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本质和新特点

　　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社会运动。步入5G、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时代，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网络民粹主义成为当下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当前，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应深入理解民粹主义的本质，准确把握网络民粹主义新的表现形式，动态观察网络民粹主义的新特点，进一步增强战略定力、风险识别能力，进一步壮大主流思想，有效应对、疏导极端民粹主义倾向，确保在多重风险挑战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战略定力，立于主动、行稳致远。

　　贾立政，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研究方向为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陈璐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编辑，博士。研究方向为互联网治理、网络传播。

　　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社会运动。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滋长、蔓延，与之相关联的极化、保护主义等趋势愈发显著。尤其是步入5G、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时代，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网络民粹主义成为当下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甚而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之一，也成为国内社会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观念现象。本质与特征相辅相成，本质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征是本质的呈现。民粹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一本质的稳定性如何，即互联网时代民粹主义的本质改变了吗？随着科技进步、时代发展、认知提升，当前网络民粹主义具备哪些新的特征？深入研究民粹主义的本质及其新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一的正确认知，从而有效防范其对我国发展造成的潜在风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声称代表，以反对精英、反对建制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和社会运动，在世界舞台时起时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环境及不同技术背景下，民粹主义呈现不同的特征，但其核心要素始终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与其他可以称之为“主义”的思想、相比，民粹主义从未形成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抗争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民粹主义内含的追求平等、公平正义、反抗压迫等正面的价值诉求和心理愿望，总是以情绪性的方式隐含在某些特定的理论、主义或其他貌似理性的言说中，[1]并成为各种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深刻的文化基础。

　　民粹主义是一种。作为思维意识的社会与社会矛盾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的必然反映，后者是前者产生的现实土壤。社会矛盾是社会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民粹主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具有必然性，社会矛盾激化将导致民粹主义情绪迅速高涨。恩格斯曾指出，“任何地方发生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2]“当社会矛盾丛生、危机四伏时，民粹主义表现出性，因而备受群众拥护。”[3]如果民众的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需求均能得到满足，粹主义出现的概率很低。相反，当底层民众在社会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时，一旦有外部因素介入，这种相对剥夺感将对民众的认同和态度造成影响，就可能爆发兼具道义性和性的民粹主义运动。“只要存在相当数量的公民对现实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失望，民粹主义便获得了生长的必要条件。”[4]

　　民粹主义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在“集体潜意识”机制作用下，民粹主义者通过“贴标签”“扣帽子”式的语言，批判和否定一切，但却拿不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案，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社会徒劳无益。民粹主义者将所有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均归结为体制问题，认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侵占了本应属于他们的资源，因而将体制视为其破坏对象。民粹主义者的言论和行为表现出极强的抗争性却缺乏理性，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常常从经验和情感出发，以激烈的言辞吸引关注，以抽象的认识取代客观的实践，因而总是停留在问题的表象，难以对事件或现象的本质作出正确判断，也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民粹主义者面对问题和挑战的底层逻辑是建构出“人民”和“敌人”的二元对立，将问题归咎于各种类型的敌人，一切失败都源于敌人的破坏，而敌人既可以是社会精英，也可以是罪犯、外国人等群体，国内外的敌人总是源源不断的。[5]这种二分法既塑造了身份认同，也明确了斗争对象。

　　民粹主义是多数主义的绝对化。民粹主义以“人多即合理”的主观原则取代科学的实践论证，将“民”在数量上的优势视作一切权力的合法来源和价值评判标准，而忽视了多数人的意见是否真正合理、是否真正科学，忽视了法治与程序正义。“因为其数量众多，一旦亮明身份，他们就被赋予更大的合法性，并且为之提供了一批潜在的支持者，一旦获胜，他们就可以压倒一切反对势力。”[6]可见，“民”对于民粹主义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数量上，在多数的名义下甚至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即便数量众多且拥有相似的不满情绪，囿于群体思维和群体能力的局限性，民众也很难将这种自发情绪提升到自觉意识水平，无法形成具体的诉求。精英却具有这种决定性的动机与能力，他们能够从民众的情绪中提炼出明确的观点和诉求，从而成为民粹主义的话语建构主体。个别精英对民众的组织与动员，正是建立在多数主义的绝对化这一非理性社会心理基础之上，他们将一定数量的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满情绪作为一种资源，进行提取和转化，形成对现行体制的强大冲击。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奉多数为至上的背后是少数精英的设计和动员。尽管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在价值理念和诉求上呈现鲜明的对立，但实质上二者却是矛盾统一体且存在相互叠加的部分。一定意义上讲，部分民粹主义观点是由个别精英总结提炼的，民粹主义行动也是由个别精英点燃和推动的。

　　民粹主义反对多元价值。民粹主义者宣称，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从而剥夺了持不同意见的人的“人民”资格。民粹主义者的核心任务是构建一个“中心地带”（Heartland）[7]，将“人民”视为中心地带的核心，将非民粹主义者视为中心地带以外的人，甚至将对手视为“人民的敌人”，同时寻求将他们完全排斥在外。民粹主义者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意味着其对社会多元性的否定，也导致其必然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因此，民粹主义是某种形式上的排他性身份。

　　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由于民粹主义者无法将认识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视野，故而难以以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以致常常消极地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内，以情绪对抗事实，对不同的观点充耳不闻，从而呈现“自说自话”的状态。由于常常处于群体的状态下，民粹主义者的信息处理能力受到限制，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处于失真的状态，且在价值判断上容易陷入善恶、美丑的二元对立，进而塑造出自我神话和妖魔化他者的话语，并最终滑向群体极化，让原本合理的利益诉求变成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极端情绪宣泄。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互联网及其新业态不仅成为社会连接的基础工程，而且快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改变着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甚至形成现实社会、虚拟社会等社会形态，“元宇宙”场景正日益融入我们的生活，“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8]。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推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质的飞跃，与社会快速转型相伴而生的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关系调整及社会心态变化，为民粹主义的再次兴起提供了现实基础。借助互联网的技术加持，民粹主义发展演变为网络民粹主义，以抗争性、暴力性语言、极端化情绪为主要形态。民粹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真正改变的是其表现形态和演进趋势，原因在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兴技术对社会交往的多重赋能，推动民粹主义的表达途径更多元、存在形式更隐蔽、行动方式更激进。

　　从街头到抗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和互联网平台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海量普通民众涌入公共领域，开始围绕各种公共事件发表意见。在“后”时代信息过载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对信息真实性的关注度不高，网民参与的极易被信息承载的负面情绪瞬间“点燃”。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不满者遇到了不满者”[9]，当现实生活中的“不满者”在互联网空间相遇，因相同、相似的际遇或心理状态，彼此形成了无原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常常在具体的社会热点事件讨论中引发民粹化的抗争。有研究指出，底层群体正以愈加成规模的表达声量和行动力，影响网络走势及其背后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在持续演进并重构的过程中，底层群体成为影响网络空间权力结构、力量格局、价值取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10]一旦网络空间出现对弱势群体不公正的相关议题，网民即可能受到刺激并以激进的抗争形态爆发。网络的参与成本很低，者不必再走上街头，而是仅敲击键盘即可表达诉求、宣泄不满，通过网络同样能够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压力。

　　匿名者狂欢与话语暴力。离开法治规范和具有约束力的习俗，人们恶的、非理性的、粗暴的一面便会释放出来。匿名的网络表达让人们脱离了现实社会中的身份角色，使其隐藏在虚拟身份背后的行为摆脱了传统习俗和法治规范的束缚，从而导致在公共事件的网络讨论中常常充斥着非理性表达和话语暴力。虚拟身份下的非理性表达提高了民粹化情绪的感染力，在情绪高涨的网络民粹化氛围中，人们常常感受到一种出自自我本能的冲动力量，因此无节制的发泄成为一种特殊的舆情现象。在前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作为把关人会过滤掉那些情绪宣泄和煽动性内容，但互联网平台并不能有效限制各种虚假信息、非理性表达和网络暴力内容的传播[11]。

　　互联网空间中源源不断的公共事件，一次次成为网络民粹主义的触发器。资产阶级精英总是擅于发挥社交媒体的优势，在“合适”的舆情事件发酵中将积蓄已久的公众情绪引向极化的一端。他们一般会选择对现实生活中拥有群众基础的网络议题加以建构，捕捉细节、整理信息、传播观念。而缺乏能力和渠道去了解的人们，往往会依据网络上流传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跟随发表各种未必理性的言论，从而形成信息流瀑。由此，民粹主义者将具体事件中个别当事人的诉求转化为集体或公共，借助多数人的意见形成话语权力，对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施加压力，企图超越正常司法、行政程序，以“人民审判”的形式立即解决当下的问题。在社会热点事件讨论中表现出极高热情的网民，其自身利益往往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在讨论中标榜公正立场，隐藏自己的不满与怨恨，看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却撕裂社会共识，推动形成多数人。一旦网络成功干预了现实，则可能形成一种以网络对抗程序正义的策略，让人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网络“闹大”可以解决任何矛盾。这种裹挟、制造的做法严重冲击了法治社会建设的底线。

　　封闭的思想与群体极化。民粹主义是一种群体心理的反映。民粹主义群体的凝聚力来源于相似的情绪、认知和价值，依附于开放流动的热点议题，其成员关系可以是松散而无组织性的。传统社会的群体基于地缘聚集，互联网则为具有相同价值和兴趣偏好的个体提供了跨越地理阻隔而集结的空间，社交应用及平台为志同道合者提供了交流的工具，促进协商型群体的形成。群体成员谈论相同的问题，发泄相似的不满情绪，满足自身对“抗拒性认同”的需要，不断巩固群体共识。因此，与成员关系相对稳定的地缘社群相比，网络群体成员在思想观念上具有更强的同质性，更容易产生相同的情绪并相互感染。

　　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人们理性思考并深入认识事物本质。网络群体内部观点的同质化，会让人们越来越无法接受不同的意见，甚至主动屏蔽一切不符合心理预期的观点。“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12]不同网络群体之间缺乏信任，拒绝理性沟通与对话，使得群体的价值主张在其群体内部不断被巩固，群体之间的边界越来越分明，进而导致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处于非融合状态，社会文化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社会共识逐步走向割裂。群体成员封闭的思想使其行为走向极端和非理性，当极化的群体受到某一热点刺激时，极易演变为民粹主义。

　　由此可见，在互联网时代，民粹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技术赋能推动民粹主义呈现出新形态：互联网应用为人们提供了便捷且多元的发声方式，借助公共事件渲染对立情绪、进行抗争成为民粹主义全新的形式；互联网空间的匿名发言则让人们摆脱身份束缚，加入非理性表达的狂欢，推动形成多数人；互联网平台为具有相同价值和偏好的人群提供了交流的场所，也加剧了群体极化，使得被裹挟其中的人们更加不愿接受多元价值。

　　当前，西方国家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运行机制失调、移民涌入打破原有社会结构等矛盾日益凸显，民粹主义呈现崛起态势。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性事件，民粹主义已成为当今美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新技术和产业变革等背景的交互叠加之下，民粹主义呈现一系列新特点。我国已步入新发展阶段，迈向伟大复兴新的征程，同时国际国内风险挑战、不确定性增多，对政策研究、制定、执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尤其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战略定力，提升在复杂网络环境中迅速识别民粹主义并作出及时应对的能力。

　　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推动社会情绪的民粹化。网络民粹主义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民众与精英、大众与政府这些原本盘根错节的现实被截然分割开”[13]。这种叙事框架可以被带入大量社会热点事件，让人们习惯于以“非黑即白”的对峙思维来看待所有事件，使得对政府及精英的不信任等“民粹式”思维方式深入人心，进而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信任危机，激化阶层对立的社会情绪。社交平台为民粹化社会情绪的蔓延提供了载体，引发了网络表达的民粹化倾向。在社会热点事件讨论中，部分网民通过编造情节曲折的故事，让围观群众信以为真，掉进民粹主义的叙事陷阱。编造故事的人并不一定想要操纵，无非是希望将自己胸中淤积的情绪借机发泄出来，但这种民粹化的叙事逻辑恰恰迎合了部分网民的心理需求。当人们将所有事情都嵌套入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中，可能会把所有挫折与失败都归咎于外部世界，导致其对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的无力感油然而生，而对外部世界的不满和敌意不断增强。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两种极端结果：一是产生彻底妥协、放弃奋斗的“躺平”心态；二是采取破罐破摔、报复社会的暴力行动。必须深刻认识到，二元对立逻辑下的民粹主义现象是许多“个体”（即“私”）的汇聚，但其主张既不是也决不能被等同为“总体”（即“公”）。无论决策、施政，我们都要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始终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为奋斗目标，始终保持清晰认识、冷静头脑，避免被民粹化情绪裹挟。

　　线上线下联动使民粹主义影响范围更加广泛。网络民粹主义不仅在网络空间活跃，而且最终在条件成熟时会走向现实。[14]互联网突破了社会关系对时空的依附，建立了人与人之间新的连接方式，使得公共事件能够在网络空间中迅速发酵。互联网平台基于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在组织群众、传播观点、交流互动、社会动员等方面具备优势。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其影响范围，社会热点事件成为诱发网络民粹主义情绪的“靶点”，但民粹主义者并不会满足于提高点击量、转载量等网络数据，其最终目的仍是要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互联网平台只是他们进行社会动员的场所。尤其是受到反映具体矛盾的热点事件刺激时，网络民粹主义可能爆发出强大的街头行动力，线上舆情可能迅速转化为线下行动，继而形成线上组织动员与线下活动相联动的局面，造成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和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就不乏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境内外敌对势力煽动香港民粹主义，发动反基本法、反“一国两制”的活动，其中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为激进情绪的产生扩散、集会运动的组织动员中提供了场所，推动了事件的扩大升级，甚至推动其演化为极端暴力行动。必须深刻认识到，“阿拉伯之春”等灾难、，始终是西方某些人心目中“美丽的风景线”，始终是西方势力最希望，也一直极力推动在中国复制、上演的景象。西方势力通过别有用心的“议题设置”推波助澜，造成线上线下联动的民粹主义蔓延、扩大，并将其作为一种选项和手段，始终置于“武器库”“工具箱”之中。我们应进一步增强治理能力尤其是互联网治理能力，不忽视多元利益诉求，不回避复杂社会问题，维护创新、开放、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环境，同时对具有线上线下联动特点的极端民粹现象予以及时管控、有效规制。

　　民粹主义成为西方一些政客攫取权力的工具。作为一种策略，民粹主义善于通过煽动和欺骗民众来获取支持，其手段极端且容易产生较大消极影响。随着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再度兴起，一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要么竞相参与权力的争夺，要么已经是政府的一部分了”[15]。今天，民粹主义甚至成为西方一些虚伪的家无限操纵平民、攫取权力的工具。他们以“改变”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与民众联系，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政客或充分运用沟通技巧，通过社交平台广泛动员民众；或反对建制派精英的政策主张，进而否认代议的代表性权力。英国极端右翼政党在欧债危机、欧洲议会选举、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中，不断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情绪。以维护民族传统、反移民、反高失业率等为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成为了这些政党不断扩大影响的重要工具。[16]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以煽动民粹主义作为攫取政权工具的西方政客，所为皆为一己之私，心中绝无国家公器，更不可能抛却自身利益进行为民众根本利益、为国家长远前景服务的战略考量，这些政客的得势，以及作为连锁反应的政策混乱、失序，最终伤害的是其所在国家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我们应以此为镜鉴，进一步增强战略定力，进一步强化历史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在多重风险挑战中确保决策科学性、连续性，确保国家发展行稳致远，这既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历史经验，更是我们今天应对大国激烈竞争的巨大优势。

　　民粹主义日益呈现与其他社会合流态势。作为一种社会，民粹主义不具备独立的理论体系，在内容上呈现“空心化”状态，被称作“核心稀薄的意识形态”[17]。为填补核心价值的空缺，民粹主义常常依附于其他立场或社会意识之上，这种依附性使民粹主义可以被任何一种社会利用为社会动员的工具。因此，民粹主义极易与其他社会合流，持续形成并渲染高昂的社会情绪。这种合流现象具有较强的情绪化倾向，容易导致社会向极端化方向发展。[18]当前，以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最为典型。“所有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一种民族民粹主义。”[19]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或民族遭遇外部威胁时，民粹主义常常以极端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后往往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他们打着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旗号，更容易得到公众认同，能够迅速形成较大的社会与势能。必须深刻认识到，一旦被极端民粹主义所裹挟，民族主义就将失去其凝心聚力的积极作用，转而成为撕裂共识、扰乱秩序、影响社会价值观念的消极甚至危险力量，而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这种状况往往更可能在作为公品的主流思想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引导不力的环境下产生。我们应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尤其在涉及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敏感问题上及时正本清源、解疑释惑，对可能为极端民粹所裹挟的热点事件、主要观点、典型群体等进行及时引导。

　　作为社会的民粹主义，其渊源可追溯至数百年前，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有许多新演化新特点新趋势。民粹主义现象是许多“个体”（即“私”）的汇聚，但既不是也决不能被等同为“总体”（即“公”）；民粹主义倾向可能在某一时刻、某一事件上呈现“大行其道”之势，但绝无“人间正道”之实；民粹主义所反映的主张在特定语境下可能折射特定个体、群体的特定诉求，但无论面对多么汹涌、多么剧烈的民粹主义现象，也绝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应正视民粹主义尤其是网络民粹主义现象产生的根源，找到深层次问题，但绝不能被民粹主义所裹挟甚至左右，以致造成决策上的偏差、失序。今天，我们党已经走过百年光辉奋斗历程，正带领广大人民继续开创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开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科学社会主义无比光明的发展前景。应对激烈大国竞争、复杂外部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重风险挑战，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优势、制度优势，增强战略定力，确保头脑清醒，有效应对民粹主义现象，有力规制极端民粹化倾向，让“中国号”巨轮在壮阔航程中驾驭惊涛骇浪、不断劈波斩浪，始终保持正确航向。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新时代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MZD032）

　　[3][6][7]［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4、128～133页。

　　[5]［德］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钱静远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10]郑雯、施畅、桂勇：《“底层主体性时代”：理解中国网络空间的新视域》，《新闻大学》，2021年第10期。

　　[11]这背后的原因既包括社交平台本身欠缺内容把关经验，把关能力不足；也包括平台出于自身流量经济需要或受到资本操控而故意放纵极端化表达泛滥；此外，内容审核机制的建立和审核技术的提升需要投入成本，平台也会优先考虑成本效益。

　　[12]［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13]李良荣、徐晓东：《互联网与民粹主义流行新传播系列研究之三》，《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

　　[15]［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马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前言第1页。

　　[16]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孕育、生成与有效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