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引发的新时期教育思考

　　近年来，校外培训在资本助力下迅速扩张，一些机构偏离了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减损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关心学生健康成长、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高度出发，制定并实施《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工作是贯彻落实习总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是贯彻落实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是教育发展理念的回归、教育生态的重塑和教育治理的创新，必将促进基础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最终实现去功利化、回归公益化，去应试化、回归素质化，去焦虑化、回归理性化，让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党的教育方针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地位和作用。今年4月，全国会做出了关于修改《教育法》的决定，将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为国家法律规范，成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必须遵循的法定要求。

　　新时期教育发展要对标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校外教育都要坚守党的教育方针不动摇，深刻把握教育工作的属性、宗旨方向、目标任务，着眼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着眼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把牢方向、校正误区偏差，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双减”工作的核心任务，正是加强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守正创新、去伪存真，坚持学生为本、问题导向，从人才培养底色与立德树人方向出发，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任务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到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具体路径上，就是要坚持发展素质教育，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开展“双减”工作，就是要优化学生成长成才环境，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更好应对未来社会的变化。一方面，要下大力气治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野蛮生长、贩卖应试焦虑、助推惰化思维和投机取巧的学习方法等问题，支持其转型素质类培训；另一方面，要坚决纠正学校教育“重智育、轻德育、弱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应试导向，摒弃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将党的教育方针有效融入教育行政管理、办学治校和教育教学全过程，着力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坚持把人民对“有学上、上好学”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为此，教育发展理念要回归公平优质。义务教育并非竞争性、选择性教育，而是保障性、基础性教育，需要政府来承担优质均衡发展的主责。近年来义务教育学校的硬件建设已大为改观，供给不均衡主要来自教育管理、教师队伍和教学资源的差异。因此，北京将促进义务教育优质软件资源均衡配置作为“双减”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从四方面协同发力：一是规范教育教学秩序，市、区、校分别出台中小学教育教学基本要求、基本规程、基本规范，严格督查、严肃处理违规招生、超纲超进度教学等问题。二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促进课堂提质增效。着力实施“互联网+基础教育”，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三是大面积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从区域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三个维度，实现教育关键要素流动，从根源上促进教育优质均衡，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四是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提升质量、增强吸引力，与课堂教学统筹推进，确保学生要校内学足、学好。

　　教育发展理念要回归公益普惠。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义务教育更是具有强公品属性，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包括校外培训机构，都必须坚持教育公益属性，“不能把良心的事业变成逐利的产业”。要管住资本，不能扰乱教育、不能在孩子身上取利、不能让校外培训唯利是图。“双减”文件中关于严禁随意资本化、由营利性转为非营利性的要求和对于收费价格的指导，就是要去逐利化、去泡沫化，解除资本对教育绑架，斩断剧场效应，降低百姓教育消费负担，使改革成果切实惠及人民。北京作为在全国率先开展“双减”工作的城市，又是校外培训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聚集地区，在这方面先行先试，各项工作正在坚定有序推进。

　　良好的教育生态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在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中，受教育者的利益应当处于最高位置、得到最大保护。教育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应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同心同向、协力奋斗，使受教育者能够获得支持每个人终身学习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从而全面有个性地发展。

　　“双减”问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生态的失衡。在学校教育体系之外，资本意图打造另一个体系，学生、家长、教师、学校受之裹挟、冲击，爱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开展“双减”工作，就是要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拨乱反正，使学校、家庭、社会各安其位，学生、家长、教师各负其责，促进教育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家校协同到家校社协同，体现了新时期大教育观背景下育人生态的重构，从三者定位看，学校是育人主体，家庭是育人共同体，社会教育是育人的有益补充，只有三者各归其位，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够真正实现育人目标。要夯实学校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增强校内供给的竞争力和创造力，把孩子吸引在校园、吸引在课堂。家庭是育人共同体的薄弱环节，也是重要一环，要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引导和支持。当前，尤其需要加快推进家庭教育立法，明确家庭教育的法定责任，加强家庭对学生道德品质、知识技能、文化修养、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校外教育不仅包括校外培训机构，还包括青少年宫、研学基地等各类主体，同时也包括各类线上教育资源，要与校内教育错位发展、个性化发展、特色化发展，而不能越俎代庖，再造一个教育体系。

　　育人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更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双减”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紧迫，关键在于共识度不够特别是尚未完全转化为共同行动，其中既有校外培训的越位，也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到位。要真正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深化基础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构建更为紧密有效的协同育人共同体。北京市在“双减”工作中，召开了系列政策宣讲会、新闻发布会、万人校长大会和学校家长、教师会，开展了“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活动，为家校社协力攻坚“双减”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推进完善家校社协同育系。出台中小学家访制度，明确每个学生每学期接受一次家访。落实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划，在中小学校试点建设家庭教育工作室，进一步加强网上家长学校和中小学家长课堂建设，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依托“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发挥社区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和课后服务、暑期托管等方面的作用。

　　长期以来，教育管理部门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发展教育事业上，行业治理是教育管理的短板和弱项，存在意识不强、力量不足、办法不多等难题。“双减”工作对原有教育治理构成巨大挑战，需要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工具的创新，推动教育管理部门由管学校向管行业、由单独管向联合治、由传统管理向智慧治理转变。

　　要加强源头治理。“双减”的关键在校内，出路在改革。北京市坚持问题导向，改革考试招生“指挥棒”，提高考试命题质量，减少中考科目和考试频次，强化体育过程性考核，丰富中招录取方式，淡化一考定终身，以考试减负推动全面减负，进而撬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化。

　　要加强系统治理。系统治理强调改革站位要高、覆盖要广、落地要稳。北京将“双减”作为重大性、全局性任务来抓，高位统筹，市区两级专班集中办公，在市教委和四个重点区新设专门机构，确定各项工作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坚持校内校外同步发力，线上线下一并治理。建立高位协同、联防联治的风险防范处置机制，从风险评估、监测预警、矛盾化解、依法打击四个方面及时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在治理过程中，注重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治理效率，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实现资金、学生、教师、课程、材料“五个管起来”，实现系统施治。

　　要加强综合治理。“双减”工作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多元共治、综合施策才能形成合力。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既是北京市前期校外培训治理的重要经验，又是打赢“双减”攻坚战的体制机制保证。北京在“双减”中坚持压实属地和公安、市场监管等20余个相关部门主体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工作落实落细。同时，充分发挥民办教育行业协会在企业转型引导、行业自律自治、矛盾纠纷化解、困难企业帮扶等方面的作用。使过去仅仅依靠教育部门一家不可能解决的难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联合作战，取得了明显成效。

　　要加强依法治理。要深入贯彻《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双减”工作行稳致远。北京市坚持在法律的框架内，结合北京实际创制校外培训机构复课标准、营转非、备改审等各项政策，依法依规从严治理。每周开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进行“双通报、双转办”，对百余家机构、多名教师予以通报。通过开展“双减”专项行动，进一步完善了依法治理体制机制，提升了依法治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