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类学 从媒体人类学到中介的人类学 UCL MSc Digital Anth

　　为其中之一。国内新闻传播学院和人类学系并不独立设置这一专业，但也有学者从事与之有关的研究，例如与之有学术亲缘的是视觉人类学，不过媒体人类学和视觉人类学也有所差异。与媒体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学位最具代表性至今仍在办的，是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的MSc Digital Anthropology，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有MA Media Anthropology，但从2019年开始已经停办。与此同时，牛津和剑桥的人类学系也有相关课程。从相关亲缘领域来说，曼彻斯特大学、南加州大学、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也设置MA Visual Anthropology专业。LSE的人类学系虽然没有特定的学位和课程，但是LSE媒体与传播系的不少教员和课程阅读文本，也是偏向人类学取径研究媒体（与此类似的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MA New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也因此，本专栏将会从该领域的兴起、发展以及应用的角度介绍其理论面向的种种，并以此来解构英美新港欧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相关学位培养体制、课程内容与招生逻辑（包括关注媒体研究的人类学系所和媒体传播系含有偏向人类学取径的学位课程），亦以此来提供相应申请策略给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子们。也请各位参阅摆渡学人文章：录取捷报 伦敦大学学院（UCL）数字人类学硕士MSc Digital Anthropology录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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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当人们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中谈到媒体（media）和中介（mediation）时，通常指的是传播和文化。也就是说，当人类学家使用 媒体 (media)一词时，他们倾向于将这个词保持在主流的语义范围内，并认为 媒体 是指传播媒体——具体为传播媒体的实践（communicational media practices）、技术和机构，特别是印刷品、电影、摄影、录像带、电视、广播、电话和互联网等等。这些是迅速扩大的人类学核心学术分支领域，它们通常被称为 媒体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media’ or ‘media anthropology’），在过去的40年里，媒体人类学主要研究媒体文本和技术的生产与接收是如何促成或影响更广泛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又译作媒介化，指符号被媒介传送并表达。在符号哲学话语中该词意意义复杂，有“调解”、”和解“、”间接的“等多种意涵（Williams 2005:302）。媒介技术导致现代人的实践经历方式都处在”中介“（媒介）影响下。我们看到的“意义”是经过中介加工再造的。（来源：赵毅衡、胡易容《符号学：传媒学辞典》）

　　唐士哲在《新闻学研究》的《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的概念爬梳》一文当中，Mediation 翻译为中介，Mediatization翻译为媒介化，Mediation应为名词，上论述翻译为媒介化或者中介化有不当之处，因此本文沿用唐士哲的翻译。

　　（唐士哲. (2014). 重构媒介?“中介” 与 “媒介化]”概念爬梳.新闻学研究(121), 1-39.）

　　当然，这种对传播学的既定关注并无不妥，媒体人类学在过去的20年里的确蓬勃发展，并有了一系列批判性文章、期刊、教员职位以及有关的研究和培训中心（例如：南加州大学视觉人类学中心、纽约大学的文化与媒体项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媒体人类学项目、曼彻斯特大学的格拉纳达视觉人类学中心、伦敦大学学院的数字人类学硕士项目等等），以及研究网络（例如：EASA媒体人类学网络）。

　　EASA全称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是一个对所有在欧洲工作的社会人类学家开放的学术团体。它于1989年成立，由美国和13个欧洲国家组成。该协会主要负责组织两年一次的会议以及编辑学术期刊《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然而，正如我的媒体人类学同行所认同的那样，将传播媒体的运作与更广泛的社会过程中所带来的流通、交换、想象和认知干净地分开是很困难的。这表明，在媒体人类学中，常见的研究重点（通常是技术性的或表征性的基础）和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中介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富有成效的紧张关系。即社会交易（social transaction）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运动图像、话语、人物和事物。虽然中介的概念将传播媒体制作和媒体接收的实践问题明显地带了出来，且在过去的20年中，媒体人类学家也已经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中介也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将“媒体”（media）概念化？套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一个更有力的质疑：如果人们把媒体看成是人类工具和符号能力的延伸，那么为什么车轮、金钱和钟表不能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广播媒体相提并论？按照同样的思路，为什么道路和移民、货币和金融、商品链和价值、以及知识的形成与传播等人类学研究，不能在更广泛的*中介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ediation）*的名义下，与传播媒介的人类学研究有效地联系起来呢？

　　他是加拿大著名的哲学家及教育家，曾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文学批判及传播理论，也是现代传播理论的奠基者，其观点深远影响人类对媒体的认知。在没有“互联网”这个字出现时，他已预示互联网的诞生，“地球村”一词（global village）正是由他首先采纳。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1951年）和《理解媒介》（1964年）。

　　随着媒体人类学（如赛博人类学cyberanthropology）的出现，我们确实开始看到媒体人类学更集中地强调在传播媒体之外的中介实践、技术、空间、材料和机构。从长远来看，中介的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通过将当代媒体人类学研究更有效地融入长期存在的人类学讨论(例如关于交流和知识的讨论)，从而有助于减弱子学科不可避免的分化趋势。在这一章中，我会简要介绍媒体人类学作为人类学调查的一个分支领域的历史巩固情况，并从这里开始探索媒体人类学的当前视野，包括将媒体研究与更广泛的社会中介的工作联系起来的项目。

　　约翰·波斯蒂尔（John Postill）：“被忽视几十年后，媒体人类学正在蓬勃发展……鉴于人类学对媒体和传播学的研究为时已晚，我们能对这个跨学科领域做出什么贡献？换句话说，媒体人类学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熟悉这一领域的人来说，两年前Postill发表的第一份声明——即认为媒体人类学是一个相对当代的焦点领域——略微令人惊讶。与此同时，第二种说法，即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把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和传播方法，发表于35年前。这些观点其实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矛盾，的确，每一本书都说出了媒体人类学历史的部分，也都揭示了一些当代问题。

　　正如艾迪·比尔和马丁·托普所主张的那样，人类学家长期以来确实关注媒体，人类学家也一直使用媒体来宣传他们的研究成果。然而，媒体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真正成为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的一个专门课题，这是整个人文科学对广播通信中有关文化、社会、和心理影响的研究兴趣爆发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与法西斯和主义运动利用电影、广播和印刷品来进行动员和安抚公众和关切密切相关，因此，早期的广播通信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性。20世纪40年代，虽然传播学在人类学中发挥的作用较小，但它们肯定是存在的，同时，传播学也经常以对广播巨大文化影响的批判意识为研究导向。奥腾斯·鲍德梅（Hortense Powdermaker）在她对好莱坞制片厂制度进行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仍然影响深远）的实地研究中，阐述了她对广播通信具有操纵倾向的担忧：

　　“我关心的是把电影作为我们社会的重要机构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问题。现代生活的一个独特点在于它通过大众传播来操纵人们。例如广告能促使人们购买某些品牌的商品；专栏作家和电台评论员能影响观点；电影可以操纵观众的情绪和价值观……在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个充满变化和冲突的时代，电影和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迷人明星的刻画和再现他们的人际关系来强化一套价值观，真实或虚假地展示远远超过普通人的生活经历。”（Askew and Wilk 2002: 162）

　　虽然在某些方面，奥腾斯·鲍德梅的观点在当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法西斯主义和主义的历史直接性也在她的分析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好莱坞代表了极权主义，其基础是经济而非，但它的运作理念与极权主义国家相似。在好莱坞，人类被视为是一种被动的、可以操纵的生物，这个观点延伸到了那些为电影公司工作的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电影院的观众和电影中的角色。在这里，不存在选择的自由，即便那些有选择能力的天才也无法运用这种能力；就算是在原则上有选择自由的主管们，实际上也没有，因为他们通常缺乏做出这种选择所需的知识和想象力。”（Askew and Wilk 2002: 169）

　　本书对好莱坞的电影产业研究是人类学研究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个早期例子，她对电影商业和电影艺术的对立关系的观察使她提出一个开创性的观点：电影制作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极大地影响了电影的内容和所传达的意义。

　　区域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改革极大扩大了人类学的专业队伍，并加速了人类学在地缘和主题上的专业化和学科内部分化，广播通信研究虽然开始失去一些活力，但并未完全消失。在同期，人类学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文学科的辩论中，与学者们讨论口述、读写素养和电子媒体之间历史转变的文化含义。虽然读写素养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也得到了承认，但战后电视的制度化和大众普及化，再加上知识分子对印刷文化衰落的焦虑，似乎更直接地促进了人们对识字率上升的历史意义及其对文化和传播影响的重新思考。

　　麦克卢汉关于现代人在电子媒介的新环境中“再部落化”（re-tribalization）的论点似乎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强烈共鸣，许多人反对他对 耳朵和嘴巴 的 原始 非西方文化的描述，以及他对所有人类经验和知识普遍使用媒体中心论(或者用我喜欢的术语：媒介)。例如，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对麦克卢汉的《古腾堡星系：印刷文明的诞生》的评论中，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对内容和行文分析上都提出了批评：

　　“然而，我们仅仅因为这本书很刺激就相信它，过分简化的社会类型和特性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文化批评和历史解释的载体，口语和印刷交流之间的对比被带到了一个可笑的极端。它与我们所知的任何单一的注释相比，都无法批驳对人类历史的充分看法。麦克卢汉的论证模式是把介入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印刷）转变为主要的特征和决定性因素，有时有理有据，但有时却过于主观。”（Hymes 1963: 479）

　　关于口述和读写素养的辩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人文科学积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最近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也会偶尔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媒体人类学通过围绕着一套关于视觉传播方法的理论对话，实现了其最早的子学科身份的迭代。在人类学家关于广播通信的学术研究以及逐渐将电影和摄影纳入民族志技术的基础上，视觉传播的人类学研究，又名“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开始将一个由研究问题、制度、技术、对话和（多媒体）文本组成的松散网络紧密联合起来，并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支持者们转变为一个子学科社区。在这里，他们致力于建立新的研究、培训计划和创办期刊。杰伊·鲁比（Jay Ruby）是巩固视觉人类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从子学科的一个不流行趋势中提供了回顾性的叙事：

　　“视觉人类学从未被完全纳入人类学的主流，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它就是一个教学的辅助视听工具。人类学界尚未承认大众传媒在20世纪下半叶在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占据中心地位，因此，视觉人类学家有时会发现自己参与的是专业图像制造者和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包括视觉社会学、文化研究、电影理论、摄影历史、舞蹈和表演研究、以及建筑理论等，而不是其他文化人类学家的工作。”（Ruby 1996: 1345）

　　事实上，正如杰伊·鲁比所说，视觉人类学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人类学变成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领域，并完善了理论语言和生产与分析的方技术，这会有助于未来多媒介人类学的正当化。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视觉人类学和媒体人类学之间过渡的成熟时期。从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家用录像系统（VHS）、数字记录技术、蜂窝(移动)电话、再到互联网的兴起，传播媒体的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径向（如广播）和横向（如主体间、或从节点到节点；详见多米尼克·博耶 Dominic Boyer 2010:87-88：关于电子媒介的径向 和 横向“之间的区别），在这期间，作为当代记录者人类学家也注意到了。在这方面，约翰·波斯蒂尔对媒体人类学起源的描述也是准确的。媒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中一个独特的分支领域的发展，应该是在20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尽管在此之前，人们对媒体传播有了很大的兴趣和关注，但许多重要的机构，如培训计划、教职员岗位、学术期刊和评论文章都是后来才出现的。

　　然而，考虑到视觉人类学和媒体人类学的经验规模和复杂性，关于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发生转变的看法，是我个人讲述故事的一种自负心理。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媒体人类学，视觉人类学也在保持着一种制度化的现状。

　　但，即便媒体人类学继续抵御在体制上被人类学吸收，且视觉人类学的学者倾向于抹去他们对媒体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和体制建设的历史性依赖，视觉人类学和媒体人类学在今天也是紧密结合的。冒着激怒两个领域的学者的风险，我想说的是，视觉人类学的自成一派与创新的能量已经在20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传递到媒体人类学上，而且或许让杰伊·鲁比痛苦的事，大多数“人类学机构”（anthropological establishment）现在可能已经将视觉人类学视为媒体人类学的一个附属学科。

　　20世纪十年代围绕“原著民媒体”（indigenous media）的实验、研究和争论，为视觉人类学向媒体人类学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转型。同期，卫星广播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的广播平台将承载什么样的图像和信息、由谁承载、以及为谁服务。同时，新的、更便携和更廉价的电视制作、接收和存档模式（如录像）的普及，也为表达当地文化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原著民媒体可以被定义为由全球原著人民概念化、制作和传播的媒体表达形式，作为传播工具，包括文化保护、文化和艺术表达、自决和文化主权。原著民媒体与其他类型的少数群体制作的媒体重叠，并与之在同一范围内，而且往往在许多哲学和动机方面有着共同的亲属关系。

　　原著民媒体研究使我们能够了解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著名的“全球本地化”（ glocalization）的微观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媒体技术与超原著民需求的相互渗透，创造性地适应于在当地文化内工作和维持当地文化，而不是像一些全球化理论家长期担心的那样，取代或同质化当地文化。

　　埃里克·迈克尔斯（Eric Michaels）、法耶·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和特里·特纳（Terry Turner）等混合媒体行动主义和媒体分析的人类学家，以及针对西方和非西方电视传播模式交叉更广泛的分析文献的出现，很好地抓住了人类学首次涉猎在20世纪十年代，对广播更大地全球化和本地化这一看似矛盾的趋势。不仅如此，随后对卡亚波族的视频项目（Kayapo Video Project）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使用电视等干预措施的激烈辩论——特别是关于非西方人使用西方电视技术是否能使他们的文化知识和表征失去意义，引起了包括视觉/媒体人类学以外的学者的兴趣，这有助于巩固该学科作为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前沿地位。

　　这也是“中介”（mediation）成为媒体人类学分析的重要术语的时期。例如，法耶·金斯伯格利用这个术语将她关于本土媒体的工作与在视觉研究和视觉人类学中更多具有形式主义的项目区分开来：“我不太关注电影文本作为形式特性，反而会更加留意电影和视频中出现的文化中介（cultural mediation）。”正如埃里克·迈克尔斯、法耶·金斯伯格和特里·特纳所主张的那样，将关注点从文化形式转变到文化进程，意味着对媒体生产者（和接受者）所在的文化机构给予更多的关注。确实，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生产和接收研究成为媒体人类学的主要田野研究的焦点，在广告、新闻、电视和电影媒体上也有了特别丰富的研究和以及形成了学术流派。生产和接收研究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让人有了一种可以对媒体现象进行全面阐释的印象，尽管一些——也许是许多媒体人类学家从未完全满足在媒体分析中生产和接收出现了两极分化。

　　在民族志中，生产和接收暗示了一种“非常不相称”（deeply incommensurate）的东西——一种不可通约性，如果没有“国家”或“公众”这样的包含性的第三方术语，生产和接收的研究就很难被接近。在这方面，该模式似乎再现了广播通讯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矛盾或争议，即被中心化的广播位点将信息辐射到便捷式的接收设备和被动员的接收者中。因此，与媒体“用户”之间密集的横向信息传递网络相比，它可以更好地分析生产点和接收点，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传递是在手机和互联网等平台上进行的，这也成为媒介传播的特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将“生产者”和“接受者”划分为不同的分析类别变得越来越难，更不用说社会类别了。因此，研究其中一个或另一个(甚至两者作为互补现象)也在经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以或多或少的微妙方式，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新兴媒体人类学试图重新发挥生产和接收的两极性，并研究网络化的生产、流通和接收的用户（特别是黑客、程序员和游戏玩家）。这一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早期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关注点(如文化再生产、时代性、社会性、公共性、和社会想象与主体性等问题)。此外，它还探索了与“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的技术和机构更密切相关的新问题，如复现性（recursivity，媒体用户参与重塑其自身媒体使用能力和操作)和虚拟性（自我替代和环境的构成）。

　　我认为，不要低估20世纪中叶广播体制的不稳定性对媒体人类学打开新的民族志和理论视野的影响。如上所述，这种不稳定部分是通过新的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创新、流通和制度化而产生的的，其中许多技术削弱了广播公司的中心化权威以及辐射式的信息传递模式，同时也增强了 接收者 之间反馈和横向传递信息的可能性。毋庸置疑，广播绝不是消失了，但正如纸媒和电视上关于公众讨论制度化的危机所说的那样，广播已经今非昔比，媒体人类学也会因此而转变。例如，今天的媒体人类学比10年前更有可能将 流通 和 交换 作为与 生产 和 接收 具有同等意义的概念问题。

　　但是，与其将诸如流通和中介（以及“公共性” publicity）等问题的兴起视为对媒体人类学中对民族志和理论占据突出地位的简单适应，我们还可以把它们的出现理解为冷战时期的地缘和地缘经济的崩溃、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并通过相应的探索，以及整个人文科学对基于流动性的分析模式的相应探索。例如，我发现中介的人类学在宗教人类学和人类学中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共鸣，特别是那些跟随马扎雷拉（Mazzarella）呼吁更多地关注中介化和非中介问题的学者，他们分析了政府和宗教力量的“非中介”倾向，这些力量试图在单一宗教或世俗线年代后因全球化所带来的强烈中介化特点。

　　、宗教和媒体的交叉仍然是媒体人类学（以及中介的人类学）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前沿领域。同样，我预测有关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实践的高质量研究必然会进一步扩大。例如，许多人类学家正在研究像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软件，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这将成为媒体人类学研究和理论对话的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尽管它也已经显示出在“数字人类学”或“赛博人类学”的名义下迫切需要新的子学科来进行迭代的迹象。

　　伦敦大学学院（UCL）的数字人类学硕士项目（MSc in Digital Anthropology Programme）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它的课程描述说明了基于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普遍性和影响力是进一步产生（子）亚学科的基本原理:（请参阅摆渡学人相关录取捷报：录取捷报 伦敦大学学院（UCL）数字人类学硕士MSc Digital Anthropology录取来了！）

　　”数字技术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从Facebook、Youtube、Flickr到PowerPoint、谷歌地球和第二人生。博物馆的展览转向了互联网、离散族裔和家庭的交流以新媒体为主、艺术家们用数字电影和图像进行创作。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研究是理解这些创新在当地产生的后果的理论基础，也是创造帮助我们承认、理解和参与这些创新理论的基础。“

　　我在这里没有篇幅去证实或批驳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性力量。无论如何，不管是媒体人类学，还是在更广泛的公共文化中，数字文化当前和未来的形式都是一个激烈的辩论主题。人们较少注意到当代传播的中介模式似乎越来越多元化，这使媒体人类学家对其附属学科的管辖权和他们身份地位产生了焦虑。例如，2005年由EASA媒体人类学网络主办的一次线上研讨会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媒体人类学是什么？”，并讨论如何阐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研讨会上，莎拉·平克（Sarah Pink）提出了一个疑惑：媒体人类学（media anthropology）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朝着更普遍的中介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ediation）发展？

　　“（媒体人类学）是一种大众媒体人类学，还是一种关于任何媒介的人类学（总结来看，这可能指代任何东西的人类学），或者是任何涉及“媒体”的有关实践？”

　　“我认为有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即用 中介来定义媒体人类学，并使之蔓延到所有的实践形式……媒体人类学可以被定位于研究显性和隐性的中介的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将这门学科置于相关的民族志实践中，而不是建立在媒介和中介的先验概念上。”

　　在后来的辩论中，艾瑞克·罗森布勒（Eric Rothenbuhler）提出，为媒体人类学找到一个综合的定义比考虑将其作为一种认知现象本身的地位更重要:

　　“媒体人类学”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这个词的突然流行，这个名称直到最近才被使用，但在突然之间，不管做什么，用这个词都显得非常正确……将“媒体人类学”视为当下思想史上的一种现象可能有用。这是一个逐渐和解的时刻，是现实等待被观察从而得到认可的时刻。我自己过去几年的经验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个词，大多数人的直接反应都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只有少数人后来要求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

　　罗森布勒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强调了媒体人类学作为子学科身份的历史性，并建议它与未来的研究议程一样，也需要进行回顾性的盘点。同时，我认为平克和塔吉奥夫对媒体和中介的反思，标志着媒体人类学内部越来越希望将其研究范围扩大到媒体传播学之外。这一学术前沿已经被几位对中介的符号学、社会和物质方面的交叉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所探索，包括马修·赫尔（Matthew Hull）关于档案和官僚主义的研究、基拉·科斯尼克（Kira Kosnick）关于媒体和移民的研究、西蒙妮·豪（Cymene Howe）关于激进的电视形式的研究以及迪米特里斯·达拉卡格鲁(Dimitris Dalakaglou)关于道路、空间和身份的研究等等。

　　但这些交叉区域也提供了许多进一步干预的机会。例如，在我自己（Boyer, 2010）最近关于媒体和知识的研究中，我讨论了电子计算的工业化和社会理论的控制论模型的兴起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记者的数字媒体实践和他们信息化理解其工作和在世界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正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将我们对媒体和中介的概念多元化，是对媒体人类学长期以来的所持猜想的战略性颠覆，即它应该主要关注传播和意义的问题。

　　同时，平克和塔吉奥夫的观点也表明，将媒体人类学向中介的人类学的方向发展也是一个会令人不安的想法。更广泛地致力于研究社会中介的一切形式和过程，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传播媒体的主导位置，在过去几十年里，这样的主导位置已被证明它对媒体人类学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它可以被视为将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和话语议程“淡化”为“任何事物的人类学”。但如果按照这个比喻得出另一个结论，也许淡化媒体人类学的传播重点也会增强其认识上的 流动性，使其工作能够更有效地流入 主流 的人类学研究和理论发展中。

　　毕竟，“任何事物的人类学”也是“人类学”的另一种说法，我认为对媒体人类学来说，产生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比捍卫分支学科的领导权或或学科身份更重要。一方面，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证明，媒体人类学一直都有一个广泛的、动态的、有些不稳定的核心主导权。另一方面，媒体人类学最具学术创造力的时刻（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本土媒体研究）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们解决了有关社会中介的更广泛的人类学辩论，如表征、科技、交换和知识。最后，在我看来，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分支学科的话语网络中，无论这个学科多么活跃和积极发展，似乎比消解单一的分支学科身份和目的意识更加危险，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单一发展。

　　多米尼克·博耶博士是一名人类学家，美国莱斯大学人类学教授（Rice University，美国前30的顶尖大学）。专门研究能源、气候、和社会。

　　最近，他和西蒙妮·豪（Cymene Howe）教授一起完成了一项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关于南墨西哥风力发电发展的文化的大型实地研究项目。他目前正在研究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电力供应的竞争模式及其社会影响。他和马克·瓦尔迪博士（Dr. Mark Vardy）一起，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在休斯顿对哈维飓风的受害者进行实地研究。

　　他之前的作品涉及德国和美国的新闻报道实践，证明了新的数字信息技术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传播是如何动摇广播时代的新闻制造和新闻流通模式，从而迫使新闻记者重新思考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权威。他在未来的比较研究会与西蒙妮·豪教授，将研究重点放在世界各地的冰流失和海平面上升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本译文只翻译正文内容，参考文献部分本文不作翻译，为了避免公众推文过长，也不在此列上参考文献部分了。请各位感兴趣的读者直接下载原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