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农村父母的教育焦虑从何而来

　　2016年，笔者在山西省的一个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的年轻女性不仅不外出务工，也不在家务农，而是从孩子读小学开始就到县城里租房陪读；2017年笔者在山东省的一个乡镇调研时发现，一个仅有两条街道的小镇居然有七八家教育辅导机构，且门类丰富，既有课业辅导，又有才艺培训，每到节假日，就有大量周边农村的小朋友前来学习；去年笔者在重庆市的一个社区调研时发现，在该社区中买房子的居民中有60%都是刚进城的农村居民，这些农村居民买房后便立刻出门继续打工，将老人和孩子搬进社区，让老人照看小孩读书，这些农村居民进城买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小孩在城市中接受更好的教育。

　　当下，农村家长已经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也越来越舍得对子女教育进行投资了。但是进一步的调研发现农村家长的教育焦虑感也在日渐增强。

　　农村家长的教育心态在过去十几年间发生了显著变迁。在笔者读小学的2000年前后，很少有农村家长会对子女教育进行额外投资，“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一直都有 ，但却始终只是停留在嘴上，绝大部分农村小孩接受教育的唯一机会就是在学校上课，当时的农村家长对待子女教育的心态普遍平和。

　　当下的农村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剧烈转变。课后辅导班、假期培训班同样成为农村学生的标配；一些家长甚至会不惜花费巨资在城市买房，将小孩送到城区上学，或者是将孩子送到一些私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教育投资对于很多农村家庭而言已成为首要开支。与教育开支扩张同步发生的是农村家长的教育焦虑也日渐增强。

　　笔者近期在宜昌市的农村调研时发现，子女教育已成为年轻农民焦虑感的主要来源之一，每当谈到子女教育，农村家长都会极为苦恼，甚至不知所措。从调研来看，农村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子女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其二是自己难以承担高昂的教育投资。两个因素共同形塑着农村家长的焦虑心态。

　　农村家长对子女成绩的焦虑并不是一件坏事，这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尚未固化，农村家庭依然可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对于农村家长而言，教育是一场投资，既然是投资，那就必须要计算其中的成本与收益，农村家长愿意进行教育投资表明教育对于他们而言依然是回报大于投入的。

　　40岁的王琼是宜昌市牛村的妇女主任，也是一名初一学生的家长，王琼之前的工作是司仪，由于经常要出远门，难以照看儿子，因而从儿子读小学开始，王琼就回到了牛村成为了一名后备干部，虽然工资较低，但是更为稳定，因而也就有了更充足的时间辅导孩子学习。王琼告诉我们，她现在最怕听到的就是老师告诉她自己儿子的成绩下滑，在王琼看来，儿子现在的学习成绩与他将来的个人成就高度相关，一但现在“下去了”，以后的人生就会非常艰难。“为儿子的学习操碎了心”的王琼表示绝对不会再生二胎，因为“这种生活真的是太难熬了”。

　　农民对于教育的认知是被社会现实塑造的，60后的家长们主要是依据2000年左右的社会环境来形成自己的教育认知。在2000年，中国GDP刚到1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不到8000元人民币，农业从业人口占比高达50%,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同样高达50%。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较低端的位置，主要产业类型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代工服务，正因如此，当时农民最好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这些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从业者需要一定的知识，但却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创造力。所以对于当时的农民而言，教育投资的成本与回报的关系呈现出一种“n”型曲线，即需要读初中，因为不读初中连说明书都看不懂，打工也没人要，但是读了高中也还是打工，在2000年，中国初中生在校人数为6256.29万人，而高中生在校人数则仅为1201．26万人，仅有五分之一的初中生能读高中，相较于城市，农村的升学率更低。

　　经过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2018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90万元人民币，人均GDP接近7万元人民币，服务业产值占比达到60%，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也已经实现了从低端到到中高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改变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一是那些中高端产业创造了大量的中高端就业岗位，如程序员、工程师、设计师等，杰出的人才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社会精英，最大程度释放自己的经济价值。其二是这些中高端产业都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和技术的拥有量与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使得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未来的发展能力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底层的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就变成了读书，2018年，中国高中阶段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88.8%，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也已经达到了48.1%。对于家长而言，孩子当下的学习成绩与其未来的前途命运直接挂钩，一旦其学习成绩出现了下滑，也就意味着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提前宣告失败，必然引发农村家长们对孩子成绩的焦虑感。

　　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是衡量学校教育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在这两个指标上均有体现。以小学教育为例，截至2016年，乡村小学的专任教师中有11%是高中阶段毕业或高中阶段毕业以下，42%是大学，37%是大学本科毕业；镇区小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46%和48%；城区小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30%和66%。同时，无论是每万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电脑的台数，每万名学生拥有多媒体教室的间数，还是每名学生拥有图书的册数，也都是城区高于乡村、乡村高于镇区。

　　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往往集中于城市，农村家长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便只能送孩子进城上学，这必然需要家长们承担更高的教育成本，有时甚至还需要在城市中购房，这都对农村家长的经济实力提出了挑战，继而引发农村家长的经济焦虑。

　　现年40岁的王平是宜昌市新一村的治保主任，和妻子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13岁，在上初中，小儿子今年5岁，明年就要上小学了。为了让孩子在城市上学，王平已经在宜昌市看好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房，首付20万，他的退伍安置费有18万元，正好可以用上，但是后续还款的压力会比较大。现在王平的家庭收入并不低，每月工资约为3000元，扣除五险一金，还剩大约2000元，妻子在一个社区上班，工资和自己差不多。除了当村干部的收入，王平会在每天下班后到市区跑滴滴，每月大概有1500元收入，并且会在周末开着自己的卡车运石头，每月也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是由于以后需要还房贷，同时妻子要去照顾儿子读书，没有了收入，因此王平在今年年初向街道提交了辞职申请，准备全职开卡车，供儿子读书。王平告诉我们，本来他的生活过得还挺好，但是由于要买房子，同时妻子也不能工作了，这才使得他的经济压力突然增大。

　　进城读书并不是“将孩子送到城区学校”这样的一个简单过程，而是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消费，包括学区房、生活照料、生活开支等，这些消费对于农村家长而言都属于额外支出，并且金额较大，对农村家长的经济能力形成了挑战，并不断制造着经济焦虑。

　　近年来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取向是要“为学生减负”，如前不久，《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中公布了33条减负方案，其中一条规定明确：小学生晚9点、初中生晚10点可经家长确认拒绝完成剩余作业，这是教育改革减负思路的一个典型体现。

　　本质上，当下中国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太重并不是由于学校的课业太多所导致，而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竞争过于激烈，而激烈的竞争则是由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有限的优质就业机会所决定。201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已达820万人，但是新增优质就业机会并没有这么多，激烈的竞争在所难免。教育是普通人通向优质就业机会的有效渠道，所以即使学校不布置太多的课业，学生家长也一定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孩子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因而学校的教育减负政策并不能达到为学生减负的作用，反而会将学校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推向家长。

　　谢丽是宜昌市牛村的一名普通村民，现年35岁，在宜昌国贸商场上班，丈夫做生意，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今年9岁，正在读小学，女儿尚未读书。由于宜昌市教育局在2018年颁布了义务教育减负政策，儿子的放学时间被提前到了下午四点，作业量也大为缩减（要求在45分钟内能够完成），同时学校还取消了期中考试。为此，谢丽只能为儿子报了三个补习班，一个是每天课后的晚托，另外两个是数学和英语的专项补习，三个补习班由同一家辅导机构提供，每个班的价格是一学期4800元，买二送一，谢丽为此一年需要为儿子花费19000元的补课费用。

　　当家长发现学校不再能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之后，就会选择从其他的渠道获取教育资源，主要是市场和家庭教育两种渠道。由于知识教育是一件极为专业化的事情，因而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从市场购买教育服务显然比自己辅导孩子的学习效率高得多。家长的旺盛需求催生了繁荣的教育市场，市场上的教育服务供给主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私立学校，这些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是“未减负的教育”，进而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成绩；其二是课后辅导班。由于受到行政性力量支配的公立学校大搞“教育减负”，自我弱化，市场教育机构相较于公立学校有了更高的“教育质量”，对于家长形成了更强的吸引力。客观而言，市场和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可供选择的教育资源，但是这些教育资源的分配遵循市场化原则，他们只会向那些能够承担费用的家长提供教育服务。当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高达2,69，农村家长在这一场教育竞赛中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农村家长必然需要承受更大的经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