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实践中的交流对话与经验分享（一）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持续半年的征稿，大会共计收到论文摘要110篇，经馆内外专家严格评审，遴选出50篇优秀论文与会发表。无论是在论文数量上，还是在研究质量上，本届研讨会均有了新的突破和提升。在此基础上，两场主题演讲与评议、十场分组讨论、青年策展人项目成果发布与评选等活动同步举办。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在主持中表示，过去两年，更多的国内学者和博物馆从业人员自觉地用人类学的理念、观点和视野，关照博物馆在当前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探索价值的理论议题，从而丰富了中国博物馆研究的理论。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已凸显其开创性历史和品牌意义，昭示其作为全国性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平台的重要作用。开展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是中国民族类博物馆自身性质和方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同类博物馆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和一系列业务难题的良好科学工具。

　　开幕致辞中，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指出，在2017年首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的基础上，本届研讨会的主题寄托着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理解，以期通过进一步搭建各博物馆工作者之间、各学科之间交流实践，分享经验，进行对话的平台。更希望通过深入的沟通，促进新时代中国博物馆主动融入社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此次研讨会不仅有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还有入围中国民族博物馆青年策展人课题的青年学生们，这也代表着博物馆事业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显”和“隐”这两个字可以说明，人类学研究和博物馆展览以及其他文化展示活动的本质特征，它们构成的一个对反的、相辅相成的意象。王铭铭从古文字学的释义切入，阐释了人类学民族志工作中所指的显与隐，以神堂为例讨论了“文化空间”承载的“显”与“隐”，进而引申出博物馆作为文化展示空间的思考。

　　他以节庆为例子，借助自己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献祭现象，来阐释“显”与“隐”之间的关系。我们能摆脱献祭逻辑吗？他认为文化展示的现代形态，如现代神堂博物馆、戏院、影院（去神堂化），现代节庆如国庆与旅游节假日（常规化、乏味化），所展示的世俗主义和自然主义宇宙观中，最重要的特点是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实现，人和世界必须完全分离，人的文化才是精神性的，使得我们所看到的祭祀活动被压抑，转化为历史阶段和分类系统的证据。

　　人与自然分离的自然主义宇宙观实现了现代文化展示方式的“去神圣性”，物成为历史阶段和分类系统的证据，也使得“显”与“隐”相对的分离。我们需要反思消除神圣性，展示的事物是否真的有效力。为此，他指出应该“有自信地”在博物馆和其他展示空间中使用献祭的逻辑，创造神堂般的“博物馆”，再现“活生生”的文化，使“显”和“隐”有效的结合。

　　潘守永指出，博物馆有三种形态：一种是作为物理形态的博物馆，二是作为内容形态的博物馆，三是组织形态的博物馆。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博物馆人类学的学术边界、问题意识及其背后的理论的、思想的根基，需要建立批判博物馆学。

　　批判博物馆学和批判遗产研究，潘守永从本体论、表征论与实践论三个层面进行阐述。相较于遗产本体（theories in heritage）和遗产表征（theories of heritage）的两类研究取向，遗产实践、过程和情感研究（theories for heritage），更关注遗产、博物馆与社会及个体的关联，因遗产表征研究所无法回应的诸多问题——经济权力、文化差异、指称和身份认同的语义链、意义创造的语言结构。换言之，上述问题的实质是追问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认为，这种概念的提出旨在用诸多学科理论及其理论介入的各自广度和目的范畴，将它们适用于恰当语境，通过历时性分析遗产本体、遗产表征、遗产行为过程，来颠覆遗产是什么或遗产可能是什么的论点。

　　现如今，博物馆跨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在全球化进程中，更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如何更深入了解anthropology，以及人类学家如何通过文化为博物馆补充不同文化的观点，充分发挥对文化最本质性的、强烈的认识。因此，什么是博物馆人类学的根基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今年京都大会中，国际博协特别全体大会表决同意延迟对“新的博物馆定义”进行投票为切入点，他认为，博物馆定义的困境来自于博物馆研究的多样化，专业、族群多样化中隐藏了文化社会的不同概念，看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球化议题。

　　收藏、展示、教育、治理，以及社会文化相关性，作为博物馆的五项实践，均与社会互动性较大，而这其中也能看到在研究文化遗产时，这些议题的重要性，更进一步与人类学相关联。博物馆人类学的根基应该是探索文化如何构建博物馆，人类学在重视对文化的理解的同时，以此理解博物馆到底是什么。因此，在研究博物馆时不能脱离人类学基本的方，需要将所研究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置于一个脉络里面。同时文化脉络里面的几个互相牵连的体系，也必须要细细地掌握。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Michael Rowlands结合自身学术背景和西方理论观点，对上述三位教授的主题演讲进行了评议。主题演讲与评议结束后，现场来宾就演讲内容、自身工作实践中的疑问、博物馆人类学的理论概念等问题向在座专家进行提问。

　　随后，十场分组讨论围绕研讨会主题进行发言。弘博网选取了部分分组讨论的内容，以期通过这种方式为大家带来最新研究理论、案例的分享与交流。

　　展演、表征与文化的博物馆化下，究竟该如何思考人与物关系？在这一分组讨论中，五位学者基于自身实践与研究，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张晖介绍了波士顿独立战争“历史再现”的表现，这一兼具游戏感、剧场性与公共历史担当的自组织社群，构成了波士顿众多历史展览空间中的一种身体性“铭记”。他借助相关概念和理念，讨论其如何作为一种具有“异质性”的历史叙事方式，并认为这种对话方式对构建城市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青海民族大学民社院副教授陈乃华深入调研热贡艺术画院，简略归纳了近十年热贡艺术的变化特征，认为其经历了一个转换过程：从佛祖“身语意”的宗教圣物到成为资本化的生产品，再从文化展演中的“民族艺术”到“世界文化遗产”的新角色。近期诸多热贡画院甚至承担了“博物馆”的展览与教育性质，这也让她思考这种变化所反映出的人与物的关系，以及“热贡艺术”如何进行下一步尝试。

　　基于对贵州省D县的调查，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满珂发现把当地文化典型化、鲜明、特征化以吸引文化消费是当地政府面临的普遍性任务。她也提出在中国旅游背景下，族群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怎样的影响需要深思。

　　来自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德明礼在对青岛大鲍岛进行深入田野调查后，认为这一区域旧城改造经历了从棚户区到文化遗产、庭院式的方向发展。由于缺乏整改目标、身份打造以及思考为谁改造，此次旧城改造是失败的。但他也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未改造完成，得以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可以用于文化展示。

　　寺院同样承载着“博物馆”的收藏功能，但随着功能单一化发展，收藏功能似乎日渐弱化。寺院该如何处理寺内的珍宝？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何贝莉以桑耶寺的珍宝馆和红科寺的禅堂殿为例，探究寺院博物馆如何形成，并会对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跨界、接触、对话”这一议题中，如何对话传统与现代，连接过去与未来，传达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讨论的重点。基于实践，中央美术学院博士、民族服饰博物馆馆员胡小妹提出了将民族服饰与时尚相结合的策展方式。她通过一些实践案例来探讨关于民族服饰全新的时尚策展方式，第一是对民族服饰本身进行诠释，第二是对民族服饰的内涵进行全新角度的延伸，并通过再设计的方式对展览内容进行设计。

　　同样在中国民族博物馆中，这种策展方式也已有尝试。以“传统@现代，民族服饰旧裳新尚”为例，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吴洁探讨了当下博物馆如何以物为渠道，建构并呈现关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并寻找将观念、设计、物的知识融入展陈叙事的可能性。随着不断巡展的过程中，通过研究、与不同类型观众互动，对展览概念的理解和诠释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让展览不断变化，体现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对话方式。

　　上海纺织博物馆副馆长贾一亮通过在上海纺织博物馆的教学案例，探讨青少年美育实践中的困境与出路。她提到在展览设计中融入“社会美”，突破传统展览展示方式，同时助推同类展览向更多层次更丰富的审美趣味发展。

　　图书作为一种知识的载体，如何深度挖掘利用博物馆文化资源，进行大众向传播，来自北京忆空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黄夷白，通过对民族文化相关少儿图书的分析，探讨这一途径对于民族博物馆文化传播、公共教育的意义。

　　国家政策的支持，为博物馆文创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党琼立足于博物馆文创产业政策的发展与转型轨迹，旨在从治理的视角诠释不同时期博物馆文创产业政策的治理逻辑及变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