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特区40年与5个人的“深圳故事”

【特写】特区40年与5个人的“深圳故事”罗林竹 仅40年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一线城市。时代巨变之下，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都在理想与现实的交错中见证了深圳的成长。 深圳特区是从蛇口工业

罗林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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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40年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一线城市。时代巨变之下，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都在理想与现实的交错中见证了深圳的成长。

深圳特区是从蛇口工业区出发的，“蛇口工业区是个试验场，是改革开放的‘试管’。”老一辈蛇口人这样评价。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如今迎来了四十周年，深圳的这场“试验”已推广至全国。

有人怀念1980年代的蛇口工业区，有人怀念1990年代的罗湖，也有人对2000年代的华强北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深圳金灿灿的年代。

“80年代的蛇口很吸引人”

时隔32年，吴楚章仍记得1988年的教师节那天，自己和几位教师以蛇口工业区教育界代表的身份，在南海酒店与袁庚一起吃饭。那一天，教育界代表们和袁庚一起合影，袁庚站在后排，面带笑容。

“袁庚通过我们问候全体教师，他很重视教育，讲话很实在，没有什么客套话。“吴楚章对袁庚的印象深刻。

1979年，蛇口工业区正式成立，全国各地的人陆续过来建设蛇口。但直到三年后的1982年，蛇口工业区仍没有一所学校，工业区的职工子女上学需要到公社的小学和中学，很不方便。在一次会议上，一名女干部向袁庚提出希望工业区办学校的建议，袁庚当场拍板同意。

1988年教师节，蛇口工业区教育界代表们与袁庚合照。右二为吴楚章，后排左二为袁庚。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第二年，蛇口工业区子弟学校建了起来，后来改名为“育才学校”。也是这一年，吴楚章从上海调到了深圳。在来深圳之前，育才学校首任校长陈难先亲自来到上海面试吴楚章，“调令就在口袋里面”，陈难先面试完吴楚章后，指定调用他。

1983年8月，43岁的吴楚章收到调令后，坐着绿皮火车南下深圳。在来深圳之前，吴楚章对这个城市了解不多，进入深圳后，吴楚章才发现其时的深圳“到处都是农田，一大片一大片的农村”。即使在当时最繁华的罗湖区，最高的楼也只有六七层。

当时的深圳与上海的大都市景象对比强烈，吴楚章觉得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就无所谓了。来到学校报到后，因为新学校还没有建设完善，他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清理学校，到学校真正完善的时候，暑假也结束了。

吴楚章来深圳后，收入比在上海教书时高很多。“在上海教书的时候，我的工资是87.5元，来深圳教书后，工资是一个月210元，而且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人民币，另一部分是港币。”他说。

适应深圳的生活后，让吴楚章最大感受的是“深圳没有过多的政治学习，大家都在搞经济、谈工作、谈业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讲形式主义，不能夸夸其谈”。

吴楚章看出深圳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深圳靠近香港，而且是中国的南大门，他看好这块土地，也准备在这里待上一辈子。后来，深圳的发展速度超出吴楚章的想象。城市化的车轮滚滚向前，他看着深圳从一个“渔村”，发展到遍地的公司、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

那些年，吴楚章所在的蛇口工业区也在一年一年发展壮大，经济效益逐渐变好，他的工资从210元增加到1000多元、2000多元、3000多元……2001年，吴楚章退休的时候，退休工资已经达到5190元。

在吴楚章眼里，袁庚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试验”，创一方热土，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试管”，后来这个试验成功了。“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蛇口很吸引人。”吴楚章怀念那个年代。

40年间，深圳在飞速发展。大浪淘沙，吴楚章身边的很多人曾下海经商，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他并未考虑过离开教育行业，他喜欢这个行业。“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美好的职业，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我还是选择人民教师。”他说。

除了教育事业，吴楚章也担任了第一、二届的深圳市政协委员，一些民众有困难也会找到他，他会在两会期间提案，一些民生问题因为他的提案得以解决。吴楚章还曾担任深圳市平远同乡会副会长，在1980年代，他介绍了很多老乡来深圳打工，后来不少老乡已经回老家发展，也有部分留在深圳安家。

吴楚章。图片来源：梁宙/摄

现在，深圳已经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吴楚章看着这座城市成长，也怀念曾经的那段奋斗岁月。吴楚章认同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这句话在我的身上可以体现出来，我很知足。”他说。

“罗湖是深圳的一个象征”

在喻俊心目中，90年代的罗湖是值得怀念的。

喻俊毕业于武汉大学。大学毕业前，他一直对改革开放有着很大的憧憬。毕业后，他进入了武汉大学与企业合资的一个深圳公司。1990年的夏天，22岁的喻俊来到了深圳。

火车进入深圳后，罗湖区国贸、中行那一片区域的繁华让喻俊眼前一亮。那个年代，内地城市已经改革开放很久，还是给他一种相对封闭的感觉，而深圳罗湖区的建筑体现出的是现代化和设计感，给他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

来到深圳后，喻俊发现，虽然深圳特区已经成立10年，整个深圳的格局和城市规模还很小，市区往往是指罗湖，包括当时深圳的产业结构都是临时性的，缺乏很系统、长远的规划。

“市区的大巴上几乎没有多少人，因为深圳当年政策的原因，基本上每一家公司都有指标买到进口车，所以街上跑的几乎全是进口车，没有国产车。那个年代，深圳部分公司私下做着走私的事情，一些公司本身的营业性质决定了要先赚钱。”他说。

深圳这座城市给喻俊带来了很多的惊喜。1990年10月，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开业。盛况空前，麦当劳被人们里三外三层围着。喻俊与同事们过去排队，前两天没能排到，直到第三天才排上。“我们兴高采烈地过去，因为太有名了，麦当劳。”他说。

吃完麦当劳，喻俊和同事们上车回去，大家路上一声不吭。“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时还不习惯这个味道，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他说。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发表了整个南巡中最有分量的讲话，让喻俊记忆犹新。“邓小平南巡讲话很重要，给深圳打了一剂强心针，那是深圳的一个小高潮。”那时的喻俊和一些朋友、同事都对深圳的未来持着积极看法。

1990年代的深圳，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也有着让市民沮丧的时刻——1994的股灾，这场股灾对深圳老股民来说是一个毕生难忘的事件。市民的情绪随着股市的上下波动，喻俊还记得，股票爆跌的时候，证券交易大厅里的股民集体发出的叹息声，像电影中的场景。

“那一年是深圳转折的一年。在那之前，深圳发展速度非常快，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健康，而且大家并没有对城市前景给予太多关注，大部分人都是外来人，只是把这里当成是一个奋斗、工作的地方。”他说，从那以后，深圳的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健康。

1991年，喻俊将户口转到了深圳，下决心一定要留在这里。1998年，喻俊开始创业，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香港人带他进入特种润滑油的行业，他在松岗成立了公司，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这种产品在外资企业中需求较大，但在国内工厂却没有市场，这个行业逐渐萎缩。

后来，喻俊把公司卖掉了，投身文创行业，做一些艺术交流层面的事情。喻俊觉得，深圳有着很好的营商环境，可以让大量的艺术家在这里安定下来，深圳也有着地理位置优势，靠近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直到2013年，因为小孩上学的原因，喻俊搬到南山区居住。喻俊还是会经常回到罗湖，平时有内地的朋友或者国外的朋友来到深圳，他也会带他们去罗湖逛逛。

“罗湖是深圳的一个象征，那个地方有很多印记，难以被磨灭掉。”他说，罗湖的1990年代是金灿灿的。

“华强北，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2000年代的华强北人潮人海，熙熙攘攘，这是属于创业者大军的时代。倪文雄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青春岁月。

20年前，国内的电子市场流通的产品以欧美产品为主，主要是通过香港进入到内地，而深圳与香港只是一河之隔，这成为华强北发展起来的最大优势，华强北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也被称为" 中国电子第一街 "。

在老华强北人眼中，华强北的创业者分为4代。第1代创业者从八九十年代来华强北创业，掘到了第一桶金。第2代创业者给第1代创业者打工，然后出来创业。第2代创业者经历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经历了智能手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倪文雄属于华强北的第2代创业者。1995年，19岁的倪文雄来到华强北，在他姐姐开的电脑配件店打工，后来自己出来开店创业。

倪文雄。图片来源：梁宙/摄

倪文雄记得，刚来华强北的时候，华强北的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和现在截然不同，只有华强电子世界一栋楼比较高。“90年代的华强北街边是两层楼的商铺，都是用铁皮建成的。”他回忆说。

那个年代，在华强北赚钱是一件不难的事情。“华强北，在万商电脑城、赛格广场、大百汇广场等地方，走路一定要小心，经常踢到别人的脚跟。”倪文雄说，那些年，一个店铺每天都可以赚到几百到一千元，周末甚至可以一天赚到两千元。

2000年代，华强北的知名度逐渐增大，草根创业者也开始崛起。“全国的客户都来华强北买货，他们都是带着现金来的，甚至有些客户拿到货后，立刻转卖给隔壁的其他客户也能赚钱。”当年华强北的火爆场景倪文雄至今难忘。

此后，华强北的一直在发生变化。“每隔5年一小变，10年一大变”，倪文雄说，2010年代的经营模式和2000年代已相差很大。2010年网络开始兴起，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逐渐被打破，客户不再像2000年代那样随便下单，一单生意往往问最少5家到20家供货商才会下单，华强北的竞争也大了很多。

互联网给倪文雄带来不小的冲击，也给他带来好处。倪文雄流失一部分客户，也创造了一些新客户。他和员工通过搜索某个品牌，找出品牌背后的数千家商户，这些商户全部是他的潜在客户，再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商户推销商品，销售模式从被动变为主动。

潮起潮落，倪文雄看着华强北的同行们，很多人上岸了，但后来者中不少被淘汰，也有部分去了别的城市，或者转行。“看到华强北的一些招牌更换，就知道老板换了，近10年华强北的店铺招牌换得特别快。”他说。

经历了华强北这20来年发展，倪文雄也在思考这里的未来。" 中国电子第一街 “这张名片是通向全球的，但是过去它也有着假货较多的坏名声。近年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手华强北街道办等主管部门针对华强北多次掀起“打假风暴”，打击售假现象。

倪文雄认为，华强北如果仍按照倒买倒卖的模式运作，想要做大是很困难的，华强北的一些商场应该划分出中国自有品牌的区域，打造自己的品牌，改变华强北的经营模式。否则，5年或者10年后，华强北的商铺空置率可能会越来越高。

转眼20多年过去，回想起过往，倪文雄觉得当初自己选择深圳是正确的。近10年，倪文雄身边很多此前去了上海、北京的同行，逐渐搬回深圳，产业链的聚集和完整，让深圳的电子行业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和内生动力。

竞争逐渐增大，近年来，离开华强北的人也开始增多，很多创业者搬往龙岗、龙华、宝安等地，倪文雄也考虑过是否要离开华强北。他有自己的公司，在华强北新亚洲电子商城也开设了两家店，其中一家店已经开了十几年。

在倪文雄的观念中，华强北的店最少要留一家，店铺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一家店一年还需要投入二三十万，但在华强北有个门面代表着自己还在这个行业。

“对于华强北，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他说。

“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湖南人黄剑来深圳源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黄剑在大学读建筑设计专业，2006年他开始寻找实习机会，北上广深简历他都投了一遍，也收到了几家企业的面试邀请。要去哪个城市？当时黄剑对这几个城市都不了解，经过一番思考，最后因为上海、北京都没有实习工资，而深圳的一家企业向他开出了实习工资，而且深圳离老家较近，于是他选择来深圳。

公司在南山区华侨城生态广场，环境舒适，公司的氛围也很好，黄剑对深圳的第一印象很好。2007年毕业后，他继续在实习的公司工作，和同事在白石洲合租了一套房子。

喜欢户外的黄剑经常往外面跑，他喜欢去深圳各个角落闲逛拍照，他喜欢逛城中村，喜欢城中村的烟火气息，他拍建筑、拍人物、拍生活场景，在他的照片中往往能找到市井生活的痕迹。

图片来源：梁宙/摄

在黄剑眼中，城中村并非只是脏乱差，城中村充满着鲜活的气息，特别接地气，城中村有着多样性、包容性。快速发展的城市不断碾压城中村，城市更新也成为社会关注的议题。

黄剑经常跑到白石洲拍照，记录这里的生活，还通过摄影的方式来记录深圳的变迁和深圳人的生活。期间，他也和很多村民、住户进行交流，他记录下不同人在这座城市的生活状态以及时代的痕迹。

“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城中村的价值是什么？城中村像红树林一样，是一片城市的‘生态湿地’，形成了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为来自五湖四海各种类型的人群提供了生活栖息的空间，为这座快速发展的城市输送养分，城和村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谁也不能离开谁。”他说。

黄剑还记得，在一个在白石洲举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一位孩子来自与白石洲一墙之隔的豪宅小区，孩子说他从来没来过白石洲。黄剑问这个孩子为什么不来这里，孩子回答：家人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

“一墙之隔，两个世界，”黄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选择，大家都愿意住在与城中村一墙之隔对面的世界，这是多数人理想的生活。对于很多来深圳打拼的人来说，城中村就像一位出身卑微的“养母”，养育了无数来深圳拼搏的人们，是一个落脚点，也是梦想的起点。

除白石洲外，黄剑也关注深圳的其他城中村，如湖贝、黄贝岭、南头古城、皇岗、岗厦等。2016年，他参与了“湖贝古村120城市公共计划”，从南头古城跑到湖贝古村，他把全程的景物和场景拍成照片，记录了下来，全程33.2公里，跑了约八个小时。

黄剑镜头下的城中村。图片来源：黄剑/摄

“南头古城和湖贝古村是深圳的泉源，是深圳历史和文化的源头，深南大道像一条河流，把一东一西两个古村串联起来，每个深圳人就像河流里的一滴水，在历史和现代之间交融。”他希望这座城市有更多历史和文化的沉淀。

在深圳这些年，黄剑也曾觉得沮丧——自己从事建筑设计的工作，在深圳买房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2016年，他排到了安居房，房子在龙华区观湖街道，平时来一趟市区乘坐公共交通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生活工作并不算很便利，但总算在深圳安定下来了。

未来，黄剑希望自己能在深圳的生活和工作中获得平衡，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朋友相处。“我不太追求成功，更多的是追求生活和心灵上的平衡。”他说。

“我希望留下来”

近几年，深圳发展的步伐未曾放慢，越来越多的人从各地来到深圳工作、生活。王喆就是其中一位，2020年7月底，她离开生活了四年的北京，南下深圳。

2015年，王喆从英国留学毕业回国后，进入了北京的一家媒体机构，从事数字媒体方面的工作。她喜欢北京的文化底蕴，走在各种胡同、巷子时，都会给她带来一种古老的年代感。

生活轨迹发生转折源自于户口问题。王喆刚到北京工作时，并未意识到在北京落户对她有多重要，这两年她逐渐感觉到自己不得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而她短时间内在北京落户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两年，身边的人逐渐结婚、买房，讨论孩子上学问题，自己也开始想稳定下来，才意识到户口与很多东西挂钩。”她说。

今年疫情期间，王喆对未来思考得更多，她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个喜欢的城市长期扎根下来，一点点为未来的家庭打拼。王喆和男朋友反复讨论后，他们认为这座城市就是深圳。7月，王喆的男朋友博士毕业，于是她趁着这个机会，和男朋友一起到深圳打拼。

“我们想留在一线城市，深圳的工作机会多，而且深圳在落户方面是最友好的一线城市。”就这样，今年7月底，王喆也来到了深圳。

王喆。图片来源：梁宙/摄

在此之前，王喆也来过深圳几次，最长的一次她在深圳待了40天。那段时间，她感受到了深圳的宜居。“深圳和北方城市有着不一样的地方，在那时的印象中，深圳的环境很干净，天空的云很矮、多变，这座城市的人很年轻，充满活力。”

后来，她了解到深圳在科技、金融等行业的优势，也有很多较好的工作机会。来深圳后，她离开了媒体行业，在一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公司从事公关工作。虽然工作的节奏更快，工作强度也更大，但她很快适应了这种工作节奏。

王喆也从一些细节中发现了深圳的与众不同。“大家都比较守规矩，”她说，有一次她在地铁站等地铁，车快来的时候，由于没留意，脚稍微越过了黄色警戒线，工作人员立刻让她往后退一点。她悄悄观察周边等车的乘客，大家都没有越过黄色警戒线。

有一天早上，王喆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她看到城管人员和一些店铺的店员在收拾门前的货物，店铺前有一条线，大家都不让货物越线。她还对深圳的交通有着好感，如机动车会礼让行人、小汽车后排乘客都系安全带等。

“看似有一点近乎死板，但大家都守规则。”她说。

王喆觉得自己打心眼里是喜欢深圳这座城市的。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她考虑得更多。在来深圳之前，她就计划好把自己的户口从河南老家迁到深圳。她想着在深圳落户后，然后会考虑买房子的事情，很多事情也会顺理成章地完成。

不过，她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深圳房价在疫情期间不跌反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7月，深圳市的二手房价格同比上涨14.9%。深圳房价上涨的速度让王喆感到了压力。

今年7月15日，深圳调控楼市的新政更是给王喆带来了失落感，她还记得那天看到“7·15”新政的文件内容时，一下子“懵住了”，觉得“自己的运气这么差”。新政提出，深户入户满3年且社保满3年才有购房资格，非深户需缴满5年社保。她只能调整未来的计划。

深圳是很多人的“梦想之城”，有人在这里实现了理想，也有人在这里拼尽全力后默默离去。王喆还是对未来的深圳生活充满憧憬。深圳对于她而言，是一座全新的城市，她对每个地方都有着新鲜感。这里有她的新生活。

这几年，深圳也在不断获得政策红利。从去年开始，王喆也在一直关注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规划。她认为，未来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给年轻人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深圳也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两周前，王喆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申请在深圳落户。她在网上申请，仅一周左右便办好了准迁证，深圳的办事效率让她感到惊讶。

“来了就是深圳人，我希望留下来。”王喆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