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今有多羡慕欧美人的生活当年他们对中国就有多痴迷

　　作为后起之秀，此时已经雄霸海外的大英帝国，一直想与清廷建立友好外贸关系，自然不会缺席这次庆贺的机会。

　　在多年的外交生涯中，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等职位，他都担任过，可以说在外交层面算是元老级。

　　其实，早在此之前，马嘎尼尔就已经对外交生涯萌生了退意。多年的外交宦海生涯早已经让他心生疲倦，但当得知出访中国的消息以后，马格尼尔还是欣喜万分，竟没有丝毫犹豫就接下了这个神圣的差事。

　　于他而言，东方这个神秘的国度一直是西方人心驰神往的地方，此生能够来到中国，可以说是每个英国人心中的夙愿。这和现如今的人们，一直渴望去美国看看的心情是如出一辙的。

　　可以说，马嘎尼尔是个彻彻底底的“中国迷”。这不是他本人特殊爱好，而是那个时代很多欧洲人心驰神往的地方。

　　不单单是马嘎尼尔所处的时代，从罗马时代伊始，欧洲人就对中国这片土地产生了好奇。在秦汉时期，无数丝罗绸缎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精美绝伦的布料，绚丽多彩的瓷器，让还处于萌化时期的欧洲人增长了见识。

　　对于它们而言，古老的中国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外星球，他们想破脑袋都不知道这个远在东方的神秘大国到底有多繁华。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丝国，人们从一种奇特的树皮中抽取丝线，织出美丽的丝绸。

　　时光飞逝，当人类历史的来到蒙古人统治的大元帝国，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人，写了一部著作叫《马可波罗.行记》。

　　他是一个从威尼斯来到中国的传统商人，在元朝生活了二十多年，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河河，从欧亚到达开平府，在这里他见到了令世人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他在向欧洲人的汇报中说，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1522年，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提升，欧洲的麦哲伦率先打通了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线。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西方本土的传教士也纷纷涌进华夏腹地。在中国生活的岁月里，这些人没有单纯的只顾自己享受，他们将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的所见所闻，都一一书写在寄给亲人的信件中。

　　在传教士的笔纸下，他们把这个国家的君王描绘成世间最英明的统治者，这里的人们应为勤劳肯干，一度过着无比富足的生活。

　　传教士这些极具煽动性的言论，让尚未进入科技文明时代的欧洲人羡慕坏了。也是那时候起，欧洲人接二连三的开始横跨大洋，不惜万里的来到古中国学习生活，以增长见闻。

　　和现如今的国人一样，欧洲人一致认为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社会福利，还是社会制度都堪称完美，无论从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上来讲，那时候的中国都完败同时期的欧洲国家。

　　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并且向欧洲人宣称：“世界历史始于中国。”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他的学生沃尔夫则认为中国就是现世的乌托邦。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作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长的马嘎尼尔，在听到政府将派自己出使中国时，他的内心可想而知有多么激动。

　　对于马嘎尼而言，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他早已经走过，各地的风土人情也都一一领略过，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从陆地到海洋，对于中国他只在人们的口中听到过，却从未亲眼见证过。

　　与现如今欧洲人的“优越论”相比，马嘎尼尔所处的时代正好与现在相反，在尚没有进入工业时代的欧洲与同时代的古中国相比，综合实力相差十分庞大。

　　在那个时代，对于古中国的羡慕，和现如今人们对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所产生的的羡慕是一样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翻看下那个时代的文学著作，你可能会有很大的概率看到这样的句式——“当中国已经……时，欧洲还……”的表述。

　　比如伏尔泰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就像今天我们动不动用“西方”来比照“中国”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正是用“中国”来批判“欧洲”。（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粗鄙而教条的宗教信念笼罩着欧洲的一切。“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繁琐哲学之前。”（约翰·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史》）

　　启蒙运动意味着从蒙昧的鬼神迷信中清醒过来，而当时的中国宗教发展给了欧洲人许许多多的启迪。在分析研究中国以后，当时的欧洲学者们惊讶的发现，即使没有教会的管理，但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秩序，还是经济等综合实力，都远在欧洲人之上。

　　和四分五裂，极为分散的欧洲各国比较起来，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够以大一统，和平安定的形式发展下去。

　　和当时的中国以科举形式选拔优秀的人才相比，欧洲以贵族粗放式的管理社会相比，这点中国确实比他们要先进得多。欧洲各宗教之间为了一家独大，互相攻击，教与教会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本土的道教得以延续发展，就连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也在众多教派中扎根下来，真正做到了各教之间的和谐相处。

　　与把今生的痛苦当作磨炼，将美好的希望基于来世，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欧洲人的美梦；而当时的中国，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却深信当下更加具有意义，大男子就应当建功立业，荣耀光楣。

　　尤其是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在东西方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无数的欧洲学者们开始兴起了学习中国的文化浪潮，这些精神领袖们利用自己的著作和影响力，开始抨击西方的教条主义，斥责是它们僵化了欧洲人的思想。

　　与过去人人诵读圣经相比，在那个深受中国发展刺激的时代，欧洲人开始拿起传教士所撰写的书籍仔细阅读，他们要一探究竟，来看看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在传教士哪里，他们向如今的社会公知一样，诉说中华的美好，孔子学说的精神，康熙大帝是个多么精明的皇帝。

　　传教士们说，中国的体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的自然法则之上，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

　　英明神武的皇帝、完善合理的法度、协调有致的行政机制，构成了一个强盛繁荣的盛世帝国。作为当时欧洲最具代表的先哲领袖伏尔泰，对于天主教会的抨击与打压，让他就像发现了新一样兴奋。

　　伏尔泰在其著作以及日常言论中，总是吝啬自己的赞扬之词，把中国的治世理学奉为圭臬。比如，他在《哲学辞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像今天我们去西方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一样，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绝对世界各国留学考察的首选对象。

　　伏尔泰曾说过：“在道德体系的建设中，欧洲人应该拜中国人师。”同样也有学者发出同样的感慨：“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太过于精神，我们必须虚心前往学习参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