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国家战略研究

　　20世纪50年代，美方率先提出国家战略概念，美国的国家战略研究随之而起，并在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研究分散、高质量成果不多等突出问题。国家战略关乎国家的兴盛衰亡。加强国家战略研究，有助于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有助于提升国家高中级公务员的国家战略意识和国家战略能力，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学。当前，加强国家战略研究，迫切需要组织力量、整合资源，对国家战略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国家战略是为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而综合开发、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国家力量的总体方略。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其成败直接关系国家的兴盛衰亡。为促进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和执行高效，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迫切需要加强国家战略研究。

　　严格来说，国家战略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国家战略研究中，美国最具代表性。中国的国家战略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可观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在战略理论研究上，美国却明显地落后于西欧，特别是落后于英国。这种情况，不仅与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也使美界和战略理论界颇为尴尬。为了适应美国战略地位的变化，美方于20世纪50年代率先提出了“国家战略”这一新概念。1963年，美国国防部颁布的《美语词典》将国家战略定义为：“平时和战时在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运用国家的、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可以看出，美方的国家战略概念直接受到英国大战略理论的影响。1929年，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中用一章的篇幅阐述了大战略的概念和一些基本问题，从而开辟了战略研究的新境界。大战略概念和基本原则很快被英方所采用，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两国对法西斯作战的指导性战略理论。

　　由于这一理论影响深远，所以，尽管战后美方提出了国家战略概念，但在国家战略研究中，使用更多的还是大战略概念。在他们看来，“国家战略”和“大战略”是两个相同或相近的概念，用大战略概念来研究国家战略的相关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其利益和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过去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利益。因此，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的国家战略研究，其视野不仅仅局限在地球，而是已经深入太空，所涉内容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科技、历史、地理、民族、心理等方方面面。这是由美国国家战略的宏阔性所决定的。

　　在美国，有一批国家战略学者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善于从历史研究中发掘国家战略的规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其所撰写的 《大国的兴衰》等著作，对国家战略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影响。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指出：“只有研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

　　美国虽然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但并非一个不重视基本理论研究的国家。恰恰相反，在众多领域，美国的基础理论研究都非常扎实深入，从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国家战略研究中也是这样。例如，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就探讨了大战略的结构、战略环境和通往战略优势的道路等国家战略的基本理论问题。

　　国家战略研究既包括国家战略理论研讨，也包括国家战略实践探究。离开丰富的国家战略实践，国家战略理论就可能变得空洞无物，大大降低其理论价值。因此，国家战略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层面上，而必须着眼于国家战略重大实践问题的解决。在这方面，美国的国家战略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由美国哈佛大学贝尔夫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尼克松中心、兰德公司、参议院等15个部门、机构近30位专家学者和家组成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于2000年7月出版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一书，该书将美国国家利益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四大类，每一类又细分为若干项。当某一项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都有可供参考的解决对策。该书为布什政府提出了6项首要任务，都被纳入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框架，并逐步予以落实。

　　例如，1953年以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国防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等军方权威机构多次将国家战略定义为“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用“科学”来界定美国的国家战略，其欺骗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国家战略所追求的国家目标，就是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对这样的国家战略冠以“科学”二字，就是要给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行为披上“科学”的外衣，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俯首帖耳，否则就是违背科学。事实上，用“科学”二字所包装的美国国家战略，其背后是赤裸裸的暴力和血淋淋的。不认识到这一点，极容易在观念上被蒙骗，在思想上被麻痹，在理论上被缴械，在行动上被打败。

　　众所周知，所谓的美国国家战略，实际上就是美国维护其世界霸权的战略。美国的国家战略研究，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而一旦美国从世界霸主地位跌落下来，美国的国家战略研究也就时过境迁了，更谈不上适用于其他国家。

　　前已述及，美国的国家战略就是美国的战略。与此相适应，美国的国家战略研究也主要是研究美国的战略，而对国家发展战略涉及有限。这就使美国的国家战略研究缺少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和毋庸赘言的。

　　当代中国的国家战略研究，最早起步于中国。1974年，中国学者钮先钟出版了《国家战略概论》，对国家战略的概念、源流、结构、实践等进行了梳理，概述了国家战略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战略概念传导到中国。1984年，吴春秋在《世界知识》杂志发表《浅谈“大战略”和“国家战略”》一文。受此启发，中国有学者开始从基本理论角度研究国家战略问题，并于1994年出版了《国家战略论》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国家战略”命名的学术专著，较为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了国家战略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此后，中国国家战略研究在相关领域迅速发展并在有关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等老一辈大战略家对国家利益有清晰的论述。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对国家利益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如，较为深入地研究和梳理了西方的国家利益理论；较为深入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和、的国家利益思想；较为深入地研究和概述了一些大国的国家利益；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同国家利益一样，国力也是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我国学界在国力问题研究中大致作了这样一些工作：翻译和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国力研究成果，如国力的概念、分类、比较、测算等，特别是译介了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政界和学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国力”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尚未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却成为中国官方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引进和介绍了发达国家关于国力的诸多测算方法；对相关国家和我国的软实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始终是国家战略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自国家诞生以来，就成为国家首先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战略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概念、环境、对的直接威胁和潜在威胁、战略的目标与实现路径、大国战略比较等。近些年，在习总体安全观的指导下，战略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和重点，国家发展战略也就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研究的热门领域，从经济发展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到创新驱动发展再到军民融合发展，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通过研究，在国家发展战略领域，目标越来越清晰，路径越来越明确。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发展战略研究聚焦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战略上来。在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内许多著名高校成立了国家发展研究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国家发展战略的专家学者。其研究成果之丰富，是国家战略其他研究领域难以相比的。

　　国家对外战略，亦即国家外交战略或国际战略，是国家战略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创造和维护这样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在这一领域，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认同。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学界在国家对外战略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国家战略决策是国家战略实践的核心环节。历史证明，国家战略决策正确，国家就会发展顺利。反之，国家战略决策出现偏差或错误，国家就会走弯路，或者发展缓慢，或者停滞不前。如果国家战略决策出现重大错误，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甚至导致国家衰亡。因此，研究国家战略决策，助力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化，是国家战略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些年，我国学术界在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化的判断标准、实现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化的主要路径以及构建化、科学化、法制化的国家战略决策体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研究进展，为实现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化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战略研究虽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实事求是地讲，存在的问题和弱项也着实不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一分散性的研究格局，虽然能够较为深入地研究各自领域的问题，但却难以统筹研究国家战略整体性的重大问题。

　　与各领域战略如军事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外交战略等不同，国家战略是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涉及领域极其广泛。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家战略，必须首先深入研究国家战略的基本问题，如国家战略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国家战略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国家战略体系的内在结构及其发展变化、国家战略环境的当代特点与发展趋势、国家战略科学化的判断标准及实现途径、国家战略阶段性评估与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以及战略与韬略、目标与手段的关系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学界对国家战略的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虽有涉猎，但尚需深入。

　　如国家利益分类与排序问题、国家目标的细化量化与系统化问题、当代国家战略环境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问题、大国国力的评估与比较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大国战略等。有的学者虽然涉足了国力评估等问题，但研究缺乏应有的科学性，以致提出了与实际不符的观点和结论，招致学界的一片质疑和批评。甚至有人罔顾事实，夸大其词，哗众取宠，误导，只顾捞取个人的名利，不管传导虚假信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有体制上的原因。多年来，我国官学之间缺乏正式的沟通和交流渠道，加之保密制度和官僚主义作祟，学者难以及时获取国家战略实际情况方面的信息。

　　另一方面，可能与许多学者多年形成的坐而论道的学风有关。两者叠加，使国家战略研究在一些领域严重脱离实际，从而大大降低了这一实践性很强的学术研究的价值。

　　同社会科学许多研究领域一样，在国家战略研究领域，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较多，人云亦云的更不少，唯独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具有重大理论创新的研究成果更少。这说明，国家战略研究的水平和质量亟待提高。

　　我国国家战略研究的短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极不利于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化。为弥补国家战略研究的短板，克服国家战略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国家战略研究。

　　加强国家战略研究，对于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国家战略、提升国家中高级公务员的治国理政能力、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学，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早已证明，科学的国家战略会指导国家走向强盛，错误的国家战略则会导致国家衰亡。为促使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和执行高效，必须加强国家战略研究。

　　国家战略环境是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所依凭的各种环境之总和。科学分析和准确研判国家战略环境，是科学制定国家战略的基础和前提。

　　在古代社会，受交通、通信等技术手段的限制，国家战略环境空间有限，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

　　而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国家战略环境的空间拓展到整个地球，甚至拓展到太空和深海；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极大地缩短了人们交往的空间距离，使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涉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方方面面，既错综复杂，又变化多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在改变着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可能会重塑世界的经济版图；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在眉睫。国家战略环境的种种变化，必然会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加强国家战略研究首先需要加强国家战略环境的研究，这不仅有助于客观准确地理解国家战略环境的内涵、构成要素、基本结构，而且能够及时科学地分析、研判国家战略环境的当代特点、发展变化的主要趋势以及对我国的直接间接影响，为科学制定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参考，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及时的预警和预判，使国家战略的实施更加有效。

　　国家战略研究包括国家战略历史经验的研究。历史从来都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研究国家战略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吸纳历史的有益经验，借鉴历史的深刻教训，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国家战略研究还包括对当代大国的国家战略研究，这对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实际上是大国、强国之间的一场大博弈。这场博弈，既尖锐激烈，错综复杂，又涉及面广，耗时较长。要赢得这场大博弈，在战略上，绝对不能闭目塞听，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更不能自以为是，用传统的眼光看问题，而必须深入系统地研究博弈各方的战略、策略和手段，做到知己知彼，在此基础上，制定我们自己的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和中国实际的国家战略。只有这样，才能站在国家战略的制高点，有效利用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复杂多变的国家战略环境中，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国家战略决策需要大量可靠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国家战略决策就无所依凭，就必然变成闭门造车。国家战略决策既涉及国内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既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又涉及军事、安全、科技、教育、海洋、太空等各个领域，涉及面之广、领域之多、问题之复杂，是其他任何决策所无法相比的。面对众多领域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海量的信息，只有通过高水平专业化的研究机构进行大量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准确地分析和研判国家战略环境的新特点和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才能及时地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信息，使国家战略决策系统“耳聪目明”，收到兼听则明之效。

　　国家战略不是装饰品，不能束之高阁，恰恰相反，科学的国家战略只有得到有效实施，才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才能达成国家目标。为了有效实施国家战略，就需要在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由智库提出多个备选方案。有了这些备选方案，就能够进一步拓宽领导者的战略视野，丰富领导者的战略思维，通过分析、比较，或者选择一个更为科学合理和可行的方案，或者博采众长研究制定一个新的方案，从而使战略方案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具有针对性。

　　此外，还需要对国家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研究，及时发现国家战略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反馈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领导者对国家战略方案进行修正和调整，使国家战略的实施更加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战略环境。

　　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离不开国家高中级公务员较强的国家战略意识。深入系统的国家战略研究，能够为国家高中级公务员提供系统的国家战略基本理论、丰富的国家战略历史经验、深入的国家战略环境分析、科学的国家战略前景预测，从而增强国家高中级公务员的国家战略意识。没有或缺乏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高中级公务员科学的国家战略意识就缺少活水源头。

　　国家战略能力包括国家战略的理性思维能力、国家战略的科学决策能力和国家战略的有效执行能力。事实证明，在重大历史关头，国家高中级公务员是否具有宽广的国际大视野和高超的时代大智慧，能否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去思考、分析和处理国家的重大问题，对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至关重要。而国家高中级公务员要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就离不开深入系统的国家战略研究。

　　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深刻总结国家战略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提炼和概括出国家战略的基本规律，丰富和发展国家战略的基本理论，从而拓宽国家高中级公务员的国家战略视野，强化其国家战略思维，提高其国家战略科学决策能力。

　　只有这种研究，才能为国家高中级公务员深刻分析国家战略环境、清楚展望国家未来、科学解决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才能在扑朔迷离、复杂多变的国家战略环境中，做到有正有奇，能放能收，刚柔相济，进退有据。

　　所谓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既包括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更包括国家高中级公务员，特别是国家未来领导者。因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而要经过世世代代坚忍不拔的努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

　　培养造就不断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时代新人，既需要培养他们的自觉、思想自觉和理论自觉，使他们既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良好的精神风貌、强烈的担当意识、良好的品德修养、不懈的奋斗精神，又需要培养他们的战略素养，包括宽广的战略视野、科学的战略思维、高超的战略智慧、较强的战略能力。

　　适应时代发展、能够担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所应具备的强烈的国家战略意识、科学的国家战略思维、高超的国家战略能力，一方面来自于丰富的国家战略实践，另一方面来自于深入系统的国家战略理论学习。没有后者，仅仅依赖实践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国家战略理论学习，犹如为未来的国家领导者配备了望远镜，使他们对未来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还能使未来国家心胸更宽广，视野更开阔，思维更缜密，更加懂得如何正确运用决策外脑。

　　正因认识到国家战略理论学习对培养未来国家才的重要性，从2000年起，美国一些著名的战略理论家聚集耶鲁大学，举办了前所未有的“大战略讲习班”。美国这一富有战略远见的做法启示我们，必须为走向未来做好充分准备。其中之一，就是培养具有国家战略视野、国家战略思维和国家战略能力，能够适应未来发展、有效应对未来挑战的国家高级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从欧美到中国，虽然出版或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国家战略研究成果，但国家战略基本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国家战略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尚未形成。这表明，国家战略学是一个发展中的亟待培育的新兴学科，是战略学园地中正在成长的新苗。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战略学，是深入系统地开展国家战略研究的时代要求和必然结果。国家战略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应包括国家战略的基本理论、中外国家战略学史、当代大国战略比较、国家利益研究、国家实力研究、国家战略体系研究、战略学、国家治理战略学、国家发展战略学、国家对外战略学、国家战略能力建设、国家战略评估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对国家战略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构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相互协调、有机统一，既具有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又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广度的国家战略学，这对于增强国家高中级公务员的国家战略意识，拓展其国家战略视野，强化其国家战略思维，提升其国家战略能力，进而促进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社会生产力、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迅速增长，我国已经进入大国竞争的前沿。大国竞争首先是国家战略的竞争。为确保国家战略制定科学和执行高效，当前，迫切需要组织力量、整合资源对国家战略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国家战略环境是指国家战略制定和执行所依凭的各种环境之总和，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战略实践的、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大国战略与政策调整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战略与政策调整，将对国家战略环境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和实施了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制定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和平稳定、协商合作的国家战略环境。为营造和维护这样的环境，我国做出了一系列艰苦的努力，包括始终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

　　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中美关系总的基调是接触、协商与合作。期间虽然也出现过波折和危机，但由于两国的远瞩和着眼大局，很快将危机化解，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和主要对手，开始对中国实行全面的遏制和打压，宣称要把中国打回到四十年前原形，并试图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将中国隔离在国际体系之外。

　　2021年拜登上台后，提出“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的对华战略，对我国继续实行限制打压政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21年6月8日投票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处处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妄图以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维持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以、宗教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以科技、经济脱钩等剥夺中国正当享有的发展权利，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国家战略环境。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使世界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疫情过后，一些国家，特别是美、英、法、德、日等国，可能对本国的战略和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势必进一步影响我国的国家战略环境。为科学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需要对当代国家战略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和发展新趋势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便及时进行科学的预判和预警，为国家战略的科学决策和有效执行提供高质量的咨询。

　　国家战略的制定与执行，目的是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涉及国际国内诸多领域，表现在诸多方面。俗话说“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家战略环境中，为更有效地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必须依据轻重缓急原则，对国家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与排序。这是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前提。对此，美国外交家傅立民指出：“家的才干在于能清楚辨明国家利益的主次，明确本国价值观对这些利益的支持程度。在利益不明和主次不清的情况下，治国方略不免会陷入自相惊扰的混乱与矛盾之中。政策将受到挑战，威慑会因此失效，由疏忽引起对抗的风险将大为增加。疏于确定国家利益及其主次还会使这项重要任务受制于对手的行动，而正是这些对手向本国利益提出了挑战。”

　　美国学术界较早地开展了国家利益排序问题研究。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出台了《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将美国国家利益分为四大类，即生死攸关的利益、极为重要的利益、一般重要利益、次要利益。每一类利益都包括若干项具体内容，并提出了维护每类利益的行动原则和具体对策。

　　显然，对国家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排序，首先需要对国家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如利益、国家发展利益等，并将每一类国家利益再细分为若干子项。

　　在我国，自1992年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以来，发展问题受到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GDP的增长。党的以来，习同志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使我国的发展更加切合人民的需求和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然而，在我国学术界，虽然有人呼吁要加强国家利益排序问题研究，但至今尚未看到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当前，我国国家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这一变化，迫切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家利益的分类和排序问题，包括国家利益分类与排序的依据和原则、国家战略环境变化与国家利益排序的调整、世界其他大国国家利益的排序等。这项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家目标是国家利益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中表现，是构成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素。一般来说，国家目标都比较宏大，也比较抽象，如果不加以分解，不进行细化、量化和系统化，就难以具体落实，甚至容易变成空洞的口号。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目标。

　　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细化、量化和系统化指标，以便形成“长远目标——中期目标——近期目标”的目标链，使国家目标可操作、可落实、可比较、可评估，通过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累积性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目标。

　　为将国家目标细化、量化和系统化，首先需要对未来30年实现国家目标的历史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对这一历史进程，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大的阶段划分，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再经过15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九个方面擘画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将这九个方面的目标进一步细化、量化，并使之横向相互协调、纵向相互衔接，构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系统。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战略是通过一个个“五年规划”来实现的。因此，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需要将未来15年再划分为3个5年，确定每个5年的阶段性目标，通过3个“五年规划”，最终实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目标。阶段性目标之间要具有连续性，前一阶段目标是后一阶段目标的基础和条件，后一阶段目标是前一阶段目标的发展和提升。在每一个“五年规划”中，各领域之间的目标也要相互协调，由此形成纵向目标与横向目标有机结合、五年规划目标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有效衔接的目标系统。只有如此，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大目标才能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逐步实现。

　　国力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任何国家来说，国力开发都不是单项的，而是全面的。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国力开发的战略重点又是不同的。只有及时抓住特定时期国力开发的战略重点，才能弥补国力的短板，使国力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在当代，大力开发人才资源，特别是培养造就大批杰出人才，提升杰出人才、世界一流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是我国国力开发的战略重点。众所周知，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在这场空前激烈的科技竞争中，我国虽然有40多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良好基础，但“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我国科技在视野格局、创新能力、资源配置、体制政策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技术研发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需求不够，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开放合作还不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

　　科技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之一是人才问题，科技创新的短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才短板造成的。正如习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我国突出的短板是缺乏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顶尖人才缺乏。

　　近年来，由于美国联合其盟国在科技、教育和人才等方面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第二、第三条路径很可能会被堵死，剩下的主要路径就是自主培养。对此，习同志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要更加重视青年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

　　贯彻落实习同志的这一讲话精神，就必须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切实提高我国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世界一流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将杰出人才、世界一流人才培养的自主权和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这样，我们在大国竞争中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才能以杰出人才、世界一流人才的大力开发促进国家硬实力、软实力的提升。

　　古今中外，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最终会演变成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博弈。在这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博弈中，为了争取主动和赢得优势，必须全面准确地了解和研判各个大国的国力，包括其优势和劣势、强项和弱点，以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这就需要研究大国国力问题，并对大国的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

　　国力研究早已有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力研究方面比较超前。1977年，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雷·S.克莱因出版了《世界实力评估》一书，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国力计算方程，从而开了国力量化研究的先河。此后，西方国家又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各具特点的国力计算公式。1990年，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软实力》一文，同年出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第一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此后，在《硬实力和软实力》《软实力：世界中的成功之道》等著作中，约瑟夫·奈将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并系统阐述了软实力理论，从而开创了软实力研究的先河。

　　在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影响和启发下，我国学界软实力研究迅速兴起，并发表了一批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国力研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综合国力”概念。这一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官方所接受，并成为比较流行的官方用语。尽管这一概念提出者强调“综合国力”概念是受到西方相关学术概念和理论的影响，但严格说来，国际学术界并无“综合国力”的提法。它只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英文翻译是中国人自己的“硬译”，这一英译虽然被英语世界所接受，但仅仅专指中国人所说的“综合国力”，而不是一个国际学术界普遍通行的概念。

　　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对国力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在国力量化或评估方面，某些研究更显简单，远不成熟。事实上，国力问题研究，特别是国力评估研究，在国家战略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没有这一研究，国家战略就不可能做到知己知彼，就潜藏着决策脱离实际的巨大风险。除此之外，在国力研究中还需要探讨以下问题：

　　第一，如何科学界定国力概念和国力的构成要素？综合国力概念有什么实际价值？为什么国际社会不接受？

　　第三，在当代，开发国家潜力的核心和重点是什么？国家潜力转变为国家实力需要什么条件？在特定的国家战略环境中，如何实现不同国力的高效转化？等等。

　　由于国情和所处的国家战略环境不同，大国国家战略的内涵和体系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战略。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和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美国的概念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将维护超级大国和世界霸主地位当作其战略的核心内容。以此为重点，美国的国家战略体系与其他国家的国家战略体系存在较大差异。

　　与美国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对其国家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即由“军事立国”转向“贸易立国”，由抗衡欧美转向日美结盟，由亚洲面向海洋方向发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又推行从经济大国走向大国的国家战略。很显然，在每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重点，其国家战略体系自然也不同于别的国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总体战略。为实现这一战略所确定的国家目标，中央在强调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又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以及质量强国战略、文化强国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制造强国战略、网络强国战略、交通强国战略、健康中国战略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为了统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迫切需要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以便使各项战略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结构合理、有机统一的国家战略体系。

　　只有明确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将国家战略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层次清晰、结构优化、相互协调、运行有序、统筹推进、协同共振的国家战略系统，从而产生1+1＞2的战略系统效应。

　　有学者认为，安全和发展是国家兴衰的两大基石，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战略体系可以分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战略两大体系，其中：发展战略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战略，安全战略涉及安全的各领域战略以及军事战略等。

　　也有学者提出，国家战略体系是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形成的有机战略系统。国家总体战略层面分为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分别代表军、民两个战略体系的顶端，下辖多个层次的具体战略。战略包括各安全领域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国家发展战略则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战略。

　　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特有的国情、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环境、所面临的改革发展任务，决定了我国的国家战略体系不是单一型，而是复合型的，即由多个领域的战略组成的国家战略大系统，其中主要包括战略、国家治理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对外战略。只有理顺这四大战略的内在关系，才能科学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在协同推进中提升国家战略的整体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历届主要领导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最高决策层之所以将发展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只有发展才能实现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才能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落地。因此，只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只要我们还处在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国家战略体系中，国家发展战略就应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战略、国家治理战略和国家对外战略就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并确保国家发展战略得到有效实施。

　　国家战略直接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为确保国家的生存、发展和走向强盛，避免国家的衰亡，必须实现国家战略的科学化。所谓国家战略的科学化，就是使国家战略符合实际、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符合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国家目标与国家手段平衡的基本要求。

　　就是既要符合中国的实际，也要符合世界的实际；既要符合现在的实际，也要符合未来的实际；既要符合物质的实际，也要符合精神的实际。

　　即国家战略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如从古到今，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是：从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从低度文明走向高度文明，从和人治走向和法治，从低质量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从初级现代化走向高级现代化，从相互隔离走向相互交往，从区域一体化走向全球化等。国家战略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就是科学的，就能推动国家走向进步、文明、繁荣和富强，而违背历史发展大趋势，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或者使国家停滞不前，或者使国家走向。

　　就是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科技发展规律、教育发展规律等。符合发展规律的国家战略不仅是科学的，而且能给国家带来事半功倍之效；违背发展规律的国家战略往往导致事倍功半，甚至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为旨归。在现代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国家战略只有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国家战略，必然遭到人民群众的，最终导致国家战略的失败。

　　就是要保持目标与手段动态平衡，即在国家战略设定的时限内，国家实力的增长足以实现国家目标。如果国家实力的增长不足以实现国家目标，就只能降低国家目标或延长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时间。否则，强行推进在预设时限内不可能实现的国家目标，就是战略上的急功冒进和“”，其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给国家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失，招致国家战略的失败。

　　只有决策化，才能做到下情及时上达，才能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收到兼听则明之效。没有或不发达、不充分，就会堵塞言路，难以听到真话和不同意见。而偏听偏信的结果，必然导致国家战略脱离实际，甚至违背历史发展大趋势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战略科学化的重要支撑，发展和完善决策咨询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国家战略高度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

　　党的以来，中央对智库建设高度重视，2015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做出全面部署。但随着国家战略环境的新变化，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如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比较缺乏，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比较有限，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比较陈旧，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等等。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入手，特别是要将发展和完善决策咨询制度、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之中，使其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应有作用。

　　国家战略体制机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核心内容。在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科学界定和有效推进国家战略体制机制的现代化，通过国家战略体制机制现代化，确保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是国家战略理论和国家战略实践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国家战略不是仅供欣赏的美丽图画，而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巨大战略工程。很显然，要解决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诸多重大战略问题，不仅需要科学制定国家战略，而且需要有效实施国家战略。没有有效的实施，再科学的国家战略，也是一纸空文，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在国家战略实践中，为科学有效地实施国家战略，就必须客观、准确、及时地对国家战略进行阶段性的绩效评估。为此，需要科学设定国家战略评估指标，明确评估主体，确定合理的评估程序与方法。

　　绩效评估在企业已开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公认，绩效评估是实施战略的有效工具和手段。但在国家战略领域，绩效评估是一个亟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九个方面擘画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这九个方面的远景目标要通过三个“五年规划”来落实。这就需要对每个“五年规划”进行客观、准确、及时的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为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也才能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远景目标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创新研究，原作者薄贵利。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本公众号编译/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