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 人类学视角中的“灵活公民” ：从概念建构到民族志田野探究

　　本次对比阅读的两本民族志都聚焦于全球化流动体系中“他者”与“我者”的界限的问题，我认为Aihwa Ong以及Vanessa Fong的两本书重点是一致的，都在以人类学的分析视角，抛却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和浪漫想象，立足于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去探索何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虽然二人选择的研究对象不同，但都选择运用个体在海外的生活经历以及个体的自我视角去探究跨国主义的影响与意义。Aihwa Ong以香港回归时期的富裕商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记叙跨国华人是如何运用自己“灵活的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身份地位和自我认同穿梭在不同的国界中，通过最大限度的发挥灵活的公民身份，获取工作，教育和投资等机会，在此过程中，这群经济条件优越的香港富商们通过艺术途径以及慈善获动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来支持自己的公民身份，融入以及摆脱掉“他者”的外来人标签是这群研究群体始终奋斗的目标，Aihwa Ong将这种跨国活动描述为流离失所，和无常的后现代领域必然会发生的情况。

　　相比于Aihwa Ong相对横向静态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对象的阶层以及生活方式相对固定且变动性不大）Vanessa Fong则选择以跟踪调查的方式从90年代末期开始记录一群出生工人阶级的大连孩子成为世界公民的出国历程，这群家境普通，成绩普通的孩子完全不符合同时代对于留学人群的精英想象，这些从未出过国的孩子，怀揣着对于“发达国家”的憧憬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却经历了一场难熬的过渡时期，随时变化的移民政策，陌生孤立的社会环境，都让这群期待的孩子难以撕下“他者”的标签。

　　他者与身份认同是两位人类学家回应学界对于现代性和流行性的主题之一，她们以扎实的田野资料去破斥全球资本主义下，资本身份与法定身份无法全然给予完全合法的公民身份。Aihwa Ong 用“自我取向”，“灵活的公民身份”和“分级主权”这三个中心概念回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对于东西文明对立的想象，同时也试图打破对于“儒家经济资本主义”的过度浪漫化和臆想化，认为这种过渡的浪漫化是一种重建的“东方主义”偏见，实际上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渗透，全球文明体系与发展模式趋于一致性。立足于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背景，就很好理解Vanessa Fong对于公民性的观点了——文化资本会逐渐打破国境边界，任何获得发达国家的技能和财富的人都可以成为该世界的社会的文化的公民。

　　Aihwa Ong 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权力动态在特定时代和地点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行了人类学分析，揭示文化赋予行动意义的方式，以及文化本身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她关注跨国性和公民身份生成过程中的灵活性，灵活性不仅指日常生活，也是现代性后期人们组织生活的方式。在跨国语境中，灵活性的公民身份的流动与重构，成为一种工具理性的主体策略。同时，在跨国和迁移过程中，文化结构依然在继续部署、规训、调节或教化正在迁移的主体，迁移的主体始终无法摆脱国家权力、市场运作和亲属规范的制约。例如，在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群体中，有部分群体以一种固有的“中国”方式表达他们的工具理性，他们尊重儒家伦理，善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构建特定的群体身份，从而获得社会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生存方式的“中国”特性是一种主体的构建，人们策略性地重构了一套文化模式，这一文化模式既制约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又使他们成为特定类型的公民，在流动的情境中实现可以持续和维系的生活方式。

　　Vanessa Fong则在 Paradise Redefined 中更强调公民身份构建的主观特性，以及这一主观特性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张力。在对大连的留学及跨国迁移群体的长时段跟踪调查中，Vanessa Fong关注这一群体对公民身份的认知和构建，发达国家成为一个“想象中的社区”，成为身份塑造的参照工具。在Vanessa Fong的论述中，公民身份的构建虽然具有主观特性，但依然受到社会文化情境的评判和制约，在这一对张力中，公民身份内在地便隐含着“破”与“立”的矛盾：在一个全球文化流动、经济相互联系、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世界里，即使生活在一个发达国家，也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或者即使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一部分。社会文化情境和制度结构不断制约和重构人们对公民身份的想象。

　　王爱华在 Flexible Citizenship 中指出，不少学者在讨论中，倾向把全球化处理为国家与地区经济等资本的传播与沟通。而作者则把目光聚焦在促成这一切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s）之上。因此，移民实践及其背后文化导因成为了该书所关注的主要课题。

　　在阅读该书时，我对作者提出的“自我东方主义化（self-Orientalizing）”这一概念很感兴趣。亚洲的现代化不再被视作源自对西方发展道路的复制或，而是一种有其区域特色的新模式。这提供了看待亚洲经济发展的新角度——不仅是与西方现代性的对话，更是与自身文化的一次重新对话。在我的一门专业课的学习中，“自我东方主义”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以西方看待自己的角度来包装自己，是一种略含贬义的定义。举例来说，发展中国家把西方的价值观融入自身的作品，再传输给西方。《红高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但该作品不是中国的generalization，只是西方想象下的中国。一褒一贬，不同学科知识的碰撞着实有趣。

　　Paradise Redefined聚焦于后毛时代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大连留学生群体。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developed world”是一个超越了国界、种族，由有权、有钱、有声望的精英们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书中的大多数调查对象出国留学主要是基于希望加入这样一个developed world的动因。作者用“legal citizenship”“social citizenship”以及“cultural citizenship”来表示发达世界公民身份的三个方面，她认为这三种身份可以分开获取，并且对于大多数其大多数研究对象来说，legal citizenship并非他们的首要追求，打破了之前的研究对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刻板印象。

　　在我看来，两位人类学者都深谙“华尔街日报体”的写作精髓，开篇通过一个特别的人和事来引出想要讨论的话题，之后将与此人或事相关的背景呈现出来，使得此类学术著作有了非常高的可读性。

　　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意味着资本新一轮不受阻碍的跨国流动，而这同时一定也意味着人员的流动。王爱华老师的《弹性公民身份》一书就特别聚焦到那些携带者资本的人员的跨国流动，尤其是他们在流动中形成的文化逻辑。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资本流动如何与跨国流动者的文化逻辑紧密相连又呈现出不同的面向。

　　资本的跨国流动一方面意味着资本积累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具有跨国性，另一方面具有明确疆界、经济制度和文化意识的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资本积累的参与主体。这样的资本流动与文化逻辑紧密连结：一方面是与资本相关的（投资者、高管等）人员可以随着非人格化的经济资本获得“弹性公民身份”，但这种身份并不总能冲破民族国家所框定的文化逻辑。而这种框定维持了弹性的意义，因为这要求弹性公民必须更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文化策略。对于许多来自“东方国家”的弹性公民，全面西化和“自我东方主义化”这对看似矛盾的逻辑可以在弹性的实践中获得统一：它们都是对新自由主义下资本流动和积累逻辑的内在张力的呈现，也塑造着资本的逻辑。

　　Vanessa L. Fong的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民族志案例。Vanessa L. Fong通过对大连一群中学生的持续跟踪多点民族志田野，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从国内中学毕业到求学国外，以及毕业后面临归国或留在国外这一挣扎过程。为我们描述了这些学生和家长眼中将发达国家作为Paradise的一种想象，在出国求学生活之后，他们对于paradise的看法发生转变的过程。尽管作品出版时间较早，但这项研究中的一些发现今天读到依旧有新意。之前关于留学研究的一个普遍假设是出国留学与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之间有必然的重要联系，但作者的研究确发现对于这群大连学生来说，出国留学是一个随机的选择，与家庭经济没有必然联系。作者对大连学生出国后的留学生活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描述，将我引向对于citizenship的思考，留学生在国外吃尽苦头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合法的citizenship吗？从出国留学追求paradise，到重新定义paradise，要思考的或许是超越公民身份，我们作为一个人如何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好好生活。

　　所谓的“弹性”如何展现、浸润于怎样的时空背景，其背后的经济作用力又指向何方，是两位华裔作者在面对中国社会结构与阶层的“重新洗牌”之时段，所共同生发的民族志洞见。

　　公民身份的“弹性”一方面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如王爱华所调查的美国华人精英，发展出了一套灵活的公民身份和主权策略，在“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之间进行文化身份与认同的摇摆，从而帮助自己积累财富和社会声望；而冯文笔下的大连市独生子女，为获取“发达世界”的公民身份，而举全家之财力物力远赴重洋，仅为实现想象中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

　　若从理论运用的角度考察，这样一种“弹性”在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中得以进一步彰显。安德森所描述的整全“民族国家”的边界被资本的力量所打破，在全球化所打造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ed)局面中，地域上的流动为“弹性”的公民身份提供了可能，跨国流动使人们生活在阿帕杜莱所谓的“虚拟社区”，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生产、国家控制等一系列的问题。在交织的权力场中，公民的“文化身份”（冯文尤其区分了“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法律身份”等不同的身份类型），在“自我生产”（self-making）与“被动生产”（being-made）之间实现着博弈。在特定的权力语境之下分析人们的日常行动，家庭、国籍、阶级流动等都在异变的格局中产生了新的含义。

　　弹性的对立面是僵化，颇富深意的是，在这样一个资本全球化时代，对“弹性”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生产了一些刻板的文化展演模式，如种族角度对“黄皮肤”的强调、传统文化层面对儒学和孝道的重视，以及家庭分工模式中对女性角色的约束等。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发明和再造，这是“对话”所连接的历史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