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吞》到《胆小鬼》：动词转换成了名词

　　立秋虽过，酷热依旧，一部“视觉降温”剧送来的清凉可谓十分及时，改编自郑执小说《生吞》的网剧《胆小鬼》于本月播出。这部剧以青春+悬疑作为底色，多线叙事交替行进，天才少年秦理的命运沉浮，少女黄姝惨遭杀害的，以及他们与王頔、冯雪娇的校园经历逐渐显现。一桩桩命案背后，各主人公原生家庭之间，勾勒出上世纪东北转型的阵痛，还有那大背景裹挟下人性与情感的纠葛。

　　从原著动词的书名换到名词的剧名，形容词的身影始终混杂在其中，东北的多义性得以彰显——它不再是和悬疑挂钩的简单背景衬托：凛冽寒风、绵延积雪有如生吞之势；小大之间、是非善恶又岂能一句说清呢？词语从不凝滞，生吞始终存在，冰冻了外面的景，融化了封存的青春记忆。

　　正像《海上花》尽显沪上的浮华图景，《万箭穿心》之于江水分隔的武汉，《火锅英雄》里的热辣重庆，东北——特别是冬天的、夜晚的东北也催生了无尽的想象，成为构筑城市影视形象的参与者，悬疑叙事的宠儿，为黑色电影元素提供在地生发的土壤。

　　简单来说，黑色的元素无外乎对社会黑暗面的捕捉与阴郁影像风格的呈现，经由侦察这一行为，揭示人性的纠结。无论是以哈尔滨为背景，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还是《无证之罪》中早已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李丰田”这一形象，黑色元素在此拥有了东北味表达。联系到郑执创作中对沈阳的参考，《胆小鬼》至少在影像表现层面，城市的界限在消弭，“东北”转为统一指称，共同为风格服务。

　　气候是一种表征，冰冷的东北似是极好的隐喻，温度与前途命运在此连接，无论是地域空间，还是关于人的何去何从。作为荒寒的产物，雪自然而然充当了一件顺手的道具。纯净的白色，亦是悲剧的底色，更是掩盖罪证的帮凶，就如鬼楼奸杀案所示一般。通过落寞的社会图景反衬，青春的鲜艳越发凸显。向下与向上，两种趋势的线条必有交汇，两相比较，落寂之情自然流露，仿若结局已然提前显现。

　　《胆小鬼》设置新颖，落脚于“子一代”，同时兼顾父辈的刻画，杀人犯亦是慈父的秦大志，法与情兼备的冯国金，还有在、友情和现实间游荡的少年等角色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不同个体的抉择。

　　但瑕疵是客观存在的，影视化后，受众包括原著读者但不限于此，如何处理多线叙事成为关键问题。每集的时间线时常变动，时间碎片化分割，有些切换并无较强的剧情勾连。而且，剧本或是剪辑常常明显视为信息都是已知的，这就导致了部分观众观看时不明所以，久久不能进入剧情。

　　再者，小说和影视虽有亲缘性，但又各具特点。改编这一行为实则是在两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文学性的描述如何在视听情境下更为具体恰当地呈现，以及节奏把控等问题都是可以商榷并改进优化的。

　　相较于聚焦升学与校园青春书写的《小欢喜》《少年派》，关注学生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二十不惑》，《胆小鬼》的青春带了几分沉重，它无关乎目的，而是在夹缝中追逐本真。在接触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残酷之后，剧中的少年和少女仍尽力守护着心底的纯粹。

　　作为杀人犯的儿子，秦理承受着父辈的污名，早早承担起照顾他人的责任；类似的，黄姝承受着母亲的污名，却依然心地善良、有所热爱；下岗潮中，王頔父亲依靠烤串谋生计，好在一家幸福美满；物质生活虽然丰盈，冯雪娇收到的更多关怀却是来自于隔辈的疼爱。四个人物身后，潜藏着四组家庭，个性足够典型，共性便得以彰显。

　　这其中，每一位主人公的性格与家庭都算不上十全十美，于是，一个互补、互助的微缩共同体形成了。曾几何时，这段校园友谊坚不可摧，但根本上，在成年世界对少年纯真的过早染指使之分崩离析。

　　青春的书写不只是伊甸园里萌发的情感，无病的痛楚，看似美丽的滤镜修饰，更应触及时代的脉搏。一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追溯大院时光，《牯岭街少年》折射彼时的状况，《胆小鬼》以的质感追忆东北“下岗潮”，相较于众多浮于表面的同类作品已有所进步。

　　集体瓦解为个体，“子一代”在耳濡目染中早熟，校园、家庭、社会之间建起的分隔符随时随地都可能消失。看似相对纯粹的校园环境是个不错的喘息之地，有时候也会是校园暴力滋生的温床。“拟态社会”是中转站，却不会是终点站，相同际遇产生的惺惺相惜转眼间烟消云散，徒留记忆的存储器加以缅怀。

　　立意之外，影视还应致力于真实感的塑造。单从青春形象的选角上看，妆造的少年感与演员的成熟度之间存在裂缝，纵使有街道、房屋的年代感加持，但大部头片段皆为演员的舞台，这就造成剧集在真与不真之间摇摆。横跨数年，在高中之后的成年时间线中，演员几无变化，透过外在形象，我们仅仅看到了一个无动于衷的内在，非言语的表现在此失真。可以说，在演员维度，成年世界染指青春本真又添新例证。

　　世纪交接前后，借由春晚舞台和传媒发展，东北喜剧产出了《卖拐》《马大帅》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在这种刻板印象的塑造中，不知不觉，东北人和幽默的特质挂上了钩，地域文化输出可谓十分成功。

　　近些年来，乘着“东北文艺复兴”的热浪，人们对东北又有了新维度的认知。《钢的琴》《盘锦豹子》插科打诨式的鲜活语言，《锤子镰刀都休息》中的荒诞生活为观众与读者展现了何谓“苦中作乐”。

　　喜剧的底色终究是悲剧，从喜转向悲，或是喜与悲交融的表达，东北人善于调节情绪的智慧可见一斑。不变的是，这片土地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创作者对现实的永恒关注。

　　2019年，伴随着《野狼Disco》的大火，董宝石提出了“东北文艺复兴”的概念。除去同属音乐界的“二手玫瑰”，东北的“复兴”在脱口秀、影视、小品等领域遍地开花，文学界更是推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即双雪涛、郑执和班宇。

　　有别于传统作家，三位沈阳籍作家在文学性和商业性的兼顾上寻求到不错的平衡点。他们不仅得到了著名文学期刊(如《收获》)的认可，而且受到文化资本的青睐。譬如，双雪涛《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的《生吞》和《仙症》等作品已先后被影视化改编。

　　从接地气的“黑土地美学”再到如今失落与不甘情绪的记录，地域阻隔不断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乡愁，特殊性中潜藏的普适性真情，通过东北特有的爽朗的语言表达倾泻而出，因此富有了无限生机。

　　现实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从记忆中搜寻到的。荒芜里崛起的“复兴”，究竟是值得高兴，还是应一如从前感伤？三言二语的确难以理顺。不可否认，在大众文化记忆的构建中，东北及其产出的作品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生猛的东北，生成了无数实体的废墟，生吞了无数记忆。但只要没有遗忘，精神之维依然存活着一个鲜活的东北，那不光是对往昔辉煌的表层迷恋，更还有对温度塑造的奇迹加以缅怀——在工业机器的冰冷和荒寒气候的夹击下，升腾起人的温度。

　　经历过而又回不去的，到头来都成了宏观的“故乡”，回忆之姿顺势成为情感的慰藉，余韵悠长，供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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