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教育体系中定位

　　摘要：中国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要考虑“教育全球化”的影响，在全球教育体系中定位，通过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实现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通过培养学生的全球就业能力和跨文化就业能力适应知识经济对教育提出的新的挑战。构成上述政策建议的观念基础是：非资源争夺型的教育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实施“教育全球化”战略是加快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是实施“教育全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教育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从1986年宣布实施义务教育到2000年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在短短15年间就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创造了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我们跨过21世纪的门槛后回过头来看这一历史进程和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就，不能不感叹当时倾尽全力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正确性和远瞩，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今天我們才能从容面对知识经济和加入WTO面临的挑战，也才能够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分享其发展“红利”。一年前，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时，我们对中国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充满了期望，我们提出了高质量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倡导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推进社会的学习化进程、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等项任务，新世纪的教育航船已经起锚并正在驶向预定的目的地。

　　在我们展望新世纪的教育远景时，一个过去未曾被教育界充分关注的因素——“全球化”——正在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战略选择并对实现我们预期的发展目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开放性的全球体系中，我们已经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教育，既无必要也不应该放着全球教育资源不去共享而使我们的教育发展因资源短缺而达不到更快的发展速度。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开发社会的人力资源，她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创造我们这个社会的生存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绝不存在速度过快的问题，特别是当这种发展不是通过抑制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来实现时，就更是如此了。认识这个浅显的道理并不困难，我们只要用国土及其他自然资源来比照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

　　如果眨眼之间全国老百姓都成了大学生、研究生，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吗？观察一下当前社会中大量过去只要小学生、中学生就能干的事，现在却由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干的现实吧，对这个曾经在教育发展理论中被称做“过度教育”的现象应该重新认识。过去我们的理论家总是爱先验地设想一个所谓“合理的劳动者学历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而人数减少，从而保证在每一个就业岗位上的劳动者都恰好接受并只需要接受一个与此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教育，否则就是“过度教育”。与此相应的还有关于学历层次与工作满意度：呈负相关的经验事实和实证研究结论。事实果然如此吗？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学历层次普遍高于我国，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更低;在高科技行业的劳动者的学历层次普遍高于传统行业的劳动者，但经验事实表明恰恰是前者对工作的满意度要远高于后者;就是在同一个企业中，学历层次高的劳动者通常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由。为什么当全社会的劳动者由文盲转变为小学生时我们要为此而欢呼，当他们由小学生转变为中学生时我们要为此而自豪，但当他们由中学生转变为大学生时我们却要忧虑和发愁了？当一个国家的劳动者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时，马克思所憧憬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不是有了更多实现机会了吗？

　　二、“教育全球化”与全球教育资源共享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面临资本严重短缺的困扰，在这样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加快教育发展的迫切愿望常常因经济项目的发展需要而退居其次，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到20世纪末公共教育经费支出达到当年GDP4%的目标就是因此而不能实现。进人21世纪之后，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教育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机会，通过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将能有效克服加快教育发展和资源短缺的矛盾。

　　“教育全球化”是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

　　“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全球教育，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一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为中国教育发展在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之外增加新的教育资源，从而为实现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机会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式：

　　以上五种方式又可分为三类，一类以各种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特征，如第四、第五两种方式;第二类以接受教育服务为特征，如第二、第三两种方式;第三类是以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前提的教育服务提供，即第一种方式。从最有利于中国教育发展和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来看，以第一种方式，即吸引外国资本来华办学最为可取，不但可以增加国内的教育资源供给，以及在投资意义上的乘数效应和增加就业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有助于改善中国教育系统的整体素质，与经济领域吸引外资有异曲同工之妙。

　　留学生是以第二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逾50万人，目前已回国十几万人，相当于我们不花钱就在国外办了一所规模达50万人，并且是利用全球优秀教师及其他教育资源的专为或主要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超级大学。这种方式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们调整留学生政策，鼓励出国留学和回国服务的重要基础。除此以外，企业员工，特别是三资企业员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培训体系进行职业培训，也是我们以第二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

　　以第三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才刚刚开始，但却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互联网的出现为全球范围内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无限制教育资源共享的有效方式，它突破了传统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时间、地点和身份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也克服了由此产生的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和排他性利用的限制，在理论上全世界的学习者可以同时看同一本书、听同一首歌、做同一道题、参加同一个主题讨论，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参与全球前100名大学的实时教学，同时可以共享全球前1000名大学的优秀教师资源，那将会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目前对此作出准确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在21世紀的中国教育发展中将会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以第四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在发达国家是一种常例，但在中国目前还主要限于语言教育，在其他专业教育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今后在这一块将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如果用百里挑一来形容优秀教师，我们在全球招聘1万名优秀教师就只相当于花费了百分之一的培养成本，无怪乎人们要惊叹美国成了全球人才收割机，其实，这个“收割机计划”我们自己也可以实施。

　　以第五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有两个重要领域。其中之一是利用国外教材，这一点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开展国际和校际间的课程认证与学位认证，可以有助于我国学校特色的形成和有效提高我国学校的国际竞争力。

　　利用全球教育资源以加快中国教育发展是中国在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教育发展的全球化战略，除了在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加快实施扩张国家生存空间的中长期战略的意义上利用国外的教育供给资源之外，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但这需要在理论上突破关于教育产业的流行观念，同时制定切实有效的产业扶持政策。

　　开放国内教育服务市场是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成员国的共同要求，过去我们对此问题常常更多的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认识，考虑如何应对可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担忧对国内学校的生存环境造成冲击，等等。但如果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根据我们上面所做的分析，开放国内教育服务市场不但可以成为加快国内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也将大大促进中国的教育产业，特别是“外向型教育产业”的发展，开辟中国教育事业新的发展空间。

　　“教育产业”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争议最激烈、各界人士参与最广泛但至今仍众说纷纭的概念。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是“教育产业肯定论”，还是“教育产业否定论”，都沿袭了传统产业经济学对“产业”的界定：具有某种特征或共同属性的企业的集合。由于“企业”乃营利性组织，因此，无论是肯定“教育产业”的还是否定“教育产业”的，在以下问题上倒是有了一致的判断：政府将会减轻自己的教育投资责任;学校将会更多地按经济规律行事;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将会提高收费水平，至少按教育成本收费，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在理论意义上，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是对“产业”概念的认识偏差，错误地把传统产业经济学关于“产业”的解释当成“产业”这种社会经济现象的经济学本质，从而无法认识到“产业”作为“基于专业化生产的社会分工体系”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教育产业”，其实也就是“基于专业化生产原则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社会分工体系”，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事业”基本上说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前者着眼于教育活动的正当性，而后者则着眼于教育活动的生产性。当然，它也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前以计划模式运行，而在改革开放后则更多地体现了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要求。因此，无论是否称之为“教育产业”，政府都不应该也不会减少教育投资，学校中的教育活动也还必须按教育规律办事，至于学校收费的变化，与“教育产业”完全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说存在现实相关性的话，也是理论界误导的结果。廓清了关于“教育产业”问题上的认识迷雾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客观地探讨“外向型教育产业”理论与政策问题。

　　在开放教育服务市场，实施“教育全球化”战略的整体设计中，利用国外教育资源以增加国内教育供给只是该战略的要点之一，与此关联的另一要点是，通过宣传、挖掘和引导，充分利用全球教育资源需求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即在作为教育资源输人国的同时，积极扮演教育资源输出国的角色，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

　　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自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人，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传播目标。

　　为什么在我们自己教育资源十分紧缺的同时还要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呢？现在我们来算一笔账。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留学，就是增加了中国市场的消费力量，设若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一年的消费总计为1万美元，如果我们能吸引100万留学生，就是1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如果实现这100亿美元的教育产业产值并不以抑制或减少国内本国公民的教育消费为代价，那又何乐而不为？事实上，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国外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来华招生活动表明发达国家已经在这样做了，而美国则是通过这种途径获益最大的国家，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人国。据最近报道，北京市在2000年留学生的进出已经平衡，因接受外国留学生而增加的学杂费收人已达9亿元人民币，我们把这看成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随着中国在世界的重新崛起，中国作为留学目标国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第二，与此相关联，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教育旅游”或“旅游教育”，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比如，我们可以面向世界各国开发形式多样的现代“游学”项目，留学生可以边游边学，昼游夜学，游学相间等等，使中国古老的游学传统成为发展现代教育产业的利器。

　　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当然不限于以上两个方面，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在全球教育体系中考虑中国的教育发展问题，一个无限广阔的全球教育市场将会给中国教育发展提供巨大的机会。

　　考虑中国教育发展不能脱离全球教育体系的宏观背景，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借鉴国际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预测全球教育发展趋势、在“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既是21世纪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加快中国教育发展步伐的重要机遇，当然，也必然会对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理论、政策带来挑战。世界已经改变，如果说，20年前我们没有预见到中国加入WTO及其所认同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对中国今天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困扰，那么，今天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中国的教育发展就是很有必要的，世界已经对我们开放，中国教育也必将在与世界的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