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一甲子

　　整整一个甲子之前（1959年），物理学家出身的著名英国小说家勋爵在剑桥大学“瑞德讲坛”上，做了以《“两种文化与科学》为题的著名演讲。此后，他提出的“两种文化”这一概念便广为流传。由这一演讲稿整理出版的《两种文化与科学》一书，曾荣登2008年《时代周刊》“二战以来100本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巨著榜”。

　　其实，的这篇讲稿早在“瑞德讲坛”演讲的3年前就已发表在《新家》杂志上，而他对“两种文化”的思考则为时更久。显然，“两种文化”概念的迅速流传，无疑得益于“瑞德讲坛”的盛誉。按照本人的说法，他所受的训练是科学，而职业则是作家，因此得以游走于科学与人文两界之间；正是这种机缘巧合，使他频繁观察到“两种文化”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这一现象。

　　毕业于剑桥大学学院（著名校友包括达尔文、弥尔顿、奥本海默等），曾在物理学鼎盛时期师从剑桥大学物理大师们。毕业后他弃理从文，成为政府官员以及发表了11本小说的著名作家，并因此而被皇室封爵。此外，他还是《剑桥五重奏：机器能思考吗》中5位学术大咖之一。该书虚构了1949年发生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晚宴，5位赴宴者代表了学术界的“一时之选”：小说家兼物理学家、数学家图灵、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以及遗传学家霍尔丹。在晚宴上他们围绕着“机器能思考吗”这个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由此可见，由盛名之下的来论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了。

　　在演讲开头，举了两个颇让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其一是，剑桥校长为来访的美国政要举行的一次欢迎晚宴上，邀请了几位剑桥大牌教授作陪，席间来宾试图跟他们交谈，结果发现根本无法沟通，弄得来宾十分尴尬。出于礼节，校长悄声安慰来宾说：噢，他们都是数学家，我们从来不搭理他们！另一个例子是，剑桥著名数学家哈代有一次曾向抱怨：按照目前“知识分子”一词的用法，我和卢瑟福、狄拉克等一帮人，统统被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啦！（本文作者注：的确，倘若按照罗素的定义，“公知”之外的许多科学家似乎都不能称作知识分子。）

　　还分别以物理大师卢瑟福与著名诗人艾略特为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代表，阐述他们对各自领域过分自豪，而对另一方充满偏见乃至于厌恶。比如，人文学者常常认为，科学家牛哄哄的但却没文化，其人文常识异常贫乏；而在立场上有点儿“偏向”科学家的却认为：人文学者们对科学的无知，更令人咋舌。他不止一次地拷问过人文领域的朋友们：何为热力学第二定律？他发现被问者往往一脸懵逼，不知所云。说，这种问题的科学难度，只相当于问他们是否读过莎士比亚？或者说是问他们是否识文断字？

　　还特别举出新近发生的一例：他在剑桥的一次晚宴上，兴奋地谈论刚刚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政宁与李政道，大赞他们的思维之美。谁知却如春风灌牛耳，席间的文艺界朋友们不仅对该理论一无所知，而且也丝毫不感兴趣。

　　至此，总结道，令人遗憾和可悲的是，西方大多数聪明的脑袋，对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迅速进展所了解的程度，并不比他们的新石器时代的祖先高出多少。目前的两种文化，如同两个银河系般遥相分离；20世纪的科学与艺术丝毫未曾融通。相反，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年轻人比30年前的前辈们分道扬镳得更远。那时候，两种文化只是终止了对话，但两者之间至少还保持着起码的尊重；而时下的双方已毫无礼貌可言，代之以“互做鬼脸”。

　　的上述分析鞭辟入里、演讲幽默风趣，因而“两种文化”的概念迅速深入人心，甚至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口头禅。

　　但是，演讲的后大半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被大家淡忘了。接下来，试图把两种文化分离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日益专业化的科学进展，以及随之而来学校教育的专业分化，使“文艺复兴”时期那种百科全书型学者不复存在。他进而指出，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学者）倾向于保守，往往是科学进展的“绊脚石”，工业时期是这样，科学阶段更是如此。

　　作为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作家，在两种文化之间，明显地“偏向于”科学，他充分肯定了工业大大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延长了人们寿命、缩小了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预言科学技术进展必定给人类带来更大、更广泛的福祉。

　　对于这些批评，没有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即时逐条回复，而是利用次年（1960年）在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的机会，在其一系列演讲中，以《科学与政府》为题，进一步厘清了自己为人忽略、误解或是诟病的一些要点。的戈德金系列讲座，于1961年以《科学与政府》的书名出版。1963年，又借《两种文化》一书即将再版之际，在书中增加了跟原著几乎同等篇幅的第二部分《两种文化：再审视》，系统回复了他的批评者。

　　这些回复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超出“两种文化”的口号式名言表述之外，强调指出他对这一现象关注的初衷：科学技术在战后英国社会中将要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并由此推测未来世界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贫困与世界和平等）的解决，或可借助科技进步的力量来实现。一方面，深信，科学是人类解放与进步的源泉。另一方面，在1945年到1959年的十多年间，战后历届英国政府对教育体系中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似乎逐渐丧失了信心；对此忧心忡忡。通过“两种文化”的讨论，批评英国执政者试图让教育回归以人文为中心的传统“精英教育”模式。认为，“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导致了英国执政者在制订英国未来发展与繁荣的规划时，忽略了科学技术的核心作用，因为这些执政者大多接受的是人文领域的教育，而对科学极度无知甚至于十分抵触。

　　其次，以二战之末美国政府决定在日本投放两颗为例，指出其决策者对的后续危害性知之甚少，只知道是一种超级炸弹而已。同样，英国政府中制订国民健康政策的一帮人，对医学生物学以及健康科学也不甚了解。因此，指出，诸如此类的科技含量很高的重大国策，却由少数几个“科盲”作出决定，这无疑是“两种文化”割裂所带来的最危险结果。

　　最后，强调指出，公众事务领域的重大决策，必须由对其科技含量有足够了解并具正确判断力的领袖人物来定夺。若想达到这一目标，无疑必须从教育入手。在学校教育中，每个人都要得到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教育，而不能重此轻彼或顾此失彼。

　　我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讨论“两种文化”时，往往忽略了的初衷，更多的是像威尔逊那样，将其导向哲学层面，而偏离了原本的施政意图。比如，威尔逊在其新著《创造的本源》中，把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主要聚焦在哲学层面，他指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合作，可以造就出全新的哲学，引领人类向前去不断发现。这种哲学，融合了两大学术派别中最优秀、最实用的内容。这些人士的努力，将酝酿出第三次启蒙运动。”

　　因此，我试图通过本文，提请读者注意当年的真实用意（值得一提的是，这也解释了为何的原著最初选择发表在著名政论刊物《新家》上）；同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窃以为：时隔60年，当年的论述，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60年前，批评的高科技含量的重大国策，仍由少数“科盲”组成的决策层独断专行的现象，即便在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于今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止一次地公开否认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事实，并于2017年6月1日单方面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全然不顾美国及他国众多环境科学家的强烈反对。在科技含量如此之高的能源政策上，科学家都没有左右的能力，遑论在其他国策的制订与推行过程中接受科学家的指导与监督。

　　为什么60年来“两种文化”的割裂没有明显的愈合迹象？以我所了解的美国国情来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美国联邦政体“三权分立”的框架下，立法部门（国会参众两院）以及执法部门（最高法院）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人文背景；即便是政府部门，科技官僚也寥寥无几（即令个别部门有些科学家出身的官员，也常常受制于人，并非一言九鼎）。社会上，“科盲”对于谋取政界、商界与文学艺术界的成功，似乎一点儿障碍也没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文轻理的现象，自然不难理解。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换作“人文者治人，科技者治于人”，在现代社会，一般说来，似乎也并非说不过去。

　　坚持认为，正如工业化是拯救贫困的唯一希望，人类未来的福祉则取决于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因此，以至于有人指责他是“科学乌托邦派”。尽管对“两种文化”的偏颇似乎各打五十大板，但说到底他的还是坐在科学这一边的。他认为，教育体系中的科学训练一定要加强；人文知识可以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学习和加强，而科学训练则需要长期、系统与正规地进行。毕竟科学家后来成为人文学者或文艺家的不乏其人，本人就是一例；反之，则几乎闻所未闻。

　　走笔至此，我突然想起勋爵的学长达尔文。跟一样，达尔文的身上也只有一种文化，即科学与人文的完美融通。《物种起源》最后一段完全是诗的语言，可又是震耳发聩的科学论断。《物种起源》与《两种文化》的问世，相隔整整一个世纪，均出自剑桥大学学院的校友之手。前者已经启迪世界160年，后者也已经启迪世界60年，它们还继续启迪我们，直至无法预见的未来。我们不得不惊叹：达尔文与眼中的世界，何等纷繁矛盾，又何等壮丽恢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