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评论：何建明上海书写的文化意义

　　上海书写是何建明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创获,他跳出传统上海书写的模式和套路,对上海壮烈的红色史、辉煌的改革开放史和惊心动魄的庚子战疫进行集中表述和深度呈现。其壮丽的史诗书写在重塑新时代上海文化精神的同时,也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生动回答了中国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中国梦为什么一定能实现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正如大家都注意到的，上海成为何建明近年来文学版图中的一大亮点。《者》《浦东史诗》《第一时间》《上海表情》四部作品，从讴歌中国党在上海诞生后的早期者为了理想信念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到浓墨重彩书写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窗口”“前沿”的建设者们的拼搏进取，再到今天抗疫一线，上海所展示的城市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高度现代化，何建明的上海书写可谓近百年间上海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文学史志，其思想穿透力、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金声玉振、气韵丰足。赏读其作品，恢宏浩荡处如大风起兮云飞扬，婉转细腻处如二月春风轻拂面，充分彰显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和艺术魅力。

　　“上海书写并不等于上海题材的文学创作，而是在上海题材的基础上，浇注进书写者对上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而上海在上海书写中既是一个背景，又不只是一个背景——它也是参与作品成立的一个重要角色。”显然，上海书写不仅关乎上海的文化身份建构，更是写作者对上海的文化认同和情感投射。在“我为什么写上海?”的专题发言中，何建明说：“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的形态和百姓的活方式早已发生了深刻巨变，然而我们文学界对城市的认识和书写，没有根本改变。拿上海来说，文学仍然沉浸在老一代作家对城市的认识，视觉点和笔触点，基本一直停留在‘风花雪月’‘弄堂阁楼’等小资情调和市井生活之上。这些毫无疑问是上海独有的东西。然而，今天的上海主体生活和主色调绝对不再是风花雪月、弄堂阁楼，而是五彩缤纷、风起云动、大气磅礴、高楼大厦……而且上海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上海本身的事，牵动着中国的全身、影响着世界的神经。”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何建明认为，当今上海的文学书写也必须随之改变，必须跳出“风花雪月”“弄堂阁楼”的旧模式，全力以赴拥抱火热的当下，书写五彩缤纷、大气磅礴、日新月异的新上海，这是当代作家上海书写的根本任务和方向。

　　确实，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乡大地的巨大变革令世界瞩目，城市形态和生活方式早已今非昔比，今日上海之主体生活和主色调绝非“风花雪月”“弄堂阁楼”的市井日常所能涵盖，如固守“风花雪月”“弄堂阁楼”的旧模式，不仅不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反而会远远满后于时代，成为时代发展的绊脚石，遗憾的是，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基本上还停留在“风花雪月”“弄堂阁楼”之类的小资情调和并市生活上，这样的上海书写与今日之上海现实社会生活难以形成深切呼应，文学之于现实的表现力、介入力和影响力难免日渐式微，越来越成为圈子内的自言自语和象牙塔中的自娱自乐。基于对这种文学症候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警惕，何建明的上海书写力图寻找新路径，开辟新空间，讲述新故事，塑造新人物，表达新精神，总之，他要跳出上海书写的模式和套路，建构一个“新上海”，这个“新上海”不仅“新”在城市的物质形态，更“新”在城市的精神品格，他要通过他的上海书写为上海重新“定义”和“命名”。

　　红色上海是何建明上海书写的重要维度，是他通过文学书写赋予上海的一种重要文化身份。在中国历史中，上海作为中国党的诞生地和早期机关所在地，是名副其实的早期中心，同时，上海还是与南京政府作严酷斗争的江苏省委所在地。因其地位特殊、意义重大，白色恐怖下牺牲的者难以计数，仅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座烈士纪念馆展示的就有约3000位先烈的事迹。上海作为建党的历史起点和早期活动中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圣地，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然而，表现上海历史的文学作品却乏善可陈。1927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蒋光慈先生为纪念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而创作的中篇小说《短裤党》，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表现中国党领导工人武装斗争的小说。借助社会的热情推动，《短裤党》表现了工人阶级高涨的和领袖坚定的意志，具备文学所追求的“武器的文学”的基本特质，但作品在情节设置、结构安排、人物塑造、语言表达等诸多方面的潦草、粗糙、矛盾、生硬之处比比皆是，自作品面世之时就广受诟病，连作家自己也说：“写完了之后，自己读了两遍，觉得有许多地方缺乏所谓‘小说味’，当免不了粗糙之讥。”此后，题旨简单、人物扁平、技术笨拙、说教化、脸谱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等弊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叙事中，“”与“文学”的性关系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顽疾。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标杆城市，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上海书写的当然题旨，这种题旨的表达与上海红色叙事具有无法割断的历史关联，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于伶的《不夜城》，熊佛西的《上海滩的春天》、徐昌霖、羽山的《春风化雨》以及1959年出版的《上海十年文学选集诗选》、1980年出版的多人诗歌选集《啊，黄浦江》等，这些件品都涉及城市历史的“左翼起源”，虽然这些作品中的红色叙事旨在确立“上海城市历史的‘左翼’性质”，强化上海历史的“红色血统”，彰显城市属性的特质，然而，“由于‘左翼’政冶叙述在文本结构上一直与资本经营活动的情节游离，不免有概念化图解之嫌。”而且，“左翼史的终极指向，是为了表达新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也即是说，“十七年”时期，上海文学中的“叙事”往往游离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工业化生产这一叙事的核心要旨，成为一种生硬嵌入的情节安排，虽然符合正确的意识形态要求，但却破坏了艺术的圆融和自洽，再次落入模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窠臼，无法形成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难以与接受者产生深刻的思想共振和情感共鸣，借助文学确证上海红色血统和身份的意识形态诉求难免被悬置或虚化。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心，GDP焦虑成为时代情绪，消费时代悄然来临，文学随之步入了美国后殖民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所说的后时代。作家们急于“告别”，极力拉开与政党的距离，庄严崇高的叙事沦为羞于见人的“丑媳妇”。“叙事既是关于的叙事，也是化的叙事，也就是为提供合法性、正当性的叙事，而后时期的叙事则不同，无论在价值立场还是叙事方式上，它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反思、修正、重新定义，甚或否定、消费、戏说的特点。”这在新历史小说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新历史小说遵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回避正面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热衷于书写土匪、帮会、侠客、士绅、传教士、妓女等边缘人群在大潮中的爱恨情仇、命运纠葛，在重写史的过程中放逐了，解构了既往的历史和“大写”的英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书写基本上抛弃了叙事，居于中心和主流地位的是“上海”，甚至成为重塑上海的一种文化策略。“九十年代的‘上海’带动了上海大规模的街区改造，各种以为营销手段的消费场所开始流行……借助‘’赋予城市独特的性格和文化内涵，通过记忆，对其进行想象和规划。”需要引起关注和思考的是“上海”的前提是“告别”，本质上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帝国殖民时代上海往昔风流和畸形繁华的怀想与礼赞，是对“华人如狗不得入内”屈辱历史的遗忘和无视。“‘上海租界’这段曾经苦涩的记忆转化成为消费主义上海的一种时髦，一种引以为荣的文化符号和资源。”

　　厘清了上海书写中叙事的历史与现状，再来反观何建明的上海叙事，才更能彰显其卓越和不凡、价值与意义。2020年党的生日前夕，何建明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者》出版，作品带领读者重返者的精神世界，瞻仰在激流中绽放的青春之花和者用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在为者“塑像”“立碑”的同时，对上海悲壮、宏阔的历史也进行了纵横捭阖、取精用宏的梳理和描述，从历史深度和时代广度两个方面对上海文化进行集中表述和深度呈现，充分体现出上海红色文化的厚重、博大和深广。

　　一方面，何建明用“闪耀着党人党性和人性光芒的叙事来讲述那段岁月”，以饱含的笔触，再现了中国党早期斗争历史，塑造了血肉丰满、英勇伟大的者群像，彰显了党人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伟大精神，诠释了党史的深刻内涵。作品既高扬了经典叙事的崇高美学和英雄书写，又避免了传统叙事的粗糙化、脸谱化、标语口号化等痼疾，严谨的历史性叙事与逼真的文学性叙事相辅相成，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审美性相融相生，“史”与“诗”高度融合，正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长白烨所言：“《者》以文学为壳，以党史为核……把者写真了、写活了，写出了他们与坚定的党性水融的光辉人性，与融会一体的儿女柔情。历史的现场感与人物的命运感，使得人们有身临其境的在场感，斗争的惨烈性与的悲壮性，更使人读来惊心动魄。”不仅为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借鉴和启发意义，也为文学如何讲述提供了借鉴和启发意义。

　　另一方面，《者》以上海为中心讲述中国党早期史，上海作为“之城”“红色之城”的历史身份和文化属性在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文学书写中得以确立和彰显。上海不仅诞生了中国党和众多党派，也始终是工人运动和的中心。上海幽曲的里弄、狭窄的石库门为者提供身体庇护和精神归依。在淮海路的一座绛红色小楼里，孙中山策划了他的建国方略，不远处的渔阳里2号，陈独秀在昏暗的白炽灯下编辑《新青年》，被誉为“派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虎穴奋斗的先锋队”的上海大学，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陈望道、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等人先后在校任教，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总之，上海是一座哺育者同时也被者点燃和照亮的城市，中国党诞生于此，中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何建明以《者》向英烈致敬，也向上海这座伟大的之城、英雄之城致敬。

　　展现上海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成就以及在此进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开放包容、拼搏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何建明上海书写的另一重要维度，这在《浦东史诗》《第一时间〉《上海表情》等作品中有集中体现。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上海书写，从20年代的“新感觉派”到40年代张爱玲的“上海传奇”，无不充斥着肉感、、腐朽、堕落的末世气息和虚伪、狡诈、贪婪的人性黑暗。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基本上是对意识形态的生硬图解，愈演愈烈的“三突出”创作思想左右了作品的主旨确立与文学表达，最终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之后的上海文学书写，以迅捷的方式“告别”，开启了热潮。《长恨歌》《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慢船去中国》等作品弥漫着对殖民时期上海的追慕、怀想与眷恋，这种想象性的“上海”具有鲜明的“去民族化的殖民化色彩”。而《上海宝贝》《小时代》等新生代的作品则将“上海”所崇仰的洋场风情表达为赤裸裸的展演、商品拜物和消费奇观，这些作品尽力打造的是上海作为洋场社会的“魔都”身份。“关注物欲社会的书写，缺乏对于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关注都市世界的自我追求，缺乏对于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

　　何建明则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努力书写新时代上海的建设者、劳动者、创造者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境界，展现他们的大美情怀与高尚品格，以真挚情感和深厚笔力刻画新时代的上海新人形象，进而重塑上海文化精神。在《浦东史诗》这部充满与热爱的长篇报告文学中，何建明将笔触直抵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前沿，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众多方面入手，生动再现了浦东建设的决策者们、建设者们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以超常的智慧和创造力，建设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进程，热情讴歌了浦东开发开放30年间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从具有示范意义的“上海经验”中凝练出追求卓越、拼搏进取、开拓创新、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是上海人昨天和未来所有品质的一次完美体现。在何建明看来，上海之所以称“大上海”而非“小上海”，就是因为它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如同奔腾不息的黄浦江水，一浪更比一浪高。一个城市的命名往往表征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何建明对“上海”的解读别出心裁又切中肯綮。他反复强调：“‘上海’二字，其实从来就是一个‘动词’、一个‘状态’，一种‘精神’”，“就是我们祖先面对大海的一种态度，一种乘风破浪而勇敢迎去”的斗志。简言之，“上海”意味着朝向理想之地、梦想之境、神秘远方的探索冒险、开拓进取。这种解读不是牵强附会的望文生义，而是何建明对上海精神的独特感悟和艺术表达，《第一时间》《上海表情》两部诞生于疫情中的纪实作品，以文学的方式讲述从“0”到“0”的上海方案，艺术呈现一场影响世界格局的战疫，在世界抗疫的宏大视界和个人抗疫自我体验的交织中，真实呈现“疫中上海”的“寂寞、孤独、温暖又热血沸腾”的复杂表情，向全世界展示了上海的“魂魄与本色”——大气、精致、细腻、宽宏、无私、高智慧等美好品质。

　　上海的城市治理现代化程度和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已超过伦敦、纽约等西方老牌现代化城市，成为世界未来城市发展的楷模和方向。在何建明笔下，今日之上海和上海人是坚韧、勇敢、果断、进取的，也是包容、睿智、细腻、柔润的，这种精神品质在浦东开发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建设者、创造者、在城市猎毒者、青年抗疫近卫军、抗疫志愿者身上都有典型体现。他们是今日上海的生力军，如蓬勃的春潮，涌动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马路机场、社区街道，他们年轻的面庞、忙碌的身影、奋进的脚步是今日上海靓丽的城市风景线

　　因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特殊地位和重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文学中的上海叙事所建立的符号世界和想象世界，不仅营构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和城市身份认同，同时也是中国形象和中国精神的表征。在此意义上，何建明的上海书写是其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创获。他以壮观的史诗书写在重塑新时代上海文化精神的同时，也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生动回答了中国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中国梦为什么一定能实现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