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编写什么样的中华文化图书

　　习总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在中华民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之际，中华文化发展也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容和方法必然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变化。

　　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文化图书如何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引导力”融入到编写和传播的全过程，从而助力培养出更能适应新时代、更有能力向世界讲好中华文化故事的人才，必须要有新举措。

　　中华文化图书是向世界讲好中华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融进去的主要媒介之一，是推动世界更客观全面了解和理解中国的重要一环。但总体而言，从向海外讲好中华文化故事的功能实现方面，目前相关图书还存在着很多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在编写体例上，内外需求平衡度把握不精准；在内容选择上，内外视角换位意识不明显；在发行范围上，内外市场需求调研不充分等等，从而导致图书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与编写目标不对等，中国故事载体功能得不到充分实施。

　　为向世界提供既包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真实反映新时代中华文化新发展的新型中华文化图书，我们应多编写出版符合以下基本原则的文化图书。

　　新型中华文化图书不必面面俱到，但必须撷取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能体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华文化特质，同时要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集知识性、系统性、科学性于一体，只有这样，才能既吸引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国内外读者，也能作为培养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人才的教材。

　　新型中华文化图书必须讲清楚“何谓‘文’”“何谓‘化’”和“何谓‘文化’”，并立足于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史，引导读者从中华文化内涵中的特殊性和普适性元素，了解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华文化故事。图书还应以中华文化典籍为历史线索，阐释、钩连出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如，为了阐释中华文化经典思想，可以采取文化典籍互证方式。

　　新型中华文化图书应充分借鉴国内外中华文化教学和传播的实际经验，基于中华文化传播对象的客观诉求、阅读习惯和审美习惯，并基于传播者的实际需要，尤其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第一线的教师们的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的地域、经济和文化特点，全面深入研究中华文化资源，从而保证图书能符合“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精准传播要求，更直接有效地“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

　　新型中华文化图书应基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目标，基于比较视角，研究中外文化国际传播如何互为借鉴、相互补充，使自身成为世界文化度交流互鉴的载体，成为可持续阐释的源文本。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只是为了发展自己，也是为了与世界文明共同发展。新型中华文化图书应秉持这一原则，在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勃勃生机的同时，也推动世界文化日新日日新，最终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指引。（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