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通道 ——“西河民族走廊”的人类学视阈

　　摘 要：“民族走廊”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是从整体性角度来理解中国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西北走廊”，是西北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包括了“河西民族走廊”和“河湟民族走廊”，以及尚未进入学术视野的“西河民族走廊”等，“西河民族走廊”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空间，是甘宁两省区穆斯林族群与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在对“民族走廊”概念反思的基础上，从文化板联结纽带的角度理解“西河走廊”存在的动因，并以民族及文化流动的实例佐证“西河走廊”的客观存在。

　　在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生存需要选择特定空间而形成稳定的民族聚居区，发展的需要又使各民族持续不断地跨越族群生活的地缘边界，相互接触、彼此往来，文化上相互吸取并形成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使得空间上分散的多民族民心相同心心相系，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中国民族史实为一部多民族交流与交融的关系史，以及多民族在彼此互动中凝结成统一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民族学传统研究范式存在着尚未打破行政区划的地理界限，仅限于在特定区域对于单一族别的具体研究，缺乏从民族整体开展综合性和多学科研究的事实[1]，其结果是孤立的单一族别的民族史纵向演绎，却忽略了横向层面各民族间历史上缔造的具有复杂性的民族关系，以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宏观视野。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其意在我国民族学研究中，要有“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的研究视角，更要重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并从我国各民族“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视阈开展研究。受“民族走廊”研究范式的启发，笔者对西北内地穆斯林族群（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的文化互动作学术梳理，尝试提出“西河民族走廊”的概念，旨在从时空角度来理解西北穆斯林族往与族群文化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教。

　　这里有必要对研究对象所属的文化语境进行观照，尤其是对“民族走廊”的概念给予必要的学术探讨与反思，在厘定其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以求对其有新的认识。先来看“走廊”一词，其本意为建筑学领域的一个名词，指有顶的过道，联结建筑物的通道，后引申到地理学范畴，其意有联结两大区域的狭长地带，这也说明“走廊”一词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将“走廊”与“民族”组合在一起时，“民族走廊”遂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意蕴，即如何把自然空间转化为以民族与文化流动为内容的人文空间。[2]“民族走廊”既是一种物化形态的生态单元，又是一种文明生存和延续的符号表征，抑或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民族学界，“民族走廊”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始自于1978年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由此引起学界对“民族走廊”概念的持续关注，关于“藏彝走廊”、“武陵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事实上，作为“民族走廊”概念的首创者，费孝通先生对“民族走廊”概念只进行过笼统的说明，重点论述了民族板块的形成与整合问题，以及民族走廊在联结各板块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生态区的角色[3]，却没有将其系统化并形成体系化的概念界定，当然“民族走廊”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较大想象空间的文化概念，学界对其理解，见仁见智，难有共识。

　　学界对“民族走廊”概念的界定有“地理特征”和“历史人文论”两种观点。前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李绍明认为，民族走廊是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4]。这一观点实质上将“民族走廊”的理解回归到其地理空间本位，从空间地理和地形地貌的特征来理解“民族走廊”的本质；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李星星，他从“民族走廊”具有自然和历史的双重因素出发，认为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在古代冲积平原边缘，属于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避开文明中心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自保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5]。李星星在看到“民族走廊”存生于复杂多样的自然空间地理特质的同时，更重要看到中国古代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在“民族走廊”形成中的作用。有学者对以上观点有过深入的反思与批判，集中于“民族走廊”的外在地理特征、形成动因及走廊概念过于宽泛等方面[6]。

　　笔者这里不想参与学界对“民族走廊”概念界定的讨论，只是想关注为什么会对“民族走廊”概念有着多元理解呢？孰对孰错？这不能轻易定断。“民族走廊”作为一种自然地理空间人文化的文化现象，经由不同的民族主体赋予其多元性特征，其在不同区域的呈现形式是有所差异的，并不只是在外在特征上具有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诚如学者在界定“民族走廊”概念都会强调“走廊式”的地理特征，但不意味着具备此地理特征者都能成为“民族走廊”，抑或不具备“走廊式”的地理特征者就不是“民族走廊”。理解“民族走廊”的概念要有文化相对论的视角，不能只从一个模式确定其概念的绝对性，而从功能学的角度来审视“民族走廊”的存在价值，如此可以看出具有多元类型的“民族走廊”在功能上具有同样本质，即“民族走廊”在实现某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群体在时空上的持续流动，以实现某个民族文化在地域空间的联系，抑或多元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与交融。本文不对“民族走廊”进行概念界定，这里只对其具有的几个显性特征进行总结，以求从文化相对观及其所具有的功能（形式多样却具有同样的功能）的角度对此给予认识。

　　举凡“民族走廊”基本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山地为特征的自然地理环境，该区域在地理上呈走廊或带状形态，是民族跨区域流动与文化得以交流的通道；二是既为地理空间的边陲地带，也是远离中央的边陲；三是历史上曾有长期并频繁的民族流动与文化互动；四是既有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融，也有单一民族及其文化基于文化板块的整体性构建而发生的文化传播。

　　“民族走廊”实为一个具有内部空间层级结构的文化现象，费孝通先生在“民族走廊”概念提出与进一步完善中，提出了中国民族格局的“六板块三走廊”,其中三走廊指“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和“岭南走廊”等，从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三大“民族走廊”内部也有一些特征鲜明的亚民族走廊的客观存在。如“西北走廊”作为一个西北整体性的区域民族文化空间，处于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是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其内部就有“河西走廊”和“陇西走廊”等两大走廊构成[7]，其实仅这两个“民族走廊”远不能揭示出“西北走廊”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不容忽视的是，在“西北走廊”中就有几条历史上一直就存在的西北穆斯林民族走廊，有学者提出的“甘青宁穆斯林民族走廊”[8]和“河西—山北回族走廊”[9]，以及本文提出的“西河民族走廊”皆为其组成部分。

　　在学界已有学者提出甘青宁“穆斯林民族走廊”的概念，并对这一民族走廊的地理范围和路线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穆斯林民族走廊”作为一个历史地理空间，包括了“河湟民族走廊”和“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河湟民族走廊”在甘肃省至青海省境内，是指从甘肃省兰州往南行，经广河县、康乐县、和政县到临夏市，转向西经临夏县翻越大力架山，再到青海省的循化、化隆、平安，到西宁市最后到大通县；“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至甘肃省境内，是指从宁夏平罗县往南，经贺兰县、银川市、永宁县、灵武市、吴忠市、青铜峡市、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固原市、泾源县，进入甘肃省平凉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0]实质上，甘青宁“穆斯林民族走廊”是对甘青宁三省区穆斯林族群流动及其文化交流的空间解释，其内部必然存在着沟通三省区的几条通道，“河湟民族走廊”和“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实为甘肃与青海，甘肃与宁夏穆斯林族群空间互动的文化范式，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以上两条走廊的存在也是客观的。如果只有这两条民族走廊作为甘宁青穆斯林族群走廊的全部构成，显然是不合理的。尤其是甘肃与宁夏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流动，如果只将“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这样一个单一存在，是难以揭示这两省区间族群文化互动的现象，“西河民族走廊”概念的提出实为对这一不足的补充。笔者认为，在甘肃与宁夏西海固间必然存在着穆斯林族群与文化流动的通道，如果说“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是其中的一条，其所沟通的是宁夏与甘肃陇东两个回族文化板块间的关系，那么在宁夏西海固与甘肃河州也肯定存在着一条穆斯林族群流动的通道即“西河民族走廊”，是指历史上甘宁穆斯林族群基于生计和避乱，或是基于文化传播等原因，沿着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至宁夏西海固频繁迁徙往来和活动的一个带状地带或通道。它的存在使得甘青宁穆斯林文化板块间的联系真正得以实现。“西河民族走廊”不仅是“甘青宁穆斯林民族走廊”的一个重要构成，也是透视甘青宁穆斯林民族及其文化互动的一道窗口。

　　“西河民族走廊”包括甘宁两省的一部分空间，在历史上都曾属甘肃省（只有同心县属当时宁夏省），既然是一条通道，也就是一个空间的整体，它必然存在着一个族群流动的线路，描绘这条路线有助于理解这一民族走廊的空间范畴。笔者在描述这一线路时，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历史上的通道路线不一定与当下的道路交通线路是重合的；二是流动于这一通道的族通方式基本以步行或借助牲畜为主；三是流动的通道上不可缺少水源、人家或驿站等必要条件；四是考虑到迁徙路途的安全性，必会走两山间的通谷即古道而不是翻山越岭。

　　甘肃省道路交通建设起步较晚，时期才有省政府主持修建的跨省公路。从1924年起修建西兰公路，截止1949年甘肃省共修建34条公路[11]。抗日战争中修建的兰宁公路，是贯通甘肃与宁夏两省间的一条大道。“西河民族走廊”所循路线并不与这条新修公线路完全重合，这需对这些修建公路之前尚存的古道进行观照，以此来循迹甘肃河州到宁夏西海固的必经古道。清末民初甘肃政府对原有的一些古道加固辟宽为大车道。从河州到西海固一路沿山而行，其间必有古道，兰州是必经的中转站，从河州至兰州道路可通行胶轮马车，据记载有大道3条:东大路。从临夏城出发东经折桥湾，上东大坡至锁南坝，过高门坎、陈家弯、仓房、大弯头、牛心山、庸汪，在黄家浪渡洮河，上白崖入沙沟，再经漫坪、贺家山、黑鹰沟、尖山子、乱古堆坪达兰州。途程较远，翻越三架大山；南大路。从临夏城出发南经三十里铺，翻南阳山至和政县过西改河(广通河)。经买家巷、广河县城至三甲集，过洮河至康家崖，与临洮去兰州的大道会合；北大路口从临夏城上北源，在哈脑渡(或莲花渡)过黄河，经白塔寺川、鹑鸽叹至刘家峡再渡黄河，经红柳台、陈井山谷、徐家沟至西柳沟日达兰州。[12]可见河州至兰州通道较多，囿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所致，人们自然是择近道或便道以行之。从兰州出发至宁夏西海固，其路线犹如一个树枝分开两个树杈，明清之际有“西线”和“北线”两条线路。“西线”是兰州至陕西的驿道，沿定西、巩昌、会宁、青家、静宁、隆德，再进入宁夏西海固各县；“北线”是兰州至宁夏的驿道，根据《甘肃道路交通史》的说法，从兰州到宁夏银川有两条驿道：一条由兰州西北走向，沿甘新驿道至大通驿岔路北行，经三眼井和白墩子，由营盘水入宁夏至银川；另一条由兰州北行经盐场堡、长川子、蔡家河、鹿角岘、玄茂塔、北湾、中河堡、靖远县城、打拉池、黄家洼、屈家河、兴仁堡、白圈子、中宁、吴忠至银川[13]。由此西线大致是经兰州，沿皋兰、白银、靖远和平川区进入宁夏海原。海原地处山区，与甘肃靖远县和平川区接壤，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奏请改盐茶厅为海城县，奏设海城县丞于打拉池，拨靖远县地方归其管辖。[14]打拉池无疑成为沟通海原与靖远的纽带，清朝时打拉池境内的鸡山窝、官园子沙河、赵家崖渠和石桥关等乃是其通过海城之道。海原县历史上不通大道，县境内划修之四条路线之一西线为海靖路，是海原通往靖远一条古道，其间必经打拉池。其实打拉池也是海原通往甘肃兰州的一个交通枢纽，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认为打拉池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我国重要东部汉族儒家文化区、青藏高原文化区、蒙古高原文化区和河湟穆斯林文化区等四大民族文化区的交汇之地，地处河湟民族走廊。[15]笔者同意这种宏观视野下的文化解读，但是将打拉池理解为地处河湟民族走廊（从空间上属于甘青两省）是难以苟同的，因为不管在区域文化特质还是空间范畴上都属于“西河民族走廊”（从空间上属于甘宁两省区）。

　　可见从地理范畴来说，“西河民族走廊”地处于陇中，即祁连山以东、陇山以西、甘南高原和陇南山地以北的甘肃省中部。历史上的陇中实由兰州、白银、天水、定西和临夏平凉之静宁以及宁夏西海固部分县（海原县）等空间构成，在地理形貌来说，“西河民族走廊”处于黄土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中黄土高原”，夹在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中间，如一条绵延曲折的长带，将甘肃省分割为东西两半，走廊以西可称之为“陇西”，走廊以东可称为“陇东”。正是处于黄土高原的地理范畴，这一地带崇山峻岭，大山绵延，在山与山之间，有隘口，形成狭长的隘形，是人们流动的天然通道。同时这一地带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呈现无数的沟、壑、塬、峁、梁、壕、川等地形。其气候属温带半温湿区至温带半干旱区，处于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干旱少雨，环境恶劣。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特征明显。由于长期缺乏植被保护，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此外，自然灾害也较为频繁，如沙尘暴、暴雨、洪水、霜冻、寒潮、冰雹，以及地震、滑坡、崩塌等，当地老百姓深受其苦。张承志对这一地带的自然特征有这样描述，“这片以回族为主要色彩的土地干旱荒瘠。黄土上几乎没有植被，水土流失的严重已经使人们向它要粮的觉醒归于失败了。近年来退耕种草，改农为牧已经成为了政府的国策。这项政策更形象形容着这片黄土山地可怕的自然环境；因为一般说来，要拥有数不清多悠久的艰苦奋斗农耕为本之传统的中国农民放弃犁锄，简直不可思议。”[16]总体来看，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气候恶劣，自然灾害频繁构成了这一走廊地带自然环境的显性特征，素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之称。

　　与其地理空间特征的相对应，“西河民族走廊”在历史人文上更具特色。一是走廊具有鲜明的穆斯林特色。从本源来说，这条走廊的地理特征自古存在，只是随着西北穆斯林族群动态流动实现了走廊的人文化，也赋予了“西河民族走廊”鲜明的穆斯林特色，也就是说，在族群特征上，“西河民族走廊”的流动主体主要是西北内地穆斯林族群，以回族和东乡族为主，这与河湟民族走廊具有民族多元性特征有所不同。二是正是走廊的穆斯林特色，这条走廊的形成时间较晚，大致随着河湟地区成为西北回族文化中心而其作为民族走廊的功能显现，空间上属于张承志称为“回民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西河民族走廊”是“回民黄土高原”文化空间整体得以整合的纽带。三是走廊在特征更具有“文化走廊”的特质，在功能上更多承担的是文化传播的历史事实，以走廊为纽带。必然沟通的是甘宁两个回族亚文化板块的关系。四是走廊位于有名的“胡焕庸线”以西，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或农牧交错地带），也构成了这一地带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从走廊的东端西海固起始，这是我国农耕文明的西部地缘边界，走廊的西端河州地区已毗邻高原游牧区，既是农耕文明在陇中黄土高原的体现，又是两大经济文化类型碰撞与相结合的前沿。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走廊的历史存在？其存在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对于民族走廊形成机理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走廊的存在价值，以及作为西北穆斯林族群，尤其是回族和东乡族在甘宁两省区的流动通道，在客观上起到了甘宁回族文化板块的黏合剂作用，实现了甘宁回族文化的整体性构建，“西河民族走廊”的形成机理除了具备特定的自然（山地地理环境）、历史（长期的人口流动与迁徙）、（边陲地带）、文化（多民族并存和多元文化互动）等环境[17]，其最为本质的原因在于西北回族各亚文化板块如何实现连接与交流的现实诉求。本文使用的是西北回族文化板块，实为西北回族、撒拉族、保安族和东乡族所共有享有的文化体系，从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西北甘青宁穆斯林文化板块。

　　对于回族文化文化板块，有学者依据自然、文化交流、族源、历史、教派、、共同创造文化等7个要素分析了回族地域文化的形成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照地理学科的分区原则，将回族地域文化分成西北、青藏、内蒙古、东北、中原、东南沿海、华中、西南、港澳台、中亚、东南亚等11个回族地域文化一级区。[18]也有学者对于回族文化的板块结构与多元构成，从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其中国内层面包括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地区包括西北地区回族文化板块，以及中原、华北和东北地区回族文化板块、西南地区回族文化板块、中南和东南地区回族文化板块等，少数民族地区又包括海南岛的回族、藏回、蒙回、傣回等；国外层面包括居住在中亚的东干人和东南亚的秦和人和潘泰人等。[19]学者们对中国回族文化板块的分类有其合理性，但存在对回族文化内部各板块的地域文化特质分析尚有不足。西北回族文化板块是回族文化整体的重要构成，形成历史较早，经历先民时期、本土化时期及定型时期等发展过程。从空间范畴来说，包括西北的宁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五省（区），总面积350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40%；从地形来说，主要以黄土高原以及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一部分；从文化板块内的族群来说，有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等多元穆斯林族群，其中回族人口众多，且伊斯兰文化氛围浓厚，具有鲜明的西北地域特色。张承志回民的黄土高原概念准确地概况了西北回族文化板块的人文地理特征：以贫瘠的黄土高原、山地为主的自然地理与以神秘主义教派为典型的人文特质。事实上，西北回族文化板块并不是一个内部完全同质化的区域文化整体，在西北回族文化内部由诸多亚文化板块构成，除了彰显他们作为同质一体的共性外，内部也存在多样性，将西北回族文化板块作层级划分并非易事。笔者尝试从地域文化特质的角度进行分类，有秦陇回族文化板块（陕西关中和甘肃陇东）、宁夏回族文化板块(宁夏西海固、宁夏银南和银北三个亚文化板块)、河湟回族文化板块(地跨甘青两省)、新疆回族文化板块(伊犁回族文化板块和昌吉回族文化板块)等四个亚文化板块，这种分类并不一定合理。笔者这里只是说明一个问题，西北回族文化板块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有着明显的多样性，这些特质明显的亚文化板块是如何在多元化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并最终形成一个同质性较强的区域文化整体？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了解区域文化整体性特质构建的文化机制，即文化的动态性存在使其能够被不同空间的族群所共享，这种动态性建立在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传播的基础上，尤其是在西北回族文化整体中客观存在着一个文化中心，他与周边区域构成了一个文化亲缘关系，而实现文化区域的传播除不可缺少人这一重要的载体，同时人或群体空间流动的通道更是关键，这一通道就是一个民族走廊。西北回族文化中心不仅在历史上存在过，更是在社会历史演变中发生着空间的位移，笔者对此有所研究并指出[20]，由于历史原因，陕西关中自唐宋以来就有大量回族先民定居，历经元明至清朝，关中成为一个穆斯林人口集中聚居的空间，并显示出一定的传统发明能力，其作为西北回族文化中心的地位形成；清朝中后期随着西北回族大起义的爆发，及至战争结束以后，关中地区回族人口损失殆尽，其所扮演西北回族文化中心角色的使命终结。与其同时，在西北河湟地区（甘肃和青海的一部分）穆斯林人口较快增加，在整个西北各地，穆斯林人口规模占到绝对优势。围绕着被张承志称之为的“回民的黄土高原”的回族聚居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河州”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人口较为集中规模较大包括回、东乡、保安和撒拉等多民族混居的“河湟穆斯林聚居区”，并取代“关中穆斯林聚居区”文化中心的位置。其实“河湟穆斯林聚居区”自清初其“文化中心”的位置也开始彰显，只是与当时的“关中穆斯林聚居区”并驾齐驱，其优势性地位并未凸显。自清同治年回民起义失败后，“河湟穆斯林聚居区”的“文化中心”地位空前彰显，其地区传统发明能力增强，文化活力空前释放，对整个西北回族聚居区的文化影响力日益明显。[21]

　　随着西北回族文化中心空间位移河湟地区，在清末和时期，其作为西北回族文化中心的特质日渐显露，一方面其以较强的传统发明能力塑造着西北回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在对周边各亚文化板块的文化影响中引领着西北回族文化的未来走向。在甘肃与青海间以河湟民族走廊为通道实现文化的传播，在甘肃与宁夏间，文化能够被传播，抑或族群得以流动必然存在这一个民族走廊，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民族聚居区可分为六大板块（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和中原区）的分布格局，其连接并成为一个整体是以建立在三大民族走廊（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为纽带[22]。宁夏西海固与河湟地区的文化联系，就要通过一个民族走廊来联结。将这类官方行政区化的空间单位结合成一个文化关系体即王铭铭所提出的“中间圈”。随着西北回族文化中心的时空位移，在文化中心与周边构成的文化传播的关系中，族群流动与文化互动成为常态，甘宁两省（区）间的民族走廊成为两个文化板块的连接纽带。从存在时间上看，这条通道自清中期以来，随着西北回族文化中心的位移最终得以实现，这种文化联系的诉求使得自然通道的人文化成为现实。

　　诚如前面所说，民族走廊的存在与否是以其能否发挥族群文化的历史流动的功能为依据，“西河民族走廊”无疑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尤其是清朝中后期以来，随着河湟地区成为西北回族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在河湟地区与宁夏（主要是西海固）回族地区围绕着文化中心与周边关系构成甘宁回族文化的一体性，那么，从这一文化整体形态形成之初，就已经使得这一民族走廊的功能逐渐得以显现，“西河民族走廊”开始从一条自然地理空间逐渐成为一条甘宁穆斯林与文化流动的历史人文空间，其主要证据有以下三个。

　　经堂教育明朝中后期由“关中穆斯林聚居区”的胡登洲阿訇首创，作为一项历史上回族社会的传统发明，一经创立创建便传至全国各回族地区，形成了回族经堂教育的陕西派、山东派和云南派等地方学派，彰显了“关中穆斯林聚居区”成为西北回族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清同治末年，随着西北回族起义的失败，“关中穆斯林聚居区”经堂教育的中心位置遭到摧毁，西北回族经堂教育的中心开始由关中转移到“河湟穆斯林聚居区”，西北经堂教育的陕派地位式微，继而以河州派的兴起彰显着西北回族经堂教育的历史衍传，“自咸同年间回族失败后，陕西回民多贮足陇东；由此回教文化中心，渐渐西移，集中于导河（河州，笔者注）；甚至于原来之陕西人，亦到导河求学。”[23]自此，河州成为了“中国西北回教圣地”，尤其是其经堂教育的空间繁盛使河州成为西北回民“学术思想的中心”，更成为西北回民求学问道的一方热土。近代以来，宁夏西海固回民负笈游学河州者代不乏人，他们沿着“西河民族走廊”从西海固到达河州，也有的会继续前行至青海西宁，他们在河湟地区求学，一方面使宁夏西海固经学人才辈出，另一方面将经堂教育的河州学派传至宁夏西海固，至今宁夏西海固回族经堂教育带有浓厚的河州学派特色。

　　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产物，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内部的传统发明，其最早源起于“河湟穆斯林聚居区”，并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以较强的衍生能力，在内部革新中形成四大教派（格迪目、伊赫瓦尼、西道堂、赛莱菲耶）和四大门宦（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库布林耶）的多元教派格局，其中西北伊斯兰教的四大教派、四大门宦及其22个分支大多源自河州，教派门宦中的许多创始人不仅大多出自河州，即使是创自河州以外的门宦分支其创始人也不乏在河州有传教的事实[24]。这些新教派在河湟地区一经产生，便会竭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实现其在不同穆斯林地区的传播，甘、青、宁、新等地的教派门宦绝大多数与河州有着文化“亲缘关系”，宁夏西海固现有三大门宦（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二大教派（伊赫瓦尼和赛莱非耶）的伊斯兰教教派格局，绝大多数都与河湟地区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而教派门宦的传播势必以人（经学人才或传教者）为载体，并经由一定的通道而实现空间的传播，这其中“西河民族走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沿着这条走廊，源起于河湟地区的多元教派门宦最终传播并根植于西海固。

　　以上是对“西河民族走廊”概念及特质的粗浅理解，笔者并非意在概念上标新立异，只在寻求一种理解多民族与文化空间交流互动的范式，在此基础上对走廊文化的多元性特质进行探讨，并以个案形式为走廊文化的多元性提供历史与现实依据。为此本文尝试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西河民族走廊”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遗存，是甘宁两省穆斯林群体流动与文化交流的见证；二是西河穆斯林民族走廊在沟通甘宁同时，与甘青河湟民族走廊相交接，形成一条贯穿甘青宁穆斯林的“文化走廊”；三是“西河民族走廊”具有较强的穆斯林特色，其历史上的民族流动与文化传播载体主要是穆斯林群体，尤以回族和东乡族为主，这与河湟民族走廊的多元民族特性有所不同。总之，“西河民族走廊”的历史存在，不仅沟通了甘宁青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交流，也对西北回族文化板块的整体性凝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