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二十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是在西方社会学界，特别是布尔迪厄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著作。布尔迪厄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著作对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汉语学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不熟悉法国思想文化语境的中国学者而言，解读布尔迪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对布尔迪厄著作的综合的，批判性的检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围绕布尔迪厄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展开，对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清楚的界定与梳理，并通过详细的材料令人信眼地呈现了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的学术渊源，分析了布尔迪厄如何综合了从

　　在文化社会学中，布迪厄是“文化与权力”理论家，其文化概念被用来处理阶级、地位和权力问题。而在人类学中，布迪厄通过处理文化是什么，文化如何运作，以及文化如何传播（transmitted）和获得这些问题，抛弃了传统的文化观。（主要是格尔茨）

　　人类学传统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一种系统化的整体，然后被个人内化。布迪厄拒绝人类学家对文化构造（cultural constructions）过度系统化和同质化。文化被他重新概念化为一种由知觉运动图式（sensori-motor schemes）、感知符号（perceptual symbols）和情感技巧（affectively charged techniques）组成的结构松散的混合体。在他看来，具体的文化或者说意识形态，是通过互动单独获得的（acquired individually）。

　　在Strauss和Quinn看来，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的吸引力在于，他关注对公共/共有文化的具身性吸收（the embodied incorporation of public culture），讨论了惯习是如何由个人的经历形成的。这与格尔茨形成对比，他和涂尔干一样反对人类学家窥视行为者的大脑（某种意义上也是身体）。格尔茨要求分析者将自身限制在对外部的，主体间可验证的公共文化的“深描”上，但却没有说明这种文化是如何从生成性的实践（generating practice）中产生的。

　　艺术、科学以及宗教——实际上，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本身——不仅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构类交往的基础，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文化包括信仰、传统、价值以及语言；它还通过把个体和群体联系于机构化的等级而调节着各种各样的实践。无论是通过倾向、客体、系统的形式，还是通过机构的形式，文化都体现着权力关系。许多发达社会中的文化实践机构间够了相对自主的、为了区分而进行斗争的舞台。知识分子——专业化的文化生产者与传播者——在建构这些舞台及其机构化的等级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布尔迪厄的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课题：从阿尔及利亚农民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到对19世纪的艺术家、作家的社会学分析，再到对于现代法国社会的语言、教育、消费者和文化趣味、宗教以及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是一个同时进行经验研究的重要的社会理论家。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出现于一个广泛的跨学科背景之中，这一跨学科背景反映了法国20世纪50、60年代知识话语的特定组合，正是这种组合使得这个年代与众不同。

　　本书提供对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规划的几个核心主题与概念富有同情但又是批判性的考察。对于场域关注较少，虽然场域概念是充分理解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关键，也是充分理解他阐述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方式的关键。他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对于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生产专家与符号权力的创造者的核心作用的分析……知识分子的理论位于布尔迪厄社会学规划的核心。而且，他的关于科学知识分子与批判的社会学实践的规范性视点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他的著作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方个人主义以及宏大理论的持续的论争。他通过批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知识形式与他认为遍布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中的实体主义的现实观，来反驳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

　　他事实上尖锐地批判“理论化的理论”，因为它强调独立于经验研究对象的抽象概念化。布尔迪厄的概念是实用地从经验研究中以及与相互对立的知识观的论争中塑造出来的。他的概念在重点与范围上依据它们所处理的相互对立的观点而不断变化。然而，它们揭示出非常一贯的、指导他的所有研究的一套潜在的元社会学原则。

　　最后，布尔迪厄已经发展出与行动、文化、权力、分层以及社会知识相关的独特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交叉，相互缠绕。

　　第三章到第六章分析其核心主张与概念，第七到第九章转入对于实质性的研究领域的理论探讨。这种实质性的领域对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规划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

　　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关于符号权力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要解决的是文化、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因此，他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文化的社会化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置于一个竞争性的等级体系中，相对自主的斗争场域如何使个人与群体陷于争夺有价值的资源的斗争，这些社会斗争如何通过符号的分类得到折射，行为者如何通过各种策略获取利益，以及他们如何在这一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在生产着社会的分层秩序。

　　以阶级为基础的权力与特权的行使与再生产是布尔迪厄研究的一个核心的、统一的主题。他的雄心是要创造一门可以应用于所有社会类型的、个人与群体中间的、社会与文化的权力关系再生产的科学。

　　1987年的一个表述中，布尔迪厄又把他的研究描述为提供一种群体的发生理论。这种理论将解释群体，特别是家庭，如何创造并维护整体性并因此使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永久化或得到改进。他集中关注文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群体如何寻求策略以生产并再生产其集体的生存条件、文化如何具有建构这个再生产过程的作用，对他来说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中的一个统率性的问题，也是一个贯穿其工作的重要主题。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就是要尝试通过提出一种唯物主义的、但又不是还原论的对于文化生活的解释，找到一条超越经典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极对立的中间道路。

　　布尔迪厄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实践与符号权力的经济学，它包括：关于符号利益的理论、关于资本的理论、关于符号暴力与符号资本的理论。他的符号利益的理论通过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展到文化领域而把社会生活的符号方面与物质方面的关系加以重新理论化。他把文化阐释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与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他还提出了一种符号暴力与资本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符号形式作为既建构又维持权力结构的资源所起的积极作用。

　　他提出应该通过一种“辩证的关系”来把能动性与结构联系起来。他反对把人的行为理论化为直接的、不经中介的对于外在因素——不管他们是微观的互动结构，还是宏观层次的文化、社会或经济因素——的反映。

　　布尔迪厄还构想了一种关于实践的结构理论，这种理论把行为与文化、结构、权力联系起来。这个理论从根本上为他的基本概念——习性——奠定了基础。“习性”这个概念与“文化资本”一起成为他的理论标志。

　　把习性行为与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分层结构联系起来。布尔迪厄把现代社会阐释为一系列相对自主但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由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源与物质资源组成的生产场域、流通场域与消费场域。

　　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关于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误识”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机构如何把个体与群体锁定在统治的再生产模式中。所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开权力关系的这个隐蔽的方面。社会无意识是由行动者在参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时加以追逐的那些不被承认的利益构成的。通过暴露这些把个体与群体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中的隐在利益，社会学就成为让人从统治的压制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工具。

　　我相信，如果我设想的社会学与别的、包括过去与现在的社会学有生命重要的方法上的区别，那首先就是它持续地把它生产的科学武器反过来运用于它自己。

　　他声称，适当建构的反思社会学具有这样的承诺：将个体与群体从社会决定与统治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这个生成代表了对于批判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研究的独特贡献。

　　福柯曾经观察到，法国哲学自1939年以来被划分为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传统，另外一个是历史与科学哲学的传统。前者关注经验、知觉及主体性，因为它处理的是知识与认识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梅洛-庞蒂、萨特）；后者关注的是知识本身，探究独立于知识主题的科学理性的发展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布尔迪厄的知识谱系明显更多地属于后者，但是他的知识规划代表了这两个传统的批判性的对话

　　对他早期知识生涯产生最重要的哲学影响的，正是梅洛-庞蒂、巴拉什、康吉扬、维耶曼等科学哲学家。然而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无论在实质上和概念上都存在着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影响。更重要的结构性的影响还是来自战后法国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哲学必须紧紧把握20世纪早期的物理学领域的性变革。对巴什拉来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使命以及哲学本身的性质。他的结论是，这些变化削弱了现存的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哲学不再能够在理性的先验范畴（康德）、语言结构或者超越的主体（黑格尔）中找到自己的基础。在理性的结构与科学标准自身的内部存在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历史发展在理论与经验世界的对立中展示出来，因而削弱了唯心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现实观。科学知识是“被建构的”、“辩证的”知识，不能到达最终的真理，而只能作为一种持续的纠错过程进行下去。哲学家必须采用科学的“辩证理性”，这种理性并不需要建立在一个认知主体的先在推理能力上，或建立在一个独立的经验世界中。

　　对于巴什拉而言，科学中的辩证理性模式并不是用一种理论取代另外一种与之矛盾的理论；相反，思维运动从一个有限的概念构架——它与经验的某些重要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像一个更大的构架发展，后者包含了原先被排除的方面。

　　科学发现的逻辑通过认识论的断裂或者范式的运转而运行，这些断裂与转换是认知的不连续性或逻辑关系的破裂，在其中，原先的理论阐述被更大的、更具有包容性的构架所解体。科学知识的进步是以不连贯的转换而不是以积累的知识为标志的。

　　布尔迪厄从巴什拉思想的这些方面吸收到灵感以发展他的社会学方法。和巴什拉一样，他尖锐地批判经验主义与写实主义。布尔迪厄强调，社会学家与其研究活动的关系经常收到价值、态度以及它们的再现的调节，而这些价值、态度以及它们的再现常常远离正规的证明标准。巴什拉呼吁关注科学知识的“建构”的特点，呼吁对进入科学建构过程的假设作反思检测。布尔迪厄采用了这种方法作为其社会学的标志。

　　布尔迪厄从巴什拉的辩证理性中为社会学研究推断出三个认识论的监测点——科学事实是赢得的、建构的、被证实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观念：科学知识必须突破业已被接受的关于社会世界的观点，不管它是日常生活中非专业的建构，还是被不加反思地接受的理论视角。科学知识之一种建构出来的知识，是针对以前的理论而建构的知识。其次，科学方法牵涉到形式化模式的建构；第三，这些模式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

　　“主观主义”指所有集中于关注个体或主体之间的意识与互动的知识形式，而“客观主义”指所有集中于关注人类行为的统计学规律性的知识形式。他的关键性概念“习性”与“场域”展示的是相似的思想活动。习性呼唤我们走向一种关于行为与结构的概念，这个概念突破并超越了传统的关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场域通过把个体、群体以及机构定位于一个更大的机构关系的母体之内而遵循相似的运动轨迹。

　　在布尔迪厄看来它们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两种对立的知识模式与使命模式（这是什么主观分析？）：萨特是主观主义的与介入的人文主义者，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是客观主义的与超越的科学家。（萨特：“我们绝不能错过我们时代的一切”）

　　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无意识原理”：对社会生活的科学解释不能还原为普通的日常知觉经验或个体的观念或意象。

　　布尔迪厄追求一种“辩证的折衷主义”，通过阐明被他看作是他们的各自贡献以及研究象征权力方面的局限的东西，而批判地综合了马克思、韦伯以及涂尔干。

　　在布尔迪厄的一系列著作中挪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主题。同时又保留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尖锐批评。

　　从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接受了阶级冲突与物质利益作为现代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支柱具有优先性的观点。但他尖锐地批判对文化生活的阶级还原主义的解释。他依据更一般的存在状况来思考阶级，这种存在状况可以包括教育、性别、年龄、社会地位以及财富。

　　布尔迪厄接受马克思的观念，即象征/符号系统执行的是阶级不平等的控制与再生产的社会功能。但是他批判那种极大地关注符号商品与符号实践的社会功能却不能表明它们为什么是实施社会实施的必然特征的意识形态观点。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概念区分（二元论）。对此修正中，阿尔都塞阐述说，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上层建筑比如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以及可以获得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自主性，并在阶级关系的塑造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布尔迪厄也强调宗教和文化的独立性。但他反对社会存在可以被划分并按照等级被组织成不同的领域（如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领域）的观点。布尔迪厄把社会世界理论化为一系列相对自主但在结构上同源的场域——各种文化与物质资源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场域，而不是把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中区分出来。综合了物质和符号方面，强调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统一性。

　　布尔迪厄认为韦伯提供了“关于宗教的经济学”，它释放出了“对宗教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充分潜力，而同时又不破坏宗教现象的真正的符号特征。（是避免了阶级还原论的唯物主义）

　　“宗教利益”的观念来自韦伯对于宗教信仰所激发的行为的“今世性”特点的强调，“绝不应该把宗教的或魔幻的行为或思维与日常生活中的有目的的行为分开，特别是因为即使是宗教的或魔幻的行为的目的最终也是经济的”。但布尔迪厄认为其没有得到充分解释，进而强调宗教利益——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象征/符号利益——“也是通过宗教提供给以及宗教职业行为，通过其形式以及表达的条件所决定的”。（把利益的观念扩展到包括所有非物质的商品）。他要建构一种“实践的科学”，把“所有的实践”都分析为“指向物质的或符号的利益的最大化”。

　　符号的利益与物质的利益被视作两种同样客观的利益形式。行动者追求符号的以及物质的利益并在特定的条件下把它们加以转化。

　　当一种资源因其具有就很高的价值成为争夺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的功能时，布尔迪厄就把这种资源阐释为资本（宗教资本、文化资本）。

　　符号权力理论，强调习以为常的假设在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维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符号的实践使我们注意力偏离了实践的功利性特征，并因此有助于被假定为超功利的追求。

　　符号资本是一种“被否认的资本”，它掩盖了与它相关的潜在的“利益”关系并赋予它们以合法性。符号资本是一种特定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形式并不被看作是权力而是被看作对承认、服从或其他服务的合法要求。

　　韦伯把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宗教需要的伦理化与系统化分析为专家宗教劳动的产物。创造了对特定群体的特定社会生存条件的宗教理解。符号劳动通过把利益关系转化为超功利的意义而创造着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同样部分地是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发展而来的，布尔迪厄用它来指竞争性的场所，经济资本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本都在这里投资、交换和积累。场域分析的视角，引入了对于在行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塑造他们之间互动关系的建构性条件的更广泛的理解。

　　从韦伯的社会阶级概念与身份群体概念出发，布尔迪厄通过提出一种系统地把生活方式的独特标志、特权和荣誉的特征与其存在的物质条件相联系的理论，而重新阐释阶级与身份的关系。身份文化是通过把阶级利益掩盖在超越功利的外表下而将阶级利益合法化的装饰物，身份群体与身份区隔就是伪装的阶级与阶级区隔。布尔迪厄因此强调的是阶级与身份之间的互补。

　　布尔迪厄为他的阶级分析从韦伯的方中借用了一种基本的区分方法。韦伯认为“阶级是有共同生活机遇的人的集合体，而不是真正的社会群体。布尔迪厄采用了这个区分以论证一种与现实主义方法对立的、研究社会阶级的”关系性“的方法。”纸上的阶级“只有在存在符号的与的操作以对它们作出实际的认同与动员的时候，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阶级“。我们不应该假设阶级意识与阶级行为必然产生于客观的阶级状况。

　　布尔迪厄从涂尔干那里借用了以下立场作为方的核心原则：科学必须打破对于社会生活的日常理解与再现，以便确立一种真正的科学研究。

　　与涂尔干一样，在布尔迪厄的研究中存在着历史变迁的观念：从早期的高度整合的未分化的社会到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表达模式分化了而且被建构为相对自主的场域。布尔迪厄的总体社会观——社会是一个相互缠绕的、由争夺各种有价值的资源的场域组成的网络。

　　符号权力是一种“神圣化”的权力，是使对象变得神圣的权力。布尔迪厄就这样把神圣的概念与合法性——特别是在高雅文化与艺术中的合法性——联系起来。“关于神圣的社会学”。

　　在《区隔》艺术中，布尔迪厄系统地把社会阶级与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消费模式联系起来，他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辨别“社会主体在其关于世界的实际只是种履行的认知结构，以及内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结构。”与涂尔干一样，布尔迪厄把符号系统看作提供逻辑的与社会的整合的分类系统。如果对涂尔干而言，整合力量所起的作用是为社会秩序产生人们想要的、一致同意的以提醒，那么对布尔迪厄而言，它产生的则是统治。布尔迪厄关心的是分化的功能以及整合的功能。

　　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并不依照与经济结构相同的节奏变化”。只有当个体行动者策略性地使自己的倾向适应新的、由经济所强加的制约因素与机会的时候，农民的行为才发生变化。

　　从这个最初的研究经验出发，布尔迪厄发展出了一个更加正式的、对于内化的倾向与客观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论反思。一种适当的对于实践的解释，要求一种特殊的理论语言，这种语言呼唤人们关注内化的倾向与客观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行为将理论化为一种受到文化调节的对结构限制与变迁的反应。

　　第二个理论主体来自布尔迪厄把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亲属关系以及仪式的结构主义分析应用于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努力。现场观察指出了结构主义的两个显而易见的弱点，即：缺乏适当的能动性的理论以及一些正式的模型解释行为的能力有限。

　　作为外部观察者的社会科学家与观察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行动者执行的日常活动的实际逻辑和必要性——社会学家乐于对此进行观察、理解和解释——与社会科学家建构的形式化的解释之间的差距中。询问如何建构一种关于实践的实际逻辑的科学，这种逻辑本身解释着这个基本差异。

　　第三个理论问题直接指向布尔迪厄从涂尔干、莫斯、列维-斯特劳斯那里继承的理论遗产。柏柏尔农民的房子的结构主义分析，表明仪式与象征的分类如何体现于房子的空间组织内部——发现了当代法国精神状况在法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机构中的具体体现。

　　第四个问题来自他在卡比尔人那里观察到的仪式、庆典与宴会以及关键性的象征仪式之于群体生活的维持与再生产的意义，不亚于经济基础。他把符号活动重新理论化为一种权利的形式，一种资本的类型，它可以用以产生社会的优越性，并实施社会控制。

　　布尔迪尔用户社会科学家扮演这样一种左派角色：以科学的名义介入公共领域，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布尔迪厄的研究规划就是首先作为科学著作发表的参与的形式。

　　皮埃尔·布尔迪厄（法文原名：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享年71岁），法国哲学家。

　　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国总理莱昂内尔在为其所致的悼词中说道，“布尔迪厄是当代法国的社会学大师，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布尔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贝恩亚，他早年学术生涯一直未能摆脱结构主义的阴影，他试图以索绪尔为基点发展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绪尔的理论命题之后，尤其是思考了作为实践和言语对立面的文化和语言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开始探索一种有关文化实践的理论。

　　布尔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尔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

　　布尔迪厄还具有融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风格的能力，从艰苦的人种论阐述到统计学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论的和哲学的论辩等等，布尔迪厄一律照单全收，他向已被公认的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

　　布尔迪厄的工作可以这样笼统地来描述：不断尝试在理论上克服具有社会理论特征的对立性，系统地阐述对社会生活的反观性探讨。这个工作的中心是三个基本概念：“习性”（habitus）资本”（capital）“场”（field）。习性这个概念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他的实践理论试图超越两种理论之间的对立，其中的一种理论把实践仅仅看作是构成性的，而另一种理论则把实践看作是被构成性的，如列维—的方和本体论的个人主义，诸如斯宾塞的结构主义和涂尔干的追随者们的结构机能主义。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生活应被看作是结构、性情（disposition）和行为共同构成的交互作用，通过这一交互作用，社会结构和这些结构的具体化的（因而也是处于某种境遇之中的）知识，生产出了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的定向性，这些定向性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这些定向性同时既是“构造性结构”，又是“被构造的结构”；它们形成了社会实践，也被社会实践所成。然而，实践并不是以态度研究的方式，直接从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来自于即兴创作的过程，这一即兴创作过程反过来也是由文化上的定向性、个人轨迹和玩社会交互作用游戏能力所构成的。这种被构成的、即兴创作的能力，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习性”。布尔迪厄把习性描绘成一个普遍的生成组合体系，这些生成组合既有持久性（被铭写在社会的自我建构中），又可以互换位置，从一个场转换到另一个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起作用，在一个被构成的可能性的空间中发生，而这些可能性是由物质条件和运作中的场的交叉部分来界定的。

　　习性既是主体间性的，又是行动中的个人的构成性的场所；习性是一个性情的体系，这一体系既客观，又主观。这样，被构成的习性就是结构与行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动力学的交叉点。运用这样一个习性的概念使得布尔迪厄能够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是客观上同等的、有规律的东西，然而它却又不是规则的产物；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又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理性来分析。

　　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涉及的是有关知识的基本资源，这是人们作为生活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群的一员而获取的。因而，习性是一种认识性的和激发性的机制，它使个人的社会语境的影响得以具体化；它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媒质，正是通过这一渠道或媒质，信息和资源才被传导到它们所告知的行动中。因而，客观语境的交互作用和活动的即时性境遇都是通过习性的媒质才得以传递的。当习性设定一个个体的活动的较宽的参数时，人才能被理解为创造性的生物。在特定的境遇中，人不得不在习性的背景资源中进行“即兴创作”，才能处理某些未曾预见的境遇，而这恰恰是日常生活不变的特征。

　　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和传统经济学都有所不同，它包含了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他所说的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它致力于在理论上调解个人与社会。布尔迪厄认为，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要竭力扩大他们的资本。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就是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再产生阶级区分。布尔迪厄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这种资本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布尔迪厄以这种方式借用了马克思的术语，思考了文化和历史所受到的物质决定性的方式，并把阶级放到他对现代社会分析中心。

　　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但它必须被象征性地调解，经济资本不加掩饰的再生产揭示了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武断性特征，而象征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掩盖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会等级制合法化。也就是说，非经济的场通过误认，来联接和再生产阶级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布尔迪厄提出场这个概念是为“关系分析”提供一个框架，它所涉及的是对地位的分析，对行动者占据地位的空间的阐述。一个特殊行动者的地位是这个人的习性与他/她在地位场中的位置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结果，而地位的场则是由资本适度形式的分布来界定的。每个场都具有半自主性，由其自己明确的行动者诸如学生、小说家、科学家等来表明其特征，由其自身的历史积累、自身的行为逻辑、自身的资本形式来表明其特征。然而，场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在一个场中获得的资本酬劳可以被转换到另一个场中。

　　况且，每个场都是处于权力场之中的，或者推而广之，处于阶级关系的场之中。每个场都是斗争的场所，在特定的场的内部存在着斗争，存在着为争取权力来界定一个场的斗争。布尔迪厄把资本的不同形式的构成以及资本在各种场中的可转换性，放到了对“场”的研究的中心位置。布尔迪厄在具体的研究中把“习性”、“资本”、“场”三个中心概念相互联系起来，他从阶级习性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角度，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就是习性的产物，就象场的特性就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那个场中操作的行动者的习性得以具体化。另外，习性还具有自我反观性的特征。在这个三个概念的基础上，布尔迪厄尝试系统化地、反观性地探索社会生活，这种探索揭示了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武断性条件，揭示了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那些性情与态度再生产的武断性条件。布尔迪厄试图通过分析误认的过程，即通过调查被统治团体的习性是如何掩盖使他们处于次要地位的条件，来阐释不平等性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再生产。对差异性的社会构成的分析中，在对象征性暴力的分析中，他始终在追寻这一主题。

　　从布尔迪厄作品在法语和英语两种不同语境中的不同遭遇，我们可以观察到语境转换对知识分子线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的主要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英语，这个时间的选择并非巧合，大约在那段时间，布尔迪厄在法国学术界开始取得中心地位，并通过教学活动和创立位于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中的欧洲社会学中心，开始扩大他的影响。大约也是在这同一时间，英美大学中的新一代学者正在普遍地寻求新的研究方向。

　　很多人开始探究超越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之外的法国社会理论的贡献。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同他们这一代的其他一些人一起，作为一个思想浪潮的一部分被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他们的工作取代了结构主义在英语世界所占据的地位。仅从时间流逝的角度看，翻译同时也把作品拖离了它们原来的知识分子语境，并把它们放入了新的语境之中，这一过程的负面作用在布尔迪厄这个例子中显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布尔迪厄研究工作的统一性普遍地失去了。这一损失是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的，即英美学术界不具有能与法国“人文科学”相比较的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场。那些在巴黎被一起放在“人文科学”标签下的书，在牛津、柏克莱、芝加哥等大学的书店里则分门别类，自成一统地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栏目里。

　　在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由于一系列精美的结构主义分析而为英语世界的人类学家和中东研究学者所熟悉，也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对阿尔及利亚山区卡比尔的研究和他的短篇人种论《阿尔及利亚1960》。布尔迪厄与让—克劳德·巴塞朗合著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一书，则使他名列社会学中的“分层理论家”和教育学中的“再生产理论家”。而这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几乎没什么联系。1977年英文版的《实践理论概要》人类学家广泛地阅读这本书，但该书最初却为社会学家所忽视。198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区分：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的英文版，布尔迪厄在这本书中批判了康德式的探索美学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批判使学术注意力变窄的趣味判断。

　　然而英语世界的读者普遍地把它归类为对趣味模式一边倒的结构主义叙述，这本书甚至还被挤到了有关大众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这一类别，因而剥夺了《区分》根本性的批判冲击力。这类支离破碎的解读，继续尾随着英语世界对布尔迪厄作品的接受，而布尔迪厄在看似各种各样的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生产方式却被完全忽略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布尔迪厄运用了大量英美语言中的策略。他发展习性这个概念是为了摆脱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观点的二元论。在他看来，习性的即兴反应不仅仅是对环境刺激的反应，也是策略性的因素；不仅仅表达了个别行为者的主观意图，而且具有结构基础。它们是布尔迪厄称之为“资本的积累”的策略。为了详细阐释这一想法，布尔迪厄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关于作为社会行为的语言用法，以及英美话语尤其是经济最大化方面的词汇。这些术语的运用使得布尔迪厄能够发展一种相对独立于法国语境的方法。然而，这也为英美学术界成问题的解读打下了基础。英美学者往往倾向于把布尔迪厄对这些术语的运用放到法国话语的语境之外来理解，仿佛这些术语的运用独白式地表达了英美（尤其是经济主义）话语的策略性的理性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法语语境中布尔迪厄强调的是其作品的经验性基础，而在英美语境中人们却必须重新肯定布尔迪厄作品的理论性一面。

　　布尔迪厄认为古典社会体现了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一种对立。主观论者往往对信念、、行动（agent）的判断等估计过高，而客观论者则力图从物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或文化逻辑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与行为，并把这些因素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比行动者的象征结构、经验和行为更为强有力的东西。布尔迪厄认为，无论是客观论还是主观论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生活。在他看来，社会生活必须从下列角度来理解，即既要公平对待客观物质、社会的和文化的结构，又要公平对待正在建构的实践和个人与团体的经验。

　　布尔迪厄在许多文章中还试图克服与之相关的两种知识之间的对立，即一方面是外部观察者建构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由那些对他们自己的世界具有实践性把握的人所运用的知识。最终，布尔迪厄试图超越科学与其对象之间的对立。他把科学看作社会场（field）的一部分，把科学家看作社会场的产物。他认为科学场并不拥有不同于其他场的特权；它也是行动者为了改善其地位而通过权力来建构的。科学在分析行动者的观念对建构社会现实所作的贡献时，同时也认识到那些观念经常也会误认社会现实。同样地，科学家对自身现实的建构（科学场和科学行为的动机），也会经常误认科学场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认为必须倡导一门反观性的（reflexive）社会科学，必须克服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理论对立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有效地把现象学和结构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种完整的、认识论的连贯性模式之中，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运用价值的社会质询的模式，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但却是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人类学，因为它包含了对分析者自身活动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一活动从理论上来解释他人实践的。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与二分法。在这一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与发人深省的阐述，但布尔迪厄的理论基调却是中庸的，就象他一再强调象征资本对经济资本的调解作用一样，布尔迪厄的作品所表现的调解倾向，正是人们误读的根源。这一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一方面决定了布尔迪厄不可能象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那样引发即时性的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却也为布尔迪厄留下了更为宽泛的理论上的回旋空间。也许这正是布尔迪厄的理论影响长盛不衰的根源。

　　社会资本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他把学生的家庭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类别。这三类资本几乎贯穿学生的整个受教育生涯，也就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成才。先前研究多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文化资本的重要作用却被忽略，而实际上家庭文化资本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家庭文化资本是家庭成员通过相互交流和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占有特定的文化资本（如学历、文化商品以及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文化修养等），并具有相对稳定的态势，表现于家庭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对学生的成长起至关重要的指引促进、乃至阻碍作用。文化资本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一是具体的形态，以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二是客观的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三是体制的形态，以客观化的形式。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和修养可以被视作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而被社会认可的学历和文凭则成为制度化状态的文化资本。这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虽然不可以直接传承，但可以通过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让子女在无形的熏陶和潜移默化中得到继承，再次在子女并通过学校教育使其制度化为教育资格。

　　布尔迪厄认为，家庭文化资本主要体现在父母的教育程度上，其次是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耐用品、文化参与、教育期望等。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参与学校活动、激发子女求学动机等方面的能力越强，获得并判别有关学校、教师、教育活动、就业机会的信息并间接的影响子女的血液和就业的能力也会越强。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运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差异的原因。他指出，家庭出身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表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可以看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提供了一个处理文化和社会选拔现象的复杂框架，提出了一个关于家庭和文化资本以一种微妙方式影响孩子成才的新观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