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第八届河阳论坛工作坊

　　2022年4月2日，为期两天的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暨第八届河阳论坛开启了第二天的议程。与第一天大咖学者的前沿报告、奔走海内外的年轻学者与媒体人组成的特别圆桌以及来自地方党校基于基层经验的主旨论坛不同，第二天的工作坊主要以年轻的学者与学生为主，围绕着他们的乡村研究展开讨论，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点评。相比于线下的工作坊，线上的形式虽然牺牲了交流的密度，但是讨论的热度和交流的强度并未因此减损。虚拟的房间可以容纳更多的旁听者，也让工作坊入选者的论文能够得到更多的传播与反馈。工作坊一分为四，上下午各两场。

　　第一场工作坊的主题是“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与文化治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沙垚主持。来自衢州市委党校的刘燕珂、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杨滟预、辽宁大学的崔思雨以及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王文涛分别做了自己的研究分享。

　　刘燕珂的研究聚焦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她从需要、内容与过程三个维度，探讨了“共同富裕”时代语境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价值意蕴。她认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不仅是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主要平台，还是提升农民精神风貌的关键要素。除此之外，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典型环节。在探讨了什么是以及为什么建设“文化礼堂”后，刘燕珂老师主要结合浙江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的历程与经验。在她看来，浙江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有其特有的实践逻辑，可以概括为：制度安排上，农村文化礼堂具有“五有三型”的标准参照；功能拓展上，农村文化礼堂逐渐成为村庄共同体重塑的重要场域；载体创新上，农村文化礼堂正在进入“数字化”时代；成效显现上，农村文化礼堂不断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鲜明标识。杨滟预的研究主要基于她对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寿山乡前墘村的两个月调查，并运用场域理论体系中的资本分类方法，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角度进行解读。调查表明，该场域在现阶段的发展节点及转化过程中，村长作为该场域的主导动力，综合运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多种资本类型，使得前墘村在权力符号体系中取得逐步突出的结构位置。

　　崔思雨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数字化媒介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她从一个历时性的视角梳理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概念与症结，认为当前乡村文化治理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文化治理主体性的缺失与遮蔽。她主张，倡导通过数字化媒介助力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三种模式，分别从产业与经济层面、组织性与人民性层面以及道德建设与监督层面，然后坚持人民性、内生性以及公共性的三大原则，以文化为抓手，来实现乡村、经济和文化的三面融合，来助力乡村振兴。第一场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重庆工商大学的王文涛老师。他的研究也是一个个案分析，主要关注的是新乡贤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存在的问题。在回顾了传统旧乡贤到现代新乡贤的演变历程与异同之后，他发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一些困境，如新乡贤与村民对于乡村事务决定权的争夺，新乡贤与基层政府以及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存在的各种合作与利用关系等。分享的最后，他给出了完善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的一些建议，并特别强调教育的“传帮带”作用。

　　点评环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曹培鑫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龚伟亮对于四位分享者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读后感，其中延伸出来的许多讨论与在场其他老师和参会者产生了共鸣。曹培鑫先从整体角度对四篇论文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四篇论文关注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体现出作者们学术研究的前沿性与创新性，不过也指出四位作者在研究中存在的盲点与问题。在他看来，一个研究者首先要弄明白自己的学术研究处于哪个历史时空中，从而理解某项研究的价值感来源于哪里。乡村振兴与乡村故事的研究本质，曹培鑫认为，在于当代研究者如何在一个看似强大无比却充满风险的，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为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的情境下，找到，或者说创造一种根植于本地实践的另类可能。以此来评判，研究者们是否有意识地关照这些价值，并基于此展开学术对话呢？忽视了宏观层面的反思与自己所处的研究位置，则只能流于现象层面的探讨。其次，曹教授还重点谈到了研究者、研究对象与理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他认为，研究者需要与研究对象和理论之间保持批判与反思的距离。比如，对于文化礼堂的研究，不能仅仅“站在”文化礼堂里，介绍它是什么、做什么、有什么价值，而应去反思其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文化机构背后的可能性和实践问题。最后，从研究方法和策略角度来说，曹培鑫认为，新闻传播学还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这也正好鼓励我们以批判和审慎的态度跨学科广泛借鉴。在这方面，部分论文中存在对既有理论的简单挪用问题，而这也影响了研究者对丰富田野的创造性观察。

　　在曹教授整体的评述之后，龚伟亮老师则对四篇文章进行了一一点评。龚老师认为首先需要做一个研究定位，到底是在何种脉络展开论述，而不是就文化礼堂谈文化礼堂。他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研究角度建议和文献推荐，比如文化阵地、文化秩序、农民需要怎样的公共文化产品等。对于崔思雨的研究，龚老师认为文章需要细致处理好数字媒介与共同体的关系。工具与主体的错位时常在具体研究中出现，需要真正找准社会的立场作出甄别。这一组的另外两篇文章具有对话性，于是龚老师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在他看来，两者从异曲同工的角度共同追索了乡村公共性及其异化的问题。相对而言，杨滟预的文章理论框架清晰，而田野质感不足。王文涛老师的文章很完整，但是有一些相关的理论维度还可扩展。新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一种重要节点，龚老师建议可以在新乡贤与农民自组织转化问题上进一步探索，而能否实现这种自组织转化可以成为评判新乡贤社会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准。

　　与第一场的跨学科讨论不同，第二场工作坊的学科背景是传播学，聚焦于乡村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媒介展演。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龚伟亮是本场的主持人。四位分享人都是硕士研究生，分别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毛佳佳、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袁园、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孙淑娴和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叶欢欢。

　　毛佳佳的研究关注的是乡村生活中的家祭仪式——做羹饭。通过对安徽省白纻村的田野调查，她尝试回答做羹饭的仪式展演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这种仪式对乡民关于集体记忆的建构有怎样的作用、它又在乡村社会的架构中承担了怎样的社会功能等问题。通过借用集体记忆理论进行解读，她认为，做羹饭仪式言说并强化着伦理规范、身份认同及个体情感，进而稳固了集体成员共享的价值和行为方 式，最终促进了家庭或村落共同体的建构。与毛佳佳的论文主题相近，袁园的研究关注的是乡土伦理。她的切入点是数字媒介技术背景下的乡土伦理所经历的变革。在她看来，先进技术手段的推广使用，造就了一批“新农人”，在乡村物质文明繁荣的保障下，推动了乡土伦理的重构。她的研究以广东省江门市的仓东村为例，发现当地所推行的“仓东计划”以乡村保育为建设手段，在保留文化遗产与民风民俗的前提下，通过传统建筑与乡风伦理的改造与重构，还原了可借鉴的伦理道德，摈弃落后于时代的落后文化伦理，在尊重当地人和当地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这对于我们当前探讨和建设乡土伦理具有借鉴意义。

　　孙淑娴带来的是对皮影传承短视频的个案分析，是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环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一次学术探索。在她看来，时下流行的短视频具有赋权式、参与式、个人式特征，能够为民俗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 的契机，成为非遗传播强有力的推手。她借用英国媒介学者马伦·哈特曼的“三重勾连理论”，发现在第一重勾连里，短视频作为一种开源节流的技术物品嵌入了皮影戏的传播实践中，又凭借可供性意义带来了经济赋能，更多的是影响了魏宗富的表演与变现模式;在第二重勾连里，短视频作为一种文本内容，构建了社会流动的新路径，主要表现为传承人表达与传播渠道的拓展;在第三重勾连里，短视频作为一种场景媒介，在虚拟与现实的互嵌中将技术、文化与场景相互勾连，实现了多情境互动与原空间场景的延伸。来自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的叶欢欢聚焦的是媒介形象建构，关注的是农村医疗群体——“赤脚医生”。 以 1968 年 至 1985 年《人民日报》对农村医疗群体的“传媒再现”入手，她的研究发现：赤脚医生的媒介框架概括为高尚品质、医患关系、动员因素及业务成就四个方面。她认为，来自社会环境的动员因素与熟人机制下的医患关系规训着赤脚医生形成高尚的品质，高尚品质反过来可以进一步改善医患关系，在乡土医疗中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这在我们今天推动乡土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具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媒体对赤脚医生业务成就上媒介报道存在偏向性，即神化赤脚医生群体，也需要我们去注意。

　　在所有报告人发言完毕之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曾兴和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副教授林莉君进行了点评。曾兴老师首先肯定了这一场论文选题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与丰富性，认为论文中的实证材料与相关理论进行了有效的对话。其次，她也分享了关于新闻传播学的方体系的一些思考。她认为，媒介可以看作是人与世界建立信息性实践关系的一种情景或形态，而媒介与外在世界的互构这一层关系是我们在做媒介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但这在四位报告人的论文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以此为依据，她发表了对每一位报告人论文的“读后感”。毛佳佳的论文尝试对家祭仪式进行深描，但在她看来，这种描述距离真正的深描还有一段距离，家祭仪式中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关系的互构没有呈现出来，这也导致论文最后的理论讨论部分与论文前半部分的描述脱节。袁园与孙淑娴的论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对媒介与外部现实之间的互构关系进行思考。因此，这两篇论文对于短视频技术之于乡土伦理或“非遗”传播的意义只能看到一些正面影响，而无法对技术背后的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展开分析，陷入到了“媒介中心主义”的老套路中去了。叶欢欢对于赤脚医生的媒介形象建构分析在曾兴老师看来很完整，但依然是把媒介看成是一个客观性呈现外部世界的工具性的实在客体，而忽视了其与外部世界的互构。曾兴老师也针对赤脚医生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作用及其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等层面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常年致力于民族音乐学研究同时做了很多年田野研究的林老师则直接对四篇论文进行了评述。她与毛佳佳同学分享了自己做民族志研究的经验。她认为，毛佳佳作为家祭仪式的局内人在描述仪式的时候有其优势，但是也需要跳脱出来，做好局内人与局外人在视角层面的平衡与互补。此外，关注对当下的描述，也需要注意“向后看”的问题，即做好民俗资料（文字与非文字）、文本类的民族志、民俗文献等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找寻其中的“仪式言说”是怎样的？通过多种文本来看待同一个对象的变与不变，以历史的视角作为互证，有助于对当下仪式的论述和阐释。袁园同学的论文讨论的议题很重要。从文章的构架来看，感觉理论先于实践，看到更多的是新媒介介入后乡土伦理重构的可能的共性。从仓东村个案本身来看，描写比较弱化，从文章想解决的有关新媒体技术介入之后乡土伦理的“变与不变”，看的不够清楚。林老师针对袁园的论文给出了几个之后可以继续拓展的几个方向。比如就此个案而言，有哪些新媒介技术？如何介入？介入之后所产生的变化等等。包括文中提到的夫人庙、忠心社、祠堂，在乡村伦理构建当中有什么独有的功能和作用，新媒介介入之后的变与不变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民间小戏是林老师目前的关注点，因此孙淑娴的研究吸引了她的兴趣，她认为这篇论文关注了重要的介质——影人，即皮影戏艺人的自我呈现。但作为文章主题的非遗传播传承，即影人传播了什么？短视频中如何重构了所传播的皮影戏？文中似乎没有提到。皮影戏作为一种民间小戏，可能更需要关注戏和曲，即戏的文本、表演本身、戏中的音乐展演，还包括戏所展演的语境等等。如果通过补充这部分的描述和阐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思考分清其传播的异同，或许能更深刻的看到作为非遗的皮影在短视频媒介中的生产及其意义。对于叶欢欢的研究，林老师在之前曾兴老师评述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认为这篇论文可以再去思考一下文本的互证问题以及做一些比较分析。

　　4月2日下午一点半，第三场工作坊准时召开。本场由中国传媒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教授甘罗嘉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沙垚和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姬德强进行点评。相比于之前的场次，本场的发言人多了一位，他们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杨笑尘、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沙子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杨鹏成、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的张飞相以及兰州大学的王瑛。

　　杨笑尘与沙子瑞的研究对象比较相似。杨笑尘的论文关注的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进而探讨这些基础“中心”建设与实践之于基层治理的意义。基于自己两年多基层社区与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实习工作观察，以及对于F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集中调研，她发现发现融媒体平台基层治理的核心内涵主要体现为行政层面的党建引领、文化层面的传递主流和社会层面的公共服务，分别在顶层设计支持、意识形态巩固和社会参与推进三个方面激活“中心融合”的治理效能。当然，她也指出，基础治理理念也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要素，比如多元主体的参与、自主性力量的发挥，媒介监督的媒介治理功能等也有待进一步激活，而根据她的观察，当地的基层治理效能还主要停留在自上而下的维度，具体的治理过程当中也存在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沙子瑞的论文关注的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县域治理创新问题，但是是以江苏省邳州市“银杏融媒体中心”为个案。在进行了两个月的深入观察与调研之后，他发现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创新突破，包括在采集方面能够全程深入、贴近百姓生活；播发层面全员细分，锤炼地域特色；编辑层面全席高校、整合地方资源；效能层面全效并重、深耕地方需求。除此之外，他还分享了其他一些县级融媒体建设的经验，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县域治理中应当扮演的职责。

　　虽然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但清华大学杨鹏成的研究却没有那么“传播学”，他的论文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个案，从历史的视角审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可行路径。一个有意思的用法是，相比于“共同富裕”，他基于自己的田野调研和从村民的视角出发使用的“共同致富”。他梳理了袁家村的经济发展史，并将其分成不同发展阶段加以总结。更重要的是，他的论文突出了不同发展阶段间的顺承关系，例如，袁家村在第一发展阶段中以集体劳动塑造集体认同，从而培养起全村团结劳动、自力更生的精神，为袁家村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产业技术和人力技术基础。他认为，对于袁家村的分析能够加深我们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解，看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之于乡村振兴的意义。

　　本场的最后两位发言人的研究也具备对话性，共同关注的是乡村文化旅游。不同的是，张飞相老师分享的是一篇综述性论文，对2009年至2019年国内乡村文化旅游研究进行的概述。她首先对这10年间有关乡村文化旅游的国家政策进行了梳理，然后基于自己筛选后得到的67篇核心期刊论文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的趋势进行了概括，最后再对国内的乡村文化旅游研究进行了评述。王瑛的论文则是以山西省红色旅游示范村——辛庄村为例对乡村文化旅游进行了讨论。她希望从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出发，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在乡村旅游中的文化实践里，乡村文化是如何突破发展传播学的刻板印象，发挥自己独特的生命力与价值，并向外传递自己的能量的。她认为，乡村旅游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和符号意义层面入手，借助“间性”对话和文化传播“在地化”路径，通过更生动的方式，更好地为乡村文化中的他者提供文化认同的环境以及条件。之后，她基于自己的辛庄村观察与研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没有太多客套，耕耘乡村传播与地方文化研究多年的沙垚老师直接对每位发言人的论文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杨笑尘论文所关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非常有研究价值，新时代文明实践应该得到但却很少得到新闻传播学学者的重视。但是这篇论文中没有处理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多中心融合”的关系。他还指出这篇论文存在的其他问题，并给出了一些研究方向与修改意见。比如，谈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沙垚老师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系统帮助宣传部门“一杆子杵到底”，直达村庄，甚至到村民小组，这是对宣传系统极大的赋权。从这一点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比县级融媒体更接地气。因此，他认为这篇论文可以多在这些维度上思考和探索。对于沙子瑞论文所关注的邳州市“银杏融媒体中心”，他本人与本场第二位点评人姬德强教授还亲自去调研过。他认为，目前这篇论文停留在官方材料的复述阶段，学术性和讨论价值有待提高。之后可以在“中国基层媒体的盈利方式”等角度进行深挖，或许会有新的发现。而对于杨鹏成所关注的袁家村，沙垚老师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在他看来，这篇文章能够把不同历史阶段及其延续性写出来是比较难得的，但是这篇文章的经验材料基本是袁家村干部对外讲述多次的，仍然缺少一手的发现。沙垚老师还建议杨鹏成去思考自己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真正进入到事件过程之中，多做普通村民的访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与杨鹏成论文缺乏问题意识一样，在沙垚老师看来，张飞相老师的这篇综述性论文虽然很全面，但是因为问题意识不清晰，导致读者看不到做这篇综述的意义。他指出，过去十年可以分成“新农村建设阶段”“美丽乡村阶段”“乡村振兴阶段”，而每个阶段的乡村文化旅游都有其特征。如果作者能有更宏观的把握，或许可以找到文献综述的新方向与研究的价值。沙垚老师也发表了自己对于乡村文化旅游的一些观察和见解，在他看来，文旅在乡村不应只是一个消费业态，还要有对乡村的“赋能”的维度。在这个层面，王瑛的论文有所尝试，但是还不够深入。比如论文中提到乡村要与网红合作，但更为重要的是探索“怎么合作”。

　　姬德强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阅读完这五篇论文后的一个总体感想或共性问题，即如何平衡好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乃至研究者自己话语的关系。无论是新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还是乡村文旅，这五篇文章大量引用了官方的政策话语，但是没有形成理论突破。他认为，研究者的学术话语或自我话语应该与政策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容易陷入政策话语的“漩涡”，导致理论阐释空间的“塌陷”，而且也容易让读者感觉文章是一种正确，没有触及现实的真问题。好几位同学的论文都直接引用政策文本，将其搬到学术话语中而不做任何的讨论，导致理论讨论迟迟无法展开。姬德强教授也结合了自己的一些研究经验和这五篇论文所关注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以及创新的可能。比如，他从基层治理的概念出发，谈及其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并联系到中国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层面，指出“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与意义。如果仅仅只是社会治理，实际上是把国家和市场等主体割裂开了，而没有看到中国国家治理内部自上而下的、治理成效、合法性与治理能力再造的过程，以及国家力量在统合社会与市场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能力。

　　除此之外，姬德强还针对五位作者的文章修改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及创新的角度。比如，他向沙子瑞推荐了一些邳州融媒体研究的重要文献。他建议杨鹏成可以继续在历史视野下思考袁家村的集体性的来源与性质问题，以及考虑增加空间维度的探讨。他建议张飞相老师的论文可以多一些比较性研究，借鉴和比较国外的一些探索。他建议王瑛可以沿着“间性”“超越间性”角度继续探索，但是同时要避免城市中心主义与乡村中心主义简单的二元对立，而要看到二者的互构。另外，他认为王瑛的论文还可以去探讨红色旅游与商业化的关系以及数字化媒介技术对于乡村文旅的再造问题，后者可能包含着超越城乡关系的另一个理论阐释空间。

　　从本次会议收稿的情况来看，今天有非常多的老师和同学的论文关注的时下流行的短视频平台之于乡村传播的影响。于是，这最后一场工作坊聚焦于短视频时代的乡村叙事，共四篇文章。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琳与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的吴玥的文章关注的都是抖音博主“张同学”，而吉首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杨瑾与学艺术学院的吴维忆的论文则理论性较强，着重探讨的是乡村短视频与艺术乡建的地理纬度。虽然这是本次年会的最后一场，但是依然近六十位观众在线旁听与互动。

　　陈琳的文章主要从叙事角度出发来分析“张同学”视频中的叙事主题、 叙事对象、叙事视角以及叙事策略，探讨在短视频时代乡村叙事应该注意的问题。例如，在叙事层面，“张同学”的视频中包括的具体物件、生动的生活实践和熟人的人际交往三个层面。从叙事视角来看，“张同学”的视频主要是在内部视角下的自我陈述，从而呈现最真实最自然的乡村生活。她认为，“张同学”的短视频实践有助于挖掘乡村叙事的新视角，对于在短视频时代下讲好乡村故事、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吴玥则主要采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张同学”的短视频中包含的日常生活、社交活动、乡村美食、农具制造四个方面的内容设置的特点。除此之外，她还探讨了乡村短视频目前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路径，以期为农民博主提供多元化的创作思路和传播模式，从而更好的搭建城乡之间的传播平台，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杨瑾的论文题目为《俗雅之间:乡村短视频策展中的赛博地理与记忆重构》。她观察到当前乡村短视频中正在形成雅、俗、朴的三类剧本与镜像化的奇观叙事特征，以“泛地方”与“共在感”的策展导向“家元共同体”的原乡想象，但也存在着因符号滥用而带来的乡村形象扭曲、城乡文化分立等隐忧。她认为，在后农业社会与技术浪潮下，我们更需瞩目于数字化与乡村间的有机互动过程，在乡民的数字劳动、民众娱乐、社会心态、乡村发展、基层治理、跨文化形象之间找到平衡点，导向城乡一体化关系中以乡土记忆为团体起源的“再部落化”的可能，以及“全球-地方”视野下乡土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意义。吴维忆关注的是近来如火如荼的艺术乡建活动。艺术与乡村的相遇除了产生了许多理论上的争议，也面临着中国的城乡结构和中国自身现代化历史的特殊性造就的问题，例如在地性、乡土性等争议，但她认为这些争议也受到固有逻辑框架和社会结构的限制。她从强实践导向的传播地理学着眼， 解析争议深层的时空疑难，以期为艺术乡建突破当下尴尬境况提供新的思路。

　　在阅读完这四篇论以及听完四位作者的报告之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张志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前三位汇报人的论文比较模糊，没有很好的交代自己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对于“张同学”的视频，两位报告人的研究过于沉迷描述视频内容本身，而在理论升维或与现实的对话时却流于表面，乡村振兴与“张同学”的视频之间并没有有机的关联，也没有呈现“张同学”的短视频传播行为与他的生产生活的关联。他基于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提醒两位年轻的报告人需要去思考研究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进入研究的田野，把研究问题打开来，而不是套路式的言说，否则会扼杀自己的学术潜力。此外，张志华老师看到大家对短视频研究的热情，但也强调对媒介的关注不能忽视对与媒介有关的主体的关注，而当前的很多短视频研究只关注和强调前者。对于杨瑾的论文，他认为作者忽视了对于媒介策展的深描，而这是艺术展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建议作者再去多做一些实证研究，否则研究问题与理论讨论无法打开。

　　相比于前三篇论文，吴维忆老师的研究则扎实很多，能感到研究资料的肌理、饱和感以及很多后续研究的可能性。张志华老师也为这篇论文的定位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比如，将艺术乡建放到知识分子乡建的更广大的脉络中理解。谈到知识分子乡建，那么这篇文章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更多了，比如城乡关系视角下知识分子的反哺行为，以及知识分子与谁结合的问题。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它提醒着我们去思考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到底为了谁？对于文章中谈到的乡土性与在地性，张志华老师认为我们不应以本质主义的、固化的视角，而应该以一种动态的、双向的视角去理解。我们不仅要看到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的改造，还要看到乡村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最后一位点评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对于四篇论文的点评则更加直接与犀利。吴老师认为这四篇论文的写作反映了当前学术写作与学术会议上常见的两种类型，而这背后有很多弊端：一是报告体论文，文章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二是理论拜物教，文章变成理论的堆砌。具体到四篇论文，吴畅畅老师也点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对于短视频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文本研究，而忽视了接受维度。第二，关于主体与主体性问题。吴畅畅老师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城乡的二元对立客观存在，而短视频创作者大多有城市生活经历，他们的主体性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乡土性，而是一种复合体。因此，对于短视频创作者的讨论不能忽视这一维度的探索，而这在前两篇文章对于“张同学”的研究中没有体现出来。杨瑾的论文用了很多理论，辞藻也很华丽，但在他看来，这些理论之间的逻辑没有理清楚，而且文章没有交代清楚赛博地理与文化记忆的关系以及“文章到底要干什么”。对于最后一篇论文，吴畅畅老师主要探讨的是论文写作的逻辑问题。作者使用了传播地理学去研究艺术乡建，但是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却没有体现出传播地理学之于艺术乡建研究的意义。

　　工作坊的最后，陪伴工作坊一天的清华大学马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月枝对于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回顾过往八年，每一届河阳论坛的成功举办都离不开学术同仁的鼎力支持。赵月枝教授细数多年办会的各种故事与人物，并感谢他们对于河阳论坛的热情与贡献。其次，谈到这次的工作坊，赵月枝教授再次向听众阐释了工作坊的意义。河阳论坛的工作坊不是走马灯似的论文宣读的戏台子，而是理论交流、问题意识锤炼、论文打磨的真擂台。再者，听了一天工作坊讨论的赵月枝老师提醒年轻老师和同学们，不要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这样会导致自己的研究头重脚轻，而要多做扎实的田野研究。在当前乡村振兴与中国乡土文化复兴的语境下，西方的理论家的理论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反而会限制我们的学术想象力。最后，赵月枝教授表示乡村传播就是中国传播，河阳论坛希望通过梯队的建设赋能年轻学者，从而使基于乡土中国的中国传播事业能够传承下去。

　　（本综述由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杜学志整理撰写，点评部分经过各位老师的审阅与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