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高考》发问：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校园里闪烁的高考倒计时牌，教室里复读机一样机械的背单词声，墙上挂满的保证书，讲台前发出的各种毒誓，课间校广播里的豪言壮语，严厉得有些苛刻的班主任，校门外等着孩子午夜放学的家长……这一切，描绘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里的生活。拥有24000多名学生的毛坦厂中学坐落在安徽省大别山麓，学校每年都会有上万名学生备战高考，其中三分之二是复读生，这里是学生和家长最后的一线集系列纪录片《高考》的开篇《毛坦厂的日与夜》一集，把镜头对准这座独特的“高考镇”。这所中国最大复读学校里的坚持与反抗、期待与泪水，正是一个社会切面最真实生动的记录。

　　“不管是教育还是填鸭教育，都是把孩子放在学校机器里压制，最后做出一个个‘流水线成品’，总之还是应试教育。”“高考是寒门子弟最公平的机会，出了校园人生处处存在不公平。”

　　今年8月，纪录片《高考》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迅速触发了人们关于高考的集体记忆和对中国式教育的重新审视。这部纪录片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9分，近日二轮播出之际，专家学者和教育界人士发出质疑：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甘肃会宁，中国教育名县、国家级贫困县，高考成为学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回乡参加高考还是留在从小生活的城市？农民工的孩子们寻找着这个城市的认同与接纳；留学大潮汹涌澎湃，很多学生选择放弃高考转战“洋高考”……《高考》用6集的长度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和个人故事，记录2014年高考。

　　毛坦厂曾经是一个万把人口的小镇，可如今周边常年居住着数千户陪读家庭，一陪一，二陪一，甚至全家陪一。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高考产业链上的一环，连街边的裁缝都能随口说出“高考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离高考不到3个月了，复读生吴世康的成绩从年级300名一下降到3000多名，父母瞬间手足无措，连饭桌上都一脸愁云。吴世康的父亲吴俊是毛坦厂中学的保安队长，吴家祖上没出过一个大学生。长期以来，吴俊都认为自己没能在这所学校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手里没有那张叫做文凭的纸片。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把儿子送进大学，让他“将来能吃上一碗比较轻松的饭”。

　　“人生就像心电图，一帆风顺就说明你挂了。”毛坦厂中学的老师说。片里片外，程晓东老师都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的一句“拯救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一个家庭”，更是引来无数驳斥。

　　作为复读班的班主任，程老师甚至要时不时变身“福尔摩斯”，去女生宿舍门外暗访他怀疑的“假病号”，去校外出租房突击搜查影响学生成绩的东西。但同时，为了学生安心学习，他主动张罗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捐款；也对茫然无措的家长说“你们只管生活，学习上的事交给我”，这句话在毛坦厂中学终日悲壮的气氛中显得格外温暖。

　　《高考》的第三集《久牵的孩子们》的主角就是随迁农民工子女。中国有超过2.7亿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千万。在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每10个儿童中有4个是流动儿童，他们难以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10年前，武子璇、刘艳霞和林兰兰跟随父母来到上海，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10年后，她们面临回乡参加高考还是留在上海读中专职校的抉择。2014年，中国有45万人选择出国留学，人们俗称留学考试为“洋高考”，这俨然又是另外一种高考。

　　“对现实类纪录片而言，好选题就像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需要有庞大的冰体作支撑。”纪录片《高考》的总导演、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史岩说，作为家长，自己能够深刻体会到人们对于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而教育问题聚焦到一个点就是高考。“高考本身兼具新闻性与话题性，它是大部分人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广泛共鸣。”

　　史岩认为，在中国，地域的差别、贫富的差距是客观存在，而人们对于教育的不同理解也是不争的事实。高考制度从当初的举国欢呼到现在的改革与重建，它背后是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人们对于教育理解的日益多元化。

　　北大附中校长王铮是《校长的选择》中的人物，他说：“为什么大家看完《高考》之后争论多？它不是简单的对错，引发人们思考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他希望片子能够继续拍下去，继续挖掘导致教育现象背后的社会深层因素。

　　“这种制度本身就是让一些学生处在不正常的状态。我们都是从高考过来的，我们可能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发现所付出的和所得的相差太大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扬州中学特级教师王雄也觉得《高考》还有很多可以拍，比如为什么高考会变成一个“怪兽”。

　　在《高考》第四集《走出大山》的片尾，奶奶在村口目送孙女刘洋洋远行。镜头里的老人拄着拐杖，双手不住地颤抖。望着孙女远去的身影，奶奶沟壑纵横的脸上神情复杂。最后，奶奶蹒跚的背影画面上显出两行字幕——“奶奶没能等到刘洋洋的假期，她病逝在洋洋离开后的第二个月”。

　　《高考》摒弃了用解说词整合画面、讲述故事的表达方式，借助字幕语言和影像结构推进情节发展。这种不依赖解说词、依靠影像驱动的方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更纯粹的记录，成为当下社会现实类纪录片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礼说：“《高考》‘纯记录’创作手法，客观记录，不用解说词，全用同期声，使全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近几年，当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代表的商业纪录片引发强烈反响的同时，回归传统纪录片的一些本质，用传统的方式讲述中国当代大家所关注的话题，成了中国纪录人新的着力点。“用纯粹的纪录片方式做一个自己想做的片子，这就是《高考》最早诞生的源起。”史岩说，打开电视，大量快节奏、追求视觉冲击的浮躁影像出现在眼前，而我们想要尝试的是关注当下、关照人的内心，能够带给人们思考与感动的视觉影像。无解说的风格能够为观众理解和认知影像提供充足空间，弱化编导对观众的主观引导，“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思考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认为，纪录片关注社会现实，是最有价值的，而《高考》就是这样一部直面当下的纪录片，“它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还为中国的教育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纪录片回归纪实美学是好事，但要注意一定要有态度有温度，《高考》做到了。”

　　校园里闪烁的高考倒计时牌，教室里复读机一样机械的背单词声，墙上挂满的保证书，讲台前发出的各种毒誓，课间校广播里的豪言壮语，严厉得有些苛刻的班主任，校门外等着孩子午夜放学的家长……这一切，描绘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里的生活。拥有24000多名学生的毛坦厂中学坐落在安徽省大别山麓，学校每年都会有上万名学生备战高考，其中三分之二是复读生，这里是学生和家长最后的一线集系列纪录片《高考》的开篇《毛坦厂的日与夜》一集，把镜头对准这座独特的“高考镇”。这所中国最大复读学校里的坚持与反抗、期待与泪水，正是一个社会切面最真实生动的记录。

　　“不管是教育还是填鸭教育，都是把孩子放在学校机器里压制，最后做出一个个‘流水线成品’，总之还是应试教育。”“高考是寒门子弟最公平的机会，出了校园人生处处存在不公平。”今年8月，纪录片《高考》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迅速触发了人们关于高考的集体记忆和对中国式教育的重新审视。这部纪录片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9分，近日二轮播出之际，专家学者和教育界人士发出质疑：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甘肃会宁，中国教育名县、国家级贫困县，高考成为学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回乡参加高考还是留在从小生活的城市？农民工的孩子们寻找着这个城市的认同与接纳；留学大潮汹涌澎湃，很多学生选择放弃高考转战“洋高考”……《高考》用6集的长度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和个人故事，记录2014年高考。

　　毛坦厂曾经是一个万把人口的小镇，可如今周边常年居住着数千户陪读家庭，一陪一，二陪一，甚至全家陪一。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高考产业链上的一环，连街边的裁缝都能随口说出“高考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离高考不到3个月了，复读生吴世康的成绩从年级300名一下降到3000多名，父母瞬间手足无措，连饭桌上都一脸愁云。吴世康的父亲吴俊是毛坦厂中学的保安队长，吴家祖上没出过一个大学生。长期以来，吴俊都认为自己没能在这所学校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手里没有那张叫做文凭的纸片。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把儿子送进大学，让他“将来能吃上一碗比较轻松的饭”。

　　“人生就像心电图，一帆风顺就说明你挂了。”毛坦厂中学的老师说。片里片外，程晓东老师都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的一句“拯救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一个家庭”，更是引来无数驳斥。

　　作为复读班的班主任，程老师甚至要时不时变身“福尔摩斯”，去女生宿舍门外暗访他怀疑的“假病号”，去校外出租房突击搜查影响学生成绩的东西。但同时，为了学生安心学习，他主动张罗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捐款；也对茫然无措的家长说“你们只管生活，学习上的事交给我”，这句话在毛坦厂中学终日悲壮的气氛中显得格外温暖。

　　《高考》的第三集《久牵的孩子们》的主角就是随迁农民工子女。中国有超过2.7亿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千万。在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每10个儿童中有4个是流动儿童，他们难以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10年前，武子璇、刘艳霞和林兰兰跟随父母来到上海，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10年后，她们面临回乡参加高考还是留在上海读中专职校的抉择。2014年，中国有45万人选择出国留学，人们俗称留学考试为“洋高考”，这俨然又是另外一种高考。“对现实类纪录片而言，好选题就像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需要有庞大的冰体作支撑。”纪录片《高考》的总导演、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史岩说，作为家长，自己能够深刻体会到人们对于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而教育问题聚焦到一个点就是高考。“高考本身兼具新闻性与话题性，它是大部分人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广泛共鸣。”

　　史岩认为，在中国，地域的差别、贫富的差距是客观存在，而人们对于教育的不同理解也是不争的事实。高考制度从当初的举国欢呼到现在的改革与重建，它背后是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人们对于教育理解的日益多元化。

　　北大附中校长王铮是《校长的选择》中的人物，他说：“为什么大家看完《高考》之后争论多？它不是简单的对错，引发人们思考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他希望片子能够继续拍下去，继续挖掘导致教育现象背后的社会深层因素。

　　“这种制度本身就是让一些学生处在不正常的状态。我们都是从高考过来的，我们可能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发现所付出的和所得的相差太大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扬州中学特级教师王雄也觉得《高考》还有很多可以拍，比如为什么高考会变成一个“怪兽”。

　　在《高考》第四集《走出大山》的片尾，奶奶在村口目送孙女刘洋洋远行。镜头里的老人拄着拐杖，双手不住地颤抖。望着孙女远去的身影，奶奶沟壑纵横的脸上神情复杂。最后，奶奶蹒跚的背影画面上显出两行字幕——“奶奶没能等到刘洋洋的假期，她病逝在洋洋离开后的第二个月”。《高考》摒弃了用解说词整合画面、讲述故事的表达方式，借助字幕语言和影像结构推进情节发展。这种不依赖解说词、依靠影像驱动的方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更纯粹的记录，成为当下社会现实类纪录片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礼说：“《高考》‘纯记录’创作手法，客观记录，不用解说词，全用同期声，使全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近几年，当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代表的商业纪录片引发强烈反响的同时，回归传统纪录片的一些本质，用传统的方式讲述中国当代大家所关注的话题，成了中国纪录人新的着力点。“用纯粹的纪录片方式做一个自己想做的片子，这就是《高考》最早诞生的源起。”史岩说，打开电视，大量快节奏、追求视觉冲击的浮躁影像出现在眼前，而我们想要尝试的是关注当下、关照人的内心，能够带给人们思考与感动的视觉影像。无解说的风格能够为观众理解和认知影像提供充足空间，弱化编导对观众的主观引导，“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思考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认为，纪录片关注社会现实，是最有价值的，而《高考》就是这样一部直面当下的纪录片，“它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还为中国的教育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纪录片回归纪实美学是好事，但要注意一定要有态度有温度，《高考》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