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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平，友成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拥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美国马里兰大学学硕士学位，曾是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欧洲联盟农业部访问学者；曾任职于教育、国际、政策研究、投资银行、咨询等跨界领域，对社会问题有深刻的体悟和思考。

　　很多人对我为何要创办友成基金会，为何要发起成立一个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感到好奇，对此，我个人亦有一段心路历程可以与大家分享。

　　我曾先后在学校、国家机关和投资银行工作过，既做过政策研究，又做过商业投资，也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过。现在，我寻找的是怎样通过实现社会价值来实现个人价值，而不像有些人说的，是通过实现个人价值来实现社会价值，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驱动力和内心体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吧。

　　1992年是许多机关干部纷纷下海创业的一年，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标志性成功人士。这一年我也下海了——经过艰苦的考试，拿到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离开舒适安逸的中央机关研究机构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我带着对美国的崇拜而去，满载思考而归。

　　在美国为了方便出行，我很快学会了开车，每每行进在宽敞、笔直而一望无尽的乡间大道上，都像是在享受“生命自由绽放”的喜悦。一次周末放着爵士音乐飙车，不知不觉开上了高速公路，那时候我在国内没有见过高速，只见大小车辆从我身边嗖嗖驶过，我也紧张地加速向前，一心想找个地方掉头回去，却沿着无尽的隔离带直线开了一个多钟头，开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最后被引下高速路来, 不料返回时却迷路了。以为遇到了好心的带路人，结果要付几十美金带路费，我拒绝了他们，一路不停问路总算找回家，此时才发现油箱已经见底，真是后怕，差一点就在高速上抛锚了！还有一次麻烦的经历，我把那部300美元买来的二手车开翻了，随后的几分钟之内，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迅速赶到，还没等我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时，已经有将车锯开把我抬上了担架，救护车直接把我送到了医院，这一系列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非常感动。但经过体检后发现我什么毛病都没有，瞬间，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医院的大堂里，此时，我就像从温暖的天堂堕入地狱，拿着手中不菲的账单，突然想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了车就像没有腿，我开始留恋国内一出门就可以在路边买菜那种安全、方便的生活。这样的事情也许每天都会在美国发生，因为这是一个人人可以追求个人价值的国度。然而生命的绽放和生命的代价是结合在一起的，我随时可能因为在高速路上开车而丧生，实际上，速度、发展和个人价值就是由这样的代价来实现的。

　　很多去过美国的中国人，都对社区的垃圾中有很多值钱的家具、电器、食品等有很深的印象，我过去后也看不习惯，甚至有种负罪感，我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的城市，每天消耗着大量的资源，产生着各种不可消解的垃圾，与此同时，远在祖国的我的同胞们，却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让我觉得痛心不已。然而想不到十几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所在的城市已经对此类浪费麻木不仁了。

　　此外，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尊严的唤醒。一次周末我偶然打开电视机，恰好听到一个教的牧师正在布道，他竟然在讲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的故事，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一种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暮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竟是如此充满智慧，当我对中国的文化感到自卑、不屑而崇洋媚外之时，西方人却已经开始向中国看了，他们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这是我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始。

　　后来，我在欧洲的经历同样是怀着崇拜而去，带着反思而归。和历史文化悠久的欧洲人在一起时，我会感到比在美国更自在，因为与财富相比他们似乎更看重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骨子里高傲不逊的欧洲人甚至毫不掩饰他们对所谓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不会享受、工作狂式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不屑。欧洲的确让我看到了唯美的艺术、深远的文化和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福利与生活水准。可是我发现他们的上流社会有太多的别墅和遗产需要照顾，有太多高朋满座的沙龙和以不同身份而聚集在一起的社交PARTY需要参加，起初我不理解许多人为什么如此优越却依然内心孤独，后来我发现他们所有的忙碌都不是在创造，而是在消费。是啊，作为上帝的宠儿，他们应有尽有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去开拓、创造呢？我的一个号称是成功人士的朋友，身为跨国大投行区域总裁和咨询公司老板，却被严重的抑郁症所困扰，总是抑制不住想要的念头。他们的成功、富裕、美丽的国度与他们的空虚、抑郁和无意义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我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威胁论，他们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如果中国人也要享受和我们一样的生活方式，像我们一样有汽车、彩电、冰箱、别墅，像我们一样消耗资源，这个世界的资源如何承载得了？我多么希望祖国人民也过上这样的生活啊，可是我也禁不住思考：欧美的生活方式能够在全球复制吗？他们在工业化初期靠掠夺殖民地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急速扩张，我们能复制这种发展模式吗？我们付得起环境的代价吗？值得这样去付出吗？这是很多年前，在成立基金会之前，我的第一次思考，正是这样的深刻思考，使我走出了对欧美模式的崇拜。

　　回国以后我在投资领域目睹了一个个上市公司的造富神线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让我们的许多城市建设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许多先富人群的生活方式对资源的浪费甚至比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社会几乎同时拥有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的堕落、发达资本主义的奢靡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带给人们的空虚感，然而我们却没有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也没有欧洲人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保障系统。更可怕的是我们丢掉了自己的传统美德和文化自信。所有的中国人，富裕了的以及没有富裕的中国人都在抱怨，抱怨我们的环境、医疗、食品安全、养老以及我们的社会风气；贫富差别在扩大，普通人都有无价值感、无幸福感；连社会精英也把道德感、崇高感这些人类最美好的追求当做笑柄。

　　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以及互联网技术和新技术之后，更多的选择、纷至沓来，同时亦伴随着更大的金融危机与社会危机，譬如生产过剩与贫困并存、环境污染、暴力、恐怖和战争。

　　我不禁要问，这样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内心有怎样的价值选择？我们是要不断地向外攫取还是回归我们的初心？我不禁要问，发展带来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吗？好像没有。我们现在的危机不是因为匮乏，而是因为公平正义、道德良心正在遭受践踏。如果没有体现每一个人尊严与价值感的社会价值，没有把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全社会共享，我们的内心何以安宁？我们的发展何以持续？我们的幸福何以实现？所以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六十多年前，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而建立了新中国？三十多年前，我们又是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美好社会？古人曾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人尽其力、货尽其用、公平正义、永续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共同追求，这个追求过时了吗？我们现代社会的美好追求是共建、共享、共赢的社会价值，我们追求的是国家富强、人民、文化昌盛，是环境生态的美好。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而这些不是仅仅靠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就能实现的。

　　为了让人民更幸福，让我们的中国向着更美好的社会改变。我们国家经历了从1949年开始的三个阶段，我认为这三个阶段都是十分必要的。第一个阶段，新中国的成立为我们打下了独立自主的基础；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我们的理想远没有实现，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应该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回归到“以人为本”，富强、、文明、和谐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才是硬道理。

　　带着多年来的跨界经历，追随我内心的强烈呼唤，我于2007年和两岸三地的一些著名企业家发起成立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简称“友成”，英文简写为“YouChange”——新公益因友而成，心世界因你而变。友成要为推动人类社会向着一个更公平、更集约、更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而努力，成为社会价值的倡导者、社会创新的孵化者和跨界合作平台的搭建者。八年来，我们用2.09亿元自主研发、创立或支持了11个平台型项目（包括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小鹰计划、常青义教、创业咖啡、社创之星、新公益学院、“路人甲”、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社创客》等），支持各类创新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161个，受益人群遍布全国21个省市和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