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三种精神气质

　　6月14日下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文化的精神气质”学术座谈会暨荣休仪式在中山大学中文堂举行。活动由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办，中山大学中文系谢有顺教授担任主持。广东省文联党组吴华钦、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张培忠、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专职梁少锋、广州市文艺评论家主席申霞艳、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以及来自广东省多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多家媒体记者共60余人出席了活动。

　　林岗教授还兼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在荣休现场他以“文化的精神气质”为主题演讲，重溯“五四”，考辨文化精神气质的构成——

　　历经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和建设，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已经重新焕发了生机，在过去的废墟上又矗立起崭新的大厦。在我们当代人的面前，仿佛立着：历史中国和。这是不可能截然划分的，它们重合在我们的当代生活里。传统不是凝固的过去，而是现存的过去。传统一面连着古老的过往，另一面又活在当今生活的现场。但是，无论如何，历史中国毕竟不能涵盖。因为新文化运动刻下的烙印和奠定的基石已经深度地塑造了此后的中国，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命运。中国在“五四”至今一百多年的沧桑巨变已经不能光在古老的历史航道上获得解释，不管我们怎样估量古老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制度惯性在这个过程所起到的作用，一个与那个古老的历史中国确实拉开了距离，同样，文化与那个悠久的传统文化也确实拉开了距离。

　　于是我们就要问，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作为一个认知课题，也日渐提到了当代生活的面前。我想，要认知文化，离不开理解新运动，因为新运动是文化大厦奠基的初始工程。要是没有新奠下的基石，文化很可能是另一副面貌。因为中国从农耕形态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一步，是走了文化先行的模式。它不是先有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架构，然后再引起一系列文化变动，而是先有文化上的一个巨大的改变，然后慢慢地，文化新质逐渐参与建构现代国家的框架。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应该对这一点有所感知，因此新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

　　中国现代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质，就是硬骨头精神，的骨头够硬。曾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并且指出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其实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一个很基本的品格。

　　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后进者，不是始作俑者。后发现代性国家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软骨病，对先行者莫名其妙地崇拜，被先行者的实力和文化的光环所笼罩，然后就活在这个幻觉里。比如，古代日本的骨头是很硬的。日本遣隋使见隋文帝时介绍日本天皇“以天为兄，以日为弟”，而中国皇帝是“天子”，天兄自然比天子辈分高。日本给隋炀帝的国书又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它这个气场不亚于华夏天朝。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现代文化的设计师福泽谕吉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千字文，这就是“脱亚论”，认为亚洲国家国力落后，文化野蛮，日本再也不能在亚洲穷混混堆里讨营生，要脱亚入欧。“脱亚论”当然助推了日本的现代化，也有功绩，但也为日本种下了日后灾难的因由。没有了民族的脊梁，盲目追随列强走上对外侵略的死路，被战争敲掉了脊梁骨，遂成欧美的“小跟班”。世界史给我们提供很多例子，在强势文化笼罩之下的社会和文化变迁，非常容易产生“失心症”。文化值得自豪，就是因为它的精神气质里灌注着硬骨头精神。近虽然是现代化后进者，但保有民族脊梁的后进者在这现代化的竞争中有朝一日成为先进者。

　　鲁迅是硬骨头精神的代表人物。陈漱渝有一本书叫《鲁迅和他的论敌》。我觉得还是沿用鲁迅自己的说法叫“怨敌”比较好。“怨敌”除是非之外更重要的是情感和立场的截然对立。鲁迅在跟“怨敌”怨怼的时候，把私仇上升到一种公义的高度，这是他的文字至今还有意义，还激励青年，还值得读的原因。鲁迅的写作是复仇式的写作，他的怨敌可能是具体的人，也可能是抽象的，私仇里燃烧着公义的火。所以从根本上说鲁迅要复的这个仇，既是私仇，更是公仇。最好地诠释他写作意图的是小说《铸剑》。就硬骨头精神而言，鲁迅是个代表，但也不局限于鲁迅，还包括《新青年》群体。

　　文化的第二种精神气质是进步气质，它与西方的进步主义仿佛相似但并非同类。新给植入的进步气质更多的是弃旧图新的浪漫情感，与晚清传入的进化论有较大的关系，进化观念构成现代文化的进步气质的底层逻辑。

　　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种进步气质，这是古代中国文化所不见的新质。当社会处于持续转型当中的时候，具体情形之下的新和旧是相对的。旋新旋旧，几成常态。如果固步自封，将事物凝固化，那由新入旧，举手之间就会发生。进步的精神气质可贵就在于它是防止这种固步自封情况发生的良药。因为它是可以召唤的，不是固定的。在具体历史情境下，我们看到了进步气质摧枯拉朽的作用。“五四”年代，白话文是进步的，文言文被目为守旧；国民年代，列强除军阀是进步的，维护军阀统治是落后的；十月炮声响的年代，马克思主义是进步的，其他主义是落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两个凡是”是落后的，改革开放是进步的。

　　现代文化的进步气质在历史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为中国召唤未来的角色。它超越具体的主张，它不可能是具体的观念。正因为它不是具体主张，它才能像魂魄一样，为大变迁的时代召唤未来，为处于大变革历史进程的古老中国注入弃旧图新的强大动能。

　　文化的第三种精神气质是科学理性。科学理性的文化植入过程并不始于新运动，远在晚清年代就开始了。那时科学被称为格致之学，包裹在儒学之内，随着朝政衰朽，随着儒学不能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科学逐渐从儒学一元体系中剥离出来，科学理性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五四”新为科学理性成为强烈的批判性话语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现代思想变迁中最为有趣的现象：科学原来是寄生在儒学之内的从属分支，最后转变为批判儒学最为有力的思想工具。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赛先生”一说，理直气壮，旧思想、旧文化、旧观念由此望风披靡。新运动使科学理性跃迁出具体的科学活动的圈子，它的意义不在于大众是否真正懂得掌握科学，而在于使得现代人生和文化中渗透着科学理性的观念和方法。因此从整体观察，它其实是由古至今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次意义深远的世俗化。

　　科学理性在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简言之扮演了奥卡姆剃刀的角色。在大破的年代，光说该破的事物是旧事物是不足够的。要以理服人，那你的理在哪里？科学理性在这个时候就成为最好的理由。一句话，不科学，那所有妖魔鬼怪都在这个照妖镜面前现了原形。这样做当然有副作用，但处在过正才能矫枉的时代，利取其大，弊取其轻，是无可厚非的。

　　硬骨头精神是古代刚健奋进精神的现代再造，在这一点上它和古代精神传统的联系比较密切，但进步精神和科学理性更多地体现在新的时代精神的品质。这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前进的两个轮子，一边是进步，一边是科学理性。双轮驱动才能行稳致远，勇往直前。正是由于中国新运动奠定的硬骨头精神、进步和科学理性的气质，在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里，那些发“思古之幽情”，改头换面的土八股 、洋八股教条出现的时候，人们才有了与之对冲和抗诘的思想文化资源。新运动的深远影响和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