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大家谈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 P. 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

　　在提出存在两种文化割裂的60年后的今天，情况是否已有了变化？新学科与高技术的发展，如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是否拉近了科学与人文的距离？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否必定导致民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高等教育中的重理轻文或重文轻理现象是否有所改观？

　　“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将邀请科学家、人文学者、教育工作者、管理工作者等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人士发表看法。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文艺复兴还催生了一类新型人物，从专业训练和教育背景上他们更接近艺术家和诗人，而与大学里的专业学者异相旨趣。布鲁内莱斯基、阿尔贝蒂、弗兰切斯卡、达芬奇和丢勒，对建筑与雕塑的兴趣使他们关注力学，对的描绘使他们接触解剖学，对三维图像的精确表达使他们研究几何学和透视学。这些人混杂了学者与工匠这两种传统，科学与人文在个人身上得到很好的平衡。甚至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中，四门高级学艺都得到非常精致的表现。【阅读原文】

　　近代从学理上最接近“两种文化”分野这种表述的，是19世纪末德国弗莱堡历史学派传人李凯尔特，他在1899年出版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围绕着学术分类问题阐述自己的历史哲学，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

　　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物的总和，文化则或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或是虽然业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其固有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事物。他强调“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都不能被视为财富，从而不需要从价值的观点去进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产物都必然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阅读原文】

　　遥想10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先贤大哲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果敢地提出孔家店，全面引入德先生与赛先生，以此达至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其采取的路径与我们今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即用赛先生（科学文化代替传统文化），用德先生（机制）为整个社会提供抚慰。药方不错，可惜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失败原因无非两条：其一，新文化受众的规模过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科学文化是高端文化，能够接纳的群体规模过小，从而无法充分展现科学文化的规模效应。其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目标定位不准，这种激进的替代策略必然招致各要素信众的联合自保与激励反抗。

　　我们今天的策略是合理利用传统文化，精准划分其构成要素，而不是一概否定，使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的生存根基，而不是天然的敌人，这就是文化嫁接模式的优势所在。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曾指出：一切具体的思想都发生在某一确定的历史生活空间，并且唯有参照这个空间才能得到充分把握。改革开放40年，我们已经培养了1.1亿大学生，这就是推进科学文化的最大受众基准面。文化嫁接的亲和力与认同受众的规模高度正相关。可喜的是，按照人口变化规律来看，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人口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相反，文化水准较低的人群正在逐渐老去。【阅读原文】

　　自从1959年在剑桥大学作了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之后，对于“两种文化”的、危害与如何弥合两种文化之间鸿沟的讨论一直贯穿在各种场合，尤其是在教育和科学传播领域。两种文化及其间的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于引起人们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带来的问题，是极有价值的。尽管在提出这一命题时有当时的背景和他的立场。在后来，也许人们谈论的两种文化与当初所关注的两种文化在精确的定义和理解方面有所不同，但在新的发展和形势下应用这一概念来看待问题，却仍有其在分析框架上的适用性。也就是说，在不同时代的新的理解中，对于新出现的争议和问题，两种文化的这种分析方式依然成立。例如，像国外的科学大战，像国内的中西医之争、转基因之争等，在实质上也不过是两种文化之在新形势下对新问题之争的新表现而已。【阅读原文】

　　中国还少有知名的科学家直接著书，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科学思想。中国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发达，但中国的科学并不发达，还没有足够多的科学家站在科学的前沿，引领科学的发展方向。中国多少年的偏科教育，使中国的科学家多数比较缺乏直接面向公众的写作能力。还有，中国并不存在人文学者对待科学的傲慢，并不存在媒体对待科学文化的歧视，相反，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媒体热诚的欢迎科学文化。但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科学过于高深莫测、令人望而生畏，人文知识分子和媒体大都敬而远之，不敢望其项背。

　　但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所希望的两种文化的“和解”和“融通”却是很有希望达到的。在通往“和解”和“融通”的道路上，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以人文学者熟悉的方式向他们讲述科学的故事，让他们理解科学的人文意义，而不是把科学当成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东西；另一件是向科学家重新阐述科学的形象，唤起他们之中本来就有的人文自觉，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同样也是人文事业的建设者、人文价值的捍卫者。我认为，这是中国语境下“科学与人文”话题应有的思路。【阅读原文】

　　还特别举出新近发生的一例：他在剑桥的一次晚宴上，兴奋地谈论刚刚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政宁与李政道，大赞他们的思维之美。谁知却如春风灌牛耳，席间的文艺界朋友们不仅对该理论一无所知，而且也丝毫不感兴趣。

　　至此，总结道，令人遗憾和可悲的是，西方大多数聪明的脑袋，对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迅速进展所了解的程度，并不比他们的新石器时代的祖先高出多少。目前的两种文化，如同两个银河系般遥相分离；20世纪的科学与艺术丝毫未曾融通。相反，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年轻人比30年前的前辈们分道扬镳得更远。那时候，两种文化只是终止了对话，但两者之间至少还保持着起码的尊重；而时下的双方已毫无礼貌可言，代之以“互做鬼脸”。

　　的上述分析鞭辟入里、演讲幽默风趣，因而“两种文化”的概念迅速深入人心，甚至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口头禅。【阅读原文】

　　科学与人文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只要科学技术实现了建制化发展的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中国，两种文化间差异的程度与欧美社会相比，毫不逊色。如果对中国近年来一些公众事件比如转基因食品的应用、核电站的修建、大型水电站的开发等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做个统计，不难发现，赞成和反对的双方每一方在学科背景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科学与人文的，使社会出现了人为的鸿沟，大大增加了社会发展成本，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两种文化的对立程度为什么不亚于西方科技发达国家？原因无他，除了科技发展建制化必然会带来的人文学者与理工学者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接受的高等教育继承的是欧美传统，大学多为综合性院校的校园氛围，对于弥补大学生因文理分科导致的知识结构欠缺，多少可以有所裨益。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有段时间“以俄为师”，对高等学校学科布局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大学从综合性院校变成了专科大学，这对弥合文理现象带来了难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既说明了数理化基础学科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在文理分科背景下，理工科学者对人文学科的睥睨。

　　“”结束后，高等院校迎来了新一轮布局调整，很多高校由原来的理工为主的大学，纷纷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一时间成为中国高校发展的新潮流。但这种调整，大多是出于提升学校档次的目的，是为了学校发展而不是着眼于对学生的培养需求。

　　随着20世纪后半叶好莱坞电影的繁荣和彩色电视的普及，以及21世纪初兴起的社交网络，大众媒介充分展现了性的力量，整个颠覆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

　　大众文化不再需要知识精英的引导，精英文化成了无人问津的小众文化，知识精英躲在象牙塔里争名夺利，但大众却根本不在乎，最有名的科学家的粉丝量也比不上一个流量明星的零头。

　　今天的大众既不在乎莎士比亚，也不在乎热力学第二定律，人们争的是究竟喜欢霸道总裁还是小鲜肉，究竟是追捧大富豪还是大明星，明星出轨了究竟是站男方还是站女方谁来管科学家和文学家的那些事啊？屠呦呦和莫言也许还有一点名气，但也不过如此，顶多是“北京五环内”的网民会稍微了解一点罢了，而且主要也都是谈论一些外在的信息，他们具体的成果或作品仍然无人问津。【阅读原文】

　　我认为有些事情可以通过谈判部分解决、暂时解决、推迟激烈爆发，就像面对核军备竞赛，人们可以坐下来谈判一样。世上本无核武器，是人造出了它们。核军备竞赛充满了智力，也有快感，但毕竟不是闹着玩儿的，玩儿到一定程度大家都感觉有必要缓和一下。谈，不等于一次就谈成了；谈成了，不等于不会撕毁协议，还要反复谈。对于核以外的“致毁性”不是很强的其他智力竞赛，也要谈，谈的难度更大。

　　谈，判断的主角是谁？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他们都没有资格，他们都只能在背后为谈判提供若干论据、数据、理论。研发新型和谈判理论，对人这种动物来说，可能是现实需求。

　　文化冲突的缓和，不仅仅涉及知识问题，还涉及好的全球手法。这便是半个多世纪前演讲让我思考的事情。【阅读原文】

　　人类社会的每一种形态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也注定不可能变得完美。每个社会都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症，人文与科学的张力，甚至可能还不是现代社会精神最严重和激烈的形式。正视这种张力，并努力理解它带来的问题，远比在两极之间进行决绝的选择要谨慎得多。一个专注于生产的社会和一个专注于宗教或者武力的社会一样，都是漏洞百出的。科学已经取得了不朽的成绩，就像巫术曾经也取得了不朽的成绩一样，现代人要做的，是更加彻底地理解自己的历史处境和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不是把自己当作最成功的人类，我们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还少吗？最近有人宣称人类纪已经到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事，最多不过是表示我们的贪婪有点过头了。【阅读原文】

　　今日之学问，无疑是科学独大。尤其是搜索引擎和大数据出现之后，博学必然式微。实学主动向科学靠拢，是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因为实践智慧、传统习俗和人生经验总结，被证明在不断快速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很不靠谱。博学、实学被贬低，老人不再被尊重，历史不再是被歌颂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需要叹惋的事情，知识灭绝在几千年的人类知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巫术神话知识、野外生存战斗博物知识、游吟诗人知识以及因为封闭而传承的诸多地方性知识，都曾大规模地灭绝，但进化的知识依然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然而，知识分化导致生产和传播不同知识的人之间不友好的态度，这不是知识本性使然，而是人类本性使然。不同知识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不同人群之间的竞争。以真理和知识为名的相互攻讦和蔑视，背后是不同知识分子集团的权力诉求。一部人类智识发展史，同时也是以智识为生的人群命运的跌宕起伏。在科学时代，科学家拥有最大的知识权力，令人羡慕和遭人嫉恨是难免的。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科学家越来越多，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更容易出现对抗的情绪。【阅读原文】

　　事实上，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学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也是一种必然趋势。所谓“隔行如隔山”，即使是对于同一专业的专家来说，想要理解本专业其他分支的内容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学科与学科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现象，应该说是科学、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必然趋势。而笔者理解沟通两种文化的命题，实际上是在提倡通识教育，也就是说，学习自然科学的要了解一点人文学科；同样，搞人文学科的也应该了解一点自然科学，至少能够有一点兴趣，不至于把对方视作畏途，甚至反感。

　　由两种文化现象造成的种种弊端，在近几十年里已被教育界、学术界所深切感知，特别是基础教育产生的畸形状态，也为大家所担心。那么，如何来弥补这种缺陷呢？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入手。【阅读原文】

　　1988年，美国罗格斯大学英语教授George Livine在其著作《达尔文和小说家：维多利亚时期虚构作品中的科学模式》中写到，文学与科学元勘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下决心看清，科学观念和文学观念都是杂糅的而不是纯粹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交通”；美国历史学家G.S.Rousseau也曾在科学史期刊ISIS发表文章说：“无论从逻辑上还是认识论上说，都没有理由否定：文学与科学之间发生着对等的相互影响。”

　　但在现实中，很多人认为，科学对文学（以及其他很多领域）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而文学对科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萨拉迪伦及其同事决定通过实证研究来探究文学对科学的影响。他们对苏格兰的20位一线科学家进行了深入访谈，询问他们从儿时至今的阅读习惯是什么样的。访谈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代科学家的业余阅读（区分于专业阅读）有可能对其科学思维和科学实践发生影响。例如，阅读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使得科学家更愿意接受五花八门的方法路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帮助科学家认清自己在大文化中的位置，有助于发展其社交技能；科幻作品对科学家的影响特别显著，这一点需要进一步专门研究；阅读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在帮助科学家放松身心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使他们回到科研工作中时再次处于头脑灵光的状态；等等。【阅读原文】

　　如果让我们的思绪再回到一百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掀起了爱国风暴，要请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不正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爱国青年要用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来拯救中国的愿望吗？我们的前辈对“两种文化”的认识比英国人整整早了40年！但中国的历史决定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经过一个艰难奋斗的过程！如果从发生“五四运动”的1919年算起，再到1949年、1979年和2019年，从百年的历史长卷及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是怎样书写自己的光辉历史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两种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是截然分流的，这是因为科学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精神理性价值与工具理性价值，只有在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才能线年来，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巨变、亿万人口脱贫、“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效等，使得我国在经济、和文化各领域逐步走向世界大国、强国。这对我们在中国近百年之大变局中，怎样认识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阅读原文】

　　如果只从文化的知识层面来看，两种文化间的沟渠不仅无法弥合，而且会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太快了！

　　然而，在两种文化的精神理念层面，逐步消弭鸿沟，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互融汇结合，让传统的人文理念汲取科学思想的最新成果，使进取创新的科学文化自觉接受人文精神的指引，这不仅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从这个层面上看，未来消弭两种文化的鸿沟隔阂，是可以期待的，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爱因斯坦的小提琴、“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人文知识素养未必都能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准，但他们的人文精神，如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所表述的，绝对都在高尚的一流水平。专业知识有分野、有分工，但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领域，在精神理念层面，即在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层面，应该且可能实现深度的融合。人文精神注重生命的尊严，追求平等互享，削减贫富落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精神唯实求真，不承认终极真理和至上威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具有永远的性、创新性。人文求善，科学求真，两者结合即可攀登真、善、美的高尚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一层面上，两种文化的鸿沟才可能实现弥合。【阅读原文】

　　“两种文化”争论也超出了学术界。彼时，在出版社、实验室、博物馆和画廊，出现了许多联合艺术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项目，这要归功于这个年代的经济繁荣，公司愿意资助甚至鼓励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进行深入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纽约为基地的团体“艺术和技术中的实验”，由工程师克吕尔和艺术家豪辛伯格共同创立。该团体联络工程师和艺术家，实施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艺术技术项目，把不同专业文化的人们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创造性。“艺术与技术”项目的支持者认为，相互介入能够帮助解决“两种文化”问题，或者至少是两种文化“休战”的开始。

　　50年前“艺术与技术”运动的目标，即创造性的合作，今天仍然为公司领导者和大学管理者所重视，因而致力于艺术、科学和技术交叉的社团、杂志和会议越来越多。2010年以来，美国教育领导者鼓励在传统科学、技术、工程教育框架中增加艺术和设计课程的努力，被称之为“从STEM到STEAM”。其中，A指的是艺术（art），S是科学（science），T是技术（technology），E是工程（engineering），M是数学（mathematics）。相比较而言，早期的合作努力由经济繁荣和乌托邦主义色彩明显的理想所推动，今天“从STEM到STEAM”的热情，更多是由更平凡的考虑和诉求所推动。在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衰退中，上述努力减退，政客们批评诸如戏剧或历史学科过于奢侈，不能带来工作岗位。【阅读原文】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W. Patrick McCray在5月3日出版的《科学》上发表了文章Snows storm，本专栏特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编译此文。）

　　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两种文化论争，拥护科学的人常常因科学的强大力量而赋予自己理所当然的正确性和正义感，并以此抹杀其他观点的价值，表现出英国学者布莱恩温所言的那种“自大”和缺乏“内省性”。这不仅与的精神相悖，同时也不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反对者、支持者，都可以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深度融合。

　　所幸的是，当今中国文化早已走出思想禁锢的年代，学术性的争论已有了充分的自由空间。也正因为有了开放多元的思想环境，有了热爱科学文化事业、关心人类与自然共同命运的学者，有了关注公众、生态、传统和现代化等现实问题的科学传媒，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道路虽然长远，但也将越走越宽。【阅读原文】

　　可见，两种文化割裂所反映的最后实质，是人自身被撕裂的状况。这样，科学家在科学中的融入感与心灵历练就都被抛弃了。科学原初那种神圣的人文光环也蜕去了，结果，科学家走进科学的殿堂远不如信徒走进教堂或寺庙那样神圣。

　　就人的历史生存进程而言，人类始终是在自然和人工的两种维度中生活。科学凸显和推进了人工的维度，更与所谓客观知识靠近，近代以来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也极力倚重科学，推崇普遍理性与经验，致使生活化的生存化的经验维度被压抑，导致真正的人文即关注人的私人生活和私人知识的倾向被贬抑。而起步于古希腊的原初哲学却是更加注重私人化的经验和体会，它既直指星空，又叩问人的内心，因而将星空和道德律统一起来。【阅读原文】

　　虽然科学和人文貌似打成平手，但至少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的主要现象还是科学既强势（经费高飙）又落于下风（在文化影响上）的不平衡境况。说得没错，今天的人文学者大多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如同所担心的那样，由于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进展相当陌生，也很少有兴趣去讨论科学议题。绝大部分的思想类著作，见诸报端又与科学思想有关的，通常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

　　从另一方面说，科学家们倒是难以忽视人文社会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研究本身基于一种实证的角度，需要坦率地面对复杂性的世界。本人显然也对科学文化要“偏心”一些，在他看来，社会体系的决策者不懂科学，比起科学家缺乏人文素养，直接的危害性显然要大一些。比如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美国领袖们，因为是这一领域的门外汉，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件事的深远后果。

　　何为有教养的人？没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不算是，但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人同样不算。此为非常反感的一种不对称状况。剑桥大学英国文学、思想史教授斯蒂芬科里尼在《两种文化》英文版（1998年）再版“导言”里认为，为了说清所谓的“文化”（cultural divide），“荒谬地”举了这个“臭名远扬”的例子，这后来甚至被写进了喜剧歌词（《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要不是这个有点极端的例子，作为物理学家、教育家、作家的 C. P. 恐怕不会那么容易被人们铭记至今，“两种文化”与“权力走廊”变成的代称。“围绕着两种文化的思想（他的名声主要源于此）展开的讨论和争论，几乎成为一个小小的产业。”

　　《两种文化》乃是1956 年 10 月 6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传统文化（主要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魔仆与泥人，是其两种意象），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裂隙正在愈益加深，它们之间的沟通愈益减少。此时反响寥寥。【阅读原文】

　　据科学素质研究国际权威米勒教授的研究，美国公民科学素质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要求所有专业包括文科专业的大学生必须学习一年的科学课程，方能拿到学士学位。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做法，这是美国大学为弥补“两种文化”鸿沟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大家知道，在剑桥大学发表“两种文化”的演讲并出版《两种文化》，指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缺乏通识教育。认为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理工科生应知道“莎士比亚”，文科生应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美国大学践行了融合“两种文化”的理念，尤其是为弥补文科专业学生的科学短板，要求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必须接受一年的科学通识教育。

　　目前常见的表述是，指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所以才会有人主张弥合裂口、搭建桥梁。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引起了批评。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同在剑桥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

　　1962年，利维斯在唐宁学院的里士满讲坛发表了一个言辞激烈的演讲。我尚未读过利维斯的原文，只见过2003年版《两种文化》导言作者的转述。这几天又看到清华大学外文系曹莉教授的文章（《两种文化？C.P.的意义》：回顾与思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值得大段引用。

　　在利维斯看来，对在文学、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无知使他没有资格以一个权威人士的口吻来谈文化。由于缺少常识和自知之明，提出的两种文化是一个“伪命题”；只有一种文化（科学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就是一个民族经由语言集体创造的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学是其最高范式。将第二热力学定律等科学专业问题与莎士比亚等文化常识问题相提并论是荒唐可笑的。

　　简而言之，利维斯指出了两点：其一，这是一个伪命题；其二，没有能力和资格讨论他所提出的问题。（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