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查尔斯·泰勒 重新定义“我们”

　　随着希腊债务危机、英国脱欧、难民处置、恐怖活动兴起等一连串事件，西方文明越来越呈现出态势，与此同时，坚守“民族性”与“本土性”、坚守“我们”与“他人”之对立的诸种右翼，也悄然流行开来。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局面？这是西方文明没落的前兆，抑或是其内部更迭的一个新契机?重新整合“我们”与“他人”，形成一个新的“我们”，是否有可能？奥地利的《维也纳日报》在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85岁寿辰之际所作的专访，想必能对解答上述问题有所启发。

　　塞弗特: 民族（nationality）在像奥地利这样的福利国家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着享受好处的机会。对于复兴中的极右翼来说，这也是个核心议题。围绕民族出现的张力如何能够得到克服？

　　泰勒: 解决办法并不容易，那就是重新定义何谓奥地利人。对所有北大西洋世界的社会来说，试图纯粹依据人们来自何处去理解民族认同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为经济与战争使我们必须接收外来的人。这对欧洲尤其困难，因为欧洲传统上并不自认为移民社会。我们加拿大也有同样的难题，特别是在魁北克。直至二十年前为止，魁北克说法语的人口都还是由那些最初定居者的后裔组成的。当移民开始到来时，我们就需要发展出一条通往整合的路径。我们称之为“文化间性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概念可能会对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具有意义。这是一个最初说德语的天主教国家，具有特殊的诸种传统，从这一点出发，你可以与已经进入这个国家的人一道，阐述对何谓奥利地人的新理解。文化间性主义意味着（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发展出这样一种意识：民族（nationality）乃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这在一个经济紧缩的时期会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右翼民粹主义在许多欧洲社会的兴起，尽管还不是所有社会。极右翼之所以把欧盟树为靶子，正是因为欧盟恰好代表了这种开放性。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不过，倘若年轻一代对这种奥地利观感到振奋，那我们就能开始赢得这场斗争。

　　泰勒: 我曾与布沙尔共同担任了魁北克民族整合委员会的主席，我们这样问人们：为什么你到魁北克来？他们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是liberté，自由。有一些穆斯林来自马格里布（Maghreb）。而人们提供的第二个理由是他们子女的教育：我想要我的孩子有机会实现一个我得不到的生涯，想要他们能上大学，等等。这就是吸引人之处。如果这种梦想得到了部分实现，那他们就变得对新的社会非常依恋。下一代到学校上学，他们开始爱上法语文学以及魁北克式的幽默感，我们的地方艺人，等等。整合就是这样实现的。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可以创造出这样一种想法：是的，我们确实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但它正在演化和改变。年轻人非常能理解这一点。

　　泰勒: 对，确实是。问题在于事情不会就这样自行发生。你需要时间，需要避免裂缝。当梦想得不到回应之时，深刻的裂缝就会出现。在欧洲，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整合了为数巨大的移民，来自波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诚然，这些都是天主教国家，但这个整合过程仍是惊人的。但是，二战之后，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马格里布人身上，这部分是因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历史。所以这些马格里布人的主要群体就生活在郊区（banlieues），他们找不到工作，非常沮丧。一个反认同（anti-identity）开始形成，所谓“新法兰西人”。这正是使整个这项事业失败的一种方式。另一种使其失败的方式则是接收移民的社会从一开始就就对他们加以污名化。很不幸，法国人正陷入在一场糟糕的污名化运动之中。这才有了立法禁止头巾（hijab）这样的荒谬事情，头巾纯粹是象征性的，而这一立法给移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你们不属于这里。一方面，你必须避免引发“他们不想我们待在这”这样一种意识；另一方面，你也要避免说“这一认同是危险的”。在如今的地缘情形之下，这并非易事。我们正在走一条危机四伏的道路。当前的欧洲，好坏表现都有。欧洲诸社会需要理解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会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所惑，并与这些移民共同体的领导者一道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有这样做才能渡过这段转变时期。

　　泰勒: 你需要理解我们是在共同致力于阻止极端主义这样一项事业。除了最精干的警探，我们还需要与那些对伊斯兰年轻人拥有权威的人进行合作。你需要创造出这样一种意识：致力于阻止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不只是东道国社会，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含括了外来者中的代表。如果一个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高度同质的，那新来者的到来很自然会使人们感到不适。不必把这道德化。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我们能避免真正糟糕的裂缝，我们就能使人们摆脱这种焦虑。我们一直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发生，一些极度仇外的人与移民发生了某种接触，开始明白他们并没有那么不同，并没有那么坏

　　塞弗特: 是什么引起了仇外（xenophobia）？是因为竞争资源和福利吗？或是因为移民工作得更勤奋，他们的孩子学习得更好而带来的焦虑？还是说，仇外是一种更深刻的焦虑，基于齐格蒙特·鲍曼所谓移民体现的恶托邦（dystopia），也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的存在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般安全？

　　泰勒: 最后一种看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不过没有明确得到阐述。而前两个则是明说的。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已经有仔细的研究表明工作机会并没有被偷走，移民提出的福利要求也比其他人要少。最终，这些表达出来的关于威胁的观点可以通过共同工作和生活得到克服。在一个像蒙特利尔这样的大城市，确实会有一些难题存在，不过解决之法也同样存在。当你进行测验，询问人们是否想要法国一样立法之时，市郊的赞数更多，那里生活着法语加拿大人中产阶级。

　　泰勒: 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无疑会增加“我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种意识。责怪隔壁的移民要比指责体制的某些特征来得容易。这既是整合要面对的难题，更是本身的难题。面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更底层的人抛弃，变得易于被那些提供极为简单化的解决方案的党派所招募。

　　塞弗特: 我在这里还感觉到了另一个现象，右翼民粹主义鼓动中产阶级抛弃与更低阶层者之间的团结。你在加拿大有没有看到相似的事情发生？

　　泰勒: 确实有一种相似的封闭，但基础不同。他们会说，如果有的人贫穷，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看法的真正来源是美国，并在一定程度上传到其他地方。想一想上一次选举中的米特·罗姆尼，他输掉选战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被录下一段线%的人什么都不干，就是伸手要。如果你落魄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错，别指望我帮你渡过难关。这是团结消退的另一个缘由。

　　泰勒: 只有通过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正在进行这样的努力，而它们正是以一种高度的同质性为基础建立了福利国家。当然，也出现了。这全在于你改变关于“我们”是谁的意识的速度。这种观念最初出现于由各自迥异的人组成的群体，他们共同工作，开始获得关于一个“我们”的真实而具体的意识，从而沟通差异。与之相反，如果最初的观念是存在着一些不属于“我们”的外来者，从这一点出发， 对现实的某种看法也随之而来。这就关系到一个观念的吸引力，亦即，我们其实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变成新的东西，可以在中、在工作场合中成功实现这一点。

　　塞弗特: 让我们转到世俗主义的问题。鉴于中东自2002年以来的发展变化，如今人们怎么能不是世俗主义者？宗教显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解答，是不是？

　　泰勒: 有时宗教是问题的一部分，有时民族主义是问题所在，有时问题则出在极端——试看红色高棉的例子，其中哪有宗教？说宗教总是暴力的与说宗教总是和平的同样荒谬。人们可以在任何大规模的信念之中找出暴力的理由，也能从中找出理由，带领人们和平共处。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人就领导了由宗教所激发的运动，致力于拒绝暴力、追求和解。

　　泰勒: 世界上有多得惊人的伦理理想正在起作用。一旦你看看这个世界，那种认为存在着宗教和非宗教这两种判然有别的独立范畴的观念就被打破了。不存在一个叫作宗教的单一的东西，正如不存在单一的伊斯兰。

　　塞弗特: 归根结底，我们共享了99% 的DNA以及同一个星球的共同命运。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各大宗教的融合？

　　泰勒: 其实，我们有这样做。事情很复杂。相比五百年前，同一个星球命运与共的意识无疑更为强烈了。另一方面，我们有如今这些深刻的憎恶、怀疑。人性之中的某些要素使人在一些环境之下极易如此。只有通过发展出另一种认同，你才能击败这种心态，这种认同将真正对开放和成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两点高度珍视。

　　泰勒: 这也是不起作用的。认为世俗主义意味着公共领域从宗教解脱出来，这本身就是个错误的观点。在现代西方，世俗主义的关键在于公共的权威既不与宗教，也不与反宗教结盟。人们应该有最大的自由将自己的观点付诸行动，不论是无神论的或教的或犹太教的或穆斯林的。在启蒙运动之前，我们生活在以宗教信仰来界定的社会，而为了公正对待现代世界的多样性，就有必要从依据宗教或意识形态来界定的国家转变为有意无所依附的国家。在法语世界，对于如何界定laïcité（世俗性），有一场大论争。在魁北克，我们有着更为开放的世俗性概念。在法国得势的这种更为封闭的概念正在造成深刻的、污名，而且并没有实现一个非依附的国家。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是一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科学家和哲学家，1931年出生于蒙特利尔。他的著作涵括道德哲学、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宗教哲学，代表作有《自我的根源》《本真性的伦理》《黑格尔》《世俗时代》等 。

　　这篇访谈的一个简略版本曾由Simon Garnett编辑，以德语首发于2016年1月29日的《维也纳日报》。

　　人是社会的存在，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没有你，我就不存在，这种看似平淡的描述能推导出怎样的结论？个人永远只限于经历共同的生活，局限又表现在何处？

　　在《共同的生活》这本书中，哲学携手心理分析，文学作品促发内省。当代著名思想家托多罗夫告诉我们，人注定不完整，人渴望得到认可，即便孤独，人的自我仍由跟他人的相遇而构筑。

　　人是幸福的，因为人有爱；若没有爱，人就不存在。我们的幸福依赖于他人，而他人也有摧毁我们的幸福的可能。共同的生活永远不保证什么，在最好的情况下，共同的生活只保证一种脆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