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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除四大文明外的其他文明“文明即城市”与“文化即农业”

同时期除四大文明外的其他文明“文明即城市”与“文化即农业”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词源“civitas”(亦作“civis”)起初蕴含有“市民”之意,而“civitas”在字面直译中,却表达为“理应”(civis),稍显抽象晦涩。但在拉丁语中,它的译文则简单明了,是为“公民权”。换言之,“civitas”用以形容那些享受着公民应有权利的群众集合体。

  随着时间迁移,该词又逐渐拥有了“市民团体”的含义,最后定型于“国家”这一概念上。正因如此,任何文明的定义都必须以拥有“国家”,或者聚集有“公民群众”的城市作为基本前提,反之则无从谈起。

  “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语中的“colere”,意为“耕种”。由此不难看出,各地的自然风土对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言,影响可谓浓墨重彩。相比起地域因素浓厚的“文化”,“文明”则能跳脱出地方格局的框架限制,拥有传播至更为广阔的人群中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因为“文化”深受当地自然风土的影响,所以在这一方土地上奏效的概念,挪到别处可能就会水土不服;但“文明”却能超越这种“区域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和“普遍性”画上等号。

  文明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较之土地确实更为紧密。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地段,而这种环境下自然催生了对便利性的需求。文明自身的便利性,使得它即便身处其他城市,依然能够通行无阻。

  上文中提到,“文化”一词的词源意为“耕种”。事实上,文化是与农业(agriculture)相辅相生的。

  植物学家中尾佐助(1916—1993)在其《栽培植物与农耕的起源》一书中,以农耕与畜牧的起源发展为参照,将世界划分为四大农耕文化圈。

  指能够种植香蕉、甘蔗、木薯、芋头等作物的地区。以湿润地带为主的东南亚及大洋洲地区都属于这一分类。

  指能够种植豇豆、稗子、葫芦、芝麻等作物的地区,具体包括非洲及印度地区。出人意料的是,种植水稻的中国及日本地区的农耕文化,是以种植同属禾本科的稗子为特征的热带草原农耕文化,经由印度地区传播并转化而来的。

  指能够种植大麦、小麦、豌豆、芜菁等作物的地区。虽然名为“地中海”,但其起源实属旧称“东方”(orient)的西亚地区。其中,孕育了四大文明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肥沃的新月地带”,更被视作农业的发祥地。

  即由哥伦布大航海活动所发现的“新”——南北美洲地区的农耕文化。这一地区盛产马铃薯、玉米、西红柿、辣椒等作物。日本人对这些作物都颇为熟稔,但它们确实原产自新地区,并且,以发现新这一契机得以传播到欧洲,转而推广到全世界。

  新的发现为世界带来巨变,原产自新的作物传播到欧洲后也带动了当地人口的爆发式增长。马铃薯、玉米显然功不可没——在此之前,被普遍种植的大麦及小麦在产量上始终无法满足需求,而马铃薯的到来补足了这一短板,并大幅提升了欧洲地区人口繁衍的能力。

  如上述分类,农耕因自然条件限制而各自独立、千变万化,终归于“文化”一词;当然,即便是“文化”,也不乏一些如传播到欧洲的马铃薯那样,落地在不同地区并生根发芽的个中翘楚。但是在此过程中,为了能让其扎根成长或是增产增收,必然要在品种改良以及升级农耕技术上花些心思。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将源自不同“文化”的个体转化为具备普遍性的事物,或缓或急地推动了“文明/civilization”的诞生。

  说起文明的起源,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四大文明”吧。打开历史书,翻阅那些围绕着文明的诞生展开论述的篇章时,“四大文明”的字眼也时常映入眼帘。先前NHK的某部纪录片也曾以文明起源为主题进行拍摄,其系列标题皆为赫然的“四大文明”(该纪录片曾在2000年播出)。

  “四大文明”是距今约5000—2000年前诞生于各大河流域的四个文明的总称。由西至东分别是:繁荣于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位于西亚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滥觞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2]以及发祥于东亚黄河流域的“黄河文明”。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中但凡言及文明诞生,几乎都会提到以上内容。但是最近“四大文明”这一说法已不太被人提及,因为与四大文明同时期甚至更早的年代中,其实也曾存在过其他的文明,而这一认知也逐渐地被广泛接受。

  而且,真正在使用“四大文明”这一词语的,实际上只有日本人。日本迈入近代化后,逐渐建立起了世界史这门学科。究其源头,是在构建理论框架时以“世界文明发展初期有四个规模较大的文明”为由,使用“四大文明”一词进行总称概括之故。所以“四大文明”这种说法,不过是在日本这边风景独好罢了。

  如上述这般,由日本人自行创造的“世界史词汇”实在不胜枚举。在讲述罗马史时常常提到的“五贤帝”又是一例。“五贤帝”是对罗马处于所谓“罗马治世”繁荣时期曾在位执政的五位皇帝的总称,分别是涅尔瓦(96—98年在位)、图拉线年在位)、安东尼努斯·庇乌斯(138—161年在位)以及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当然,这种称谓在当地也是不为人所知的。

  无论是“四大文明”抑或是“五贤帝”,都是日本人处于对世界史不甚了解的阶段时所创造出的一种分类方式。我们若想要掌握环球标准下的应有素养,学习世界史时不仅要以日本式的说法作为理解手段,充分地了解各种历史专业词汇的英语说法,也是大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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