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丨夏义生：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的核心要义与创新特征

　　文艺的时代性是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习总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时代”可以说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文艺的时代性也是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从文艺的时代性这一维度出发，探究习总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创新品质与实践特性，对于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习总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又多次引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话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多次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甚至几次提到“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这些论述中，习总反复强调和要说明的是，文艺和它所处的时代必定是互相影响、彼此作用的。为此，他得出一条重要结论，“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这一重要结论，来自习总从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对文艺和时代的关系的深刻洞察。所以，他特别强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更是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习总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所以，在阐述文艺的要求、作用和能力时，习总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反映时代。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他谈到“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在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要“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习总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挖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习总在这段话中集中论述了典型形象的重要意义，以及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典型形象、如何去塑造时代典型形象的问题。在他看来，典型形象就是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是作家艺术家通过不断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通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创造出来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是能够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创造。此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总的讲话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习总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殷切寄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希望“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引领时代，汇聚力量，是习总对新时代文艺社会功能价值的重要论断。此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总曾重点阐述过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他说，“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他特别提到，近百年来文艺工作者用丰富的文艺形式“激励受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习总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上的讲话又着重强调了这一点，明确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的论述不仅全面、丰富、深入，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实践、辩证的特点。

　　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的论述，来自于对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科学总结，又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以有力指导。不仅具有理论性、原创性，还具有实践指导性、可操作性；不仅提供了对象论，而且提供了方；是能够广泛应用于文艺生产创作过程中的根本遵循。其在时代题材的择取、时代主题的萃取、时代表现方式和时代审美风格的选取等各个方面都有详细和可行的指导、要求和做法，为我们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生产提供方向指引和方法指导。党的以来，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出现新局面、新风貌、新成就，无疑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小说《装台》的出版，《大地颂歌》《伟大征程》《奋斗吧，中华儿女》的成功演出，《人世间》《山海情》《长津湖》《流浪地球》《觉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国》等优秀影视作品的成功拍摄制作播出，《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记住乡愁》等视听作品的跨界出圈……我国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些都离不开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等科学论述的有力指导，是文艺界深入贯彻落实习总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成果。

　　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的论述，不仅具有理论性，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习总从文艺实践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文艺实践中遇到的现实性问题和阶段性挑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科学总结，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针对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针对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针对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针对“不良风气的制作者、跟风者、鼓吹者”，针对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的现象，针对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的问题，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畸形审美倾向，针对“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等等问题，习总鞭辟入里、洞若观火，深入分析了新时代文艺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违反职业道德、背离公序良俗的言行和现象，并且对症下药，引导文艺家、文艺工作者强化问题意识、自省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帮助文艺工作者知晓什么是错误不当的、违法违规的、失德失范的，引领文艺工作者坚决不良风气，努力追求崇德尚艺；从而为文艺的发展定航指向、正本清源。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文娱领域综合整治，在促进文艺高质量发展，勇攀文艺高峰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充分证明了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的实践特征。

　　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的论述充满辩证思考。这种辩证思维，首先表现在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的平衡发展与相互促进上。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体现在对时代、大师和传世之作、艺术高峰的关系理解上。他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豪情满怀地宣告，“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其次表现在新时代文艺在反映时代风貌与引领时代风气的不可偏废和互补互进上。他认为，我们既要重视从时代变迁中汲取养分，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和表现生活，更要重视文艺作品所发挥的启迪、引领、激励、提升作用，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再次表现在论述文艺的时代性时，不排斥历史的作用和历史题材的创作，并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古老文明的借鉴吸收。习总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他认为“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他主张“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都是当前文艺创作、创新的源泉，“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都有其理论源头和发展环境。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来看，它既有对马列文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传承发扬，又有对中西优秀文化的吸收借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进一步经验总结和方向指引。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必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列宁提出经典艺术反映论，认为“我们的感觉、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能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这些构成了习总关于文艺与时代相辅相成、平衡发展的关系，以及文艺反映时代的理论来源。恩格斯的“典型论”，特别是其对现实主义的强调，“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可以说是习总关于文艺典型论述和他关于文艺表现时代、引领时代相关论述的理论根基。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的论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正本清源和返本开新。

　　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的论述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对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习总曾经多次借用；对于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清代赵翼“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等观点习也屡屡提及。这些观念将文艺与时代、时势、生活世界关联起来，明确地表述了文艺关切时代、关切社会、关切人生的功能。所谓为时为事者歌，其实就是要求作家艺术家“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担时代之责任。清初《石涛话语录》中有“笔墨当随时代”一语，习总以此明确反对一味抄袭、模仿前人，认为那些没有一点创新、毫无建树之志之力、违背时代发展规律的作品很快就会被掩埋和淘汰。他还直接引用近代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表达出他对新时代文艺应有、要有、必须有新作为、新气象、新面貌，要有属于“这一个”时代的审美品质和精神标识的期待。

　　习总“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等关于文艺时代性的论述，是对同志“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的思想，是对同志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的“二为”方向，是对同志“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观，以及同志关于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理念的一脉相承和不断发展；既是在吸取新中国成立70多年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取得的新成效、新进展中提炼出来的。

　　总而言之，习总关于文艺时代性的论述，以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理论作为重要滋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文艺与时代的规律性认识，彰显了鲜明的创新品质和实践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