王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统一，千校一面，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但其实每个学生禀赋不同，发展方向可以不一样，社会需求也是各种各样。所以我想在学校教育中能够有一点多样化，能有一些选择，给学生一种不同的发展过程。这是我推进一些改革的初衷。”

　　2009年4月，王铮回到北大附中任校长。从2010年起，北大附中推行“走班制”改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个性化的课表到不同教室上课，高一的学生可能会和高二的学生一起上同一门课，不再有传统的班主任。高三学生则专心为高考升学做准备。

　　2013年以后，北大附中借鉴英美House制与中国传统书院制，将原来的六个单元发展成八个书院。书院在打破固定班级下的固定人群后，以书院自治推进公民教育、以混龄学长制推进书院传承。2019年9月起，其中两个书院被列为出国方向，其他书院为高考方向。

　　王铮曾在纪录片《高考》中提到，现在的体制下，教育是“戴着脚镣还得跳舞”，而真正放开了跳舞是每一个做教育的、做老师的人都向往的事情。“所以，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条件，我们就一定会做这样的尝试。”

　　王铮在任深圳中学校长时曾提出：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在王铮回京担任北大附中校长后，这段话也曾被写进北大附中的宣传册。随着被免去北大附中校长的职务，王铮和他的教育改革告一段落，但它却引发了大家的热评和不同观点的讨论。

　　毋庸置疑，在素质教育层面上，北大附中是成功的。在王铮的改革中，他先是取消了班主任和高一、高二的年级组长，接着又正式取消行政班，实行单元制，高一、高二学生被分配入六个“单元”。单元与班级的最大的差异是跨年级，作为一种比班级更庞大、松散的组织形式，单元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交往和活动范围，致力于在学生群体中形成“社区”概念，其核心理念是“学生自治”。北大附中实行的书院制，每个书院里的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课表，没有行政班，而是实行走班制。学生按照兴趣自愿加入学生集体，书院内的各项事务均由学生自主管理。

　　在高一高二年级，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加包括足球、篮球、舞蹈和戏剧在内的四大赛事。学生们还能和老师、校领导平等对话，为学校的建设和改革献计献策，甚至学生们还能自己设计并开设课程。

　　此外，学生们还可以在Wi-Fi覆盖的校园里，参加或者创建各种社团，办乐团、从唱歌比赛一路参加到饭量比赛、去微软总部交流等活动，随时随地发现新项目。在王铮的眼中，学生没有差距，只有差异；高中部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

　　中学时代经历过王铮以及前任校长康健治校的北大附中校友石楠认为，这种自由的风格是北大历来的教学基因，她和很多校友聊起北大附中，讨论到最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即北大附中传承了北大的精神与气质。虽然北大附中经历过多次改革，有过多任校长，但其内在的一些特质（比如追求自由、强调自主学习等）没有发生过本质的变化。

　　石楠还表示，“在王铮治校之前，北大就没那么重视学生是否一定要考上北大或者清华。老师平时更多是在引导学生发现和发展自己的兴趣，填志愿时也引导学生要结合自己的兴趣选专业，而不是学校排名。”

　　北大附中毕业生小颖也表示，“王校长给了我们那个年纪的学生足够的宽容和尊重，更加注重我们自我个性的塑造，而不是让大家只能死读书，让我们在仍有好奇心的年龄能做更多满足我们好奇心的事情。”如今，每次有人问起已经工作的她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小颖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高中。

　　“很多学生在体验过各种课程之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是未来从业方向。”受王铮邀请、在北大附中教授了一学期建筑相关课程的董灏指出， “北大附中的学生自信、思维开阔，也没有什么权威、等级意识，上课时，有时我说一句，底下就接一句，像说相声一样，很有意思。”

　　在一些北大附中校友看来，王铮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大到让人难以接受；而王铮之后的校长，大概率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北大附中内在的精神。中国教育在线总编陈志文也指出，几乎所有大学附属学校都会带有其所属大学的基因、风格，王铮去职后，北大附中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它身上依然会是北大的基因。王铮的前任，康健校长同样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校长，这不是偶然的。

　　就成绩来说，北大附中的高考成绩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很高的水准。不仅如此，从这两年北大附中高考成绩对比来看，清北录取人数基本上维持在原来的水准，但中位数学生分数提升相当明显，区5%和650分以上的学生人数都大幅度增加。当年王峥在深圳中学掌舵的时候，甚至将学校的清北等名校的升学率提高了一大截。

　　在董灏看来，面对内外部的争议，王铮丝毫没有妥协过。“他是很笃定、坚韧的人。”董灏曾经见过王铮在面对有老师提议削减选修课时间时很生气，当被问到如何评价王铮时，董灏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是：孤独。学生家长高青利也表示，“不可以没有北大附中这样的模式”，“要是没了，感觉会像不能呼吸一样沉重”，“但它还是有缺陷的，这并不矛盾”。

　　去年5月份的时候，“北大附中的一天”视频的走红将北大附中推上了风口浪尖。之前很多家长把北大附中和衡水中学做对比。尤其是校长，曾遭到过很多海淀家长的集体“围攻”。

　　“王校长您还要干几年？”这是一位家长的问题，言下之意就是希望王铮赶紧卸任，不要毁了自己孩子的光明前途。

　　也有北大附中毕业生家长坦言，“如果北大附仍然是现在这个北大附，我是不情愿送孩子去的。并不是因为那些应试教育水平不行，我不看好这所学校，是因为那里是一个和现实社会割裂的地方。”这位家长的疑问是，在学校这个独立的小环境里，学生也许确实个性鲜明、自信、敢负责，有思想力、有领导力和创造力，但是这些和外界环境通用的评价会一致吗？

　　有部分家长认为，王校长是拿孩子做试验来换取自己的资本，来摸索新的教育方式。本来可以去清北的学生沦落到了华东五校，这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有教育人士表示，自己欣赏王铮改革的勇气，但对部分观点并不认同，比如让学生全凭自己的兴趣展开个性化学习。他认为，学习本身是有难度的，是有痛苦的，不是刷抖音那样的轻松快乐。如果一味强调兴趣的重要性，学生当然会选择正面反馈最即时的东西来学习。相比做活动海报，研究立体几何当然显得痛苦不堪，“如果大家都避开所有有难度的学习，而选择那些能够立马提供正向反馈的知识来学习，这是否真的符合教育本质？”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檀传宝认为，王铮希望让学生有更多的话语权，希望学生管理自己的学习，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追求兴趣的可能，方向没问题，中国教育最需要的是松绑，让孩子按照自己的独立个性自由去学习。“但需要关注的是，王铮的有些做法可能有问题。”檀传宝说，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能不包括升学率。孩子其他方面好了但成绩下去了，不叫全面发展。这应是对所有教育改革的检验标准之一。

　　“想让一个社会不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但好的学习成绩应该是学生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产物，而不是倒过来，只要高考成绩、牺牲孩子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觉得王铮的改革产生这些非议的主要原因，未必是他的理想是错的，而是最好的教育未必只有他的理想中的这一个维度。某一个维度的理想，不是教育生活的全部”，檀传宝指出。

　　据媒体报道，2020年高考分数公布后，南京一中校长被家长点名批评要求下课，原因就是学校搞素质教育而导致“高分进校，低分高考”。压力之下，南京一中认错，并发布了有应试教育倾向的整改措施，如延长晚自习到十点，分层教学，组建尖子生团队。对此，檀传宝指出，类似的事件在中国教育改革史上反复出现过多次。他回忆说，“十余年前，南京市的学校比较重视素质教育，南师大附中等学校办学非常灵活，特别重视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后来由于出现南京市的中学高考赢不过偏应试教育的苏北地区，最终是以南京市的学校大量引进苏北地区校长、将苏北模式搬到南京的方式，来止歇的。”

　　在陈志文看来，人们对很多方面问题的看法可能会受区域发达程度、开放程度等影响，但在教育方面，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或者说家长在意的方面却是出奇的一致。深圳家长并没有因为深圳是开放创新城市，而对可能影响升学率的教育改革有更大的包容度。“有人把王铮身上的争议，简单标签化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但争议背后远没有这么简单。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的感受都是客观的，但也不是客观的。这些争议从侧面深刻反映了中国教育面临的复杂情况，以及困境与尴尬”，陈志文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于学校改革也曾表示，无论看上去学校改革多热闹，只要是按照高考分数来选拔、录取学生，中学就没有太多自主办学的空间，因为所有的招生权、投档权、计划审批权都掌握在政府部门，它抓住高考这个核心，对整个基础教育进行计划管理。所以，在高考制度不改革之下的课程改革，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是“伪改革”。

　　此外，熊丙奇也认为不可全部否定学校的努力，但说白了，它们不过是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之外，略微关注了一下学生生活、精神、人格的教育而已，“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单一评价体系若无法改变，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无法真正关注学生个体和兴趣发展的。”

　　檀传宝认为，很多教育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儒家文化深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加之东亚社会“人的现代化”总体上完成得不够好，人身依附、等级观念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大家都只想自己的孩子做“人上人”，不愿意做普通劳动者，这些才是关键所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社会发展来解决。在中国需要参与大国竞争的当下，应当增强孩子的综合实力而不是去削弱。社会应该以更宽容的态度去看待这些勇敢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