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3）

　　文化强国，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这也是党章确立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问题在于，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的标准是什么。这首先要总结历史经验。“不知道总结自己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的民族，不是一个严肃认线] 中国在近代、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有两条重要经验。其一，中国文化建设必须紧扣时代主题，才能确保文化发展跟上时代步伐，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偏离时代主题，将导致文化建设停滞甚至。“文化大”完全偏离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使中国文化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出现大。其二，文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发扬中国智慧，海纳百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采取“拿来主义”，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在新时期，这两条经验对推动中国文化建设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运用上述历史经验，新时期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应集时代性、民族性、包容性于一体。时代性要反映国内外发展潮流的客观要求，民族性要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而非是否来自本土为依归，包容性要体现关切人类共同利益的开放胸襟。当然，在实践中把握好这三性，还要有些新思路。

　　把握时代性，关键在于看准和抓住时代主题。当前的时代主题，从世界范围看，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中国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推进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央围绕这一主题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这种时代主旋律确定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导向，首先要围绕与时代主题有关的各种问题展开。在思想理论层面，一个重要问题是搞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定位，这对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意义重大。中国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价值定位上，争论很多，分歧很大，让人有点找不到自我的感觉。一些观点将当前两极分化等许多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把中国参与的全球化看成美国化、西方化；另一种观点对中国道路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认为其至少不具备美英模式那种影响力；还有一类人则将问题聚焦于东西方文化门户问题上，将生态环境恶化、拜金主义、道德滑坡等问题都归咎于工业化、现代化代表的西方文化，怀念那种“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情境，近年“天人合一”成为热门话题与这种试图将传统理想化的情结有很大关系。

　　马克思晚年针对农村公社制度提出东方发展新道路思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定位，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不能按照西欧模式发展资本主义，但可以吸收并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走自己的发展道路。[38] 这一观点集中反映了马克思晚年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一些新变化。其一，更加注意观察资本主义的变革，不再强调“暴力”是改变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其二，把资本主义创造的历史环境与资本主义相区别，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创造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形成了一种“既制约又促进其他生产方式演变的力量”。[39]其三，东方国家不必拘泥于社会发展阶段论，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根据自身情况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其四，东方发展道路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成物质条件，“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40] 很明显，在马克思看来，东西方现代化道路可以互补。现代化虽然源自西欧资本主义，但它是世界共同的发展方向，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本体，[41] 东方和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需要，但东方国家不必走西方的老路，而应该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走自己的路。马克思在其逝世前两年提出的东方发展新道路思想，长期被人忽略。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注意到，甚至连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十二年中也没有跟上。[42] 20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新论断是正确的，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所做的就是马克思当年设想的东方发展新道路，无心之中证明了马克思预言的正确性。马克思晚年的新思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定位，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结合马克思晚年对资本主义和东方发展新道路的思想，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对增强“三个自信”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一步的发展路径，都具有重要意义。

　　只要避免上的教条主义，同时也不带文化门户偏见去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还可以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老命题找到更加合理的现代阐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人的发展，对“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43] 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证。前者是指只有“人化的自然界”[44]才具有实际意义，后者是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5] 马克思认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46]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就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线] 人与自然的完全统一，就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

　　恩格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体性”作了进一步阐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在人征服自然的历史中，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居民为得到耕地而毁灭森林所造成的土地荒漠化，以及其他人类农牧业活动违背自然规律造成的后果。他没有列举工业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提醒我们注意，虽然近代以来的工业活动大大加剧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但人对自然的破坏并非始自工业文明，而是从人违背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人与自然是否和谐并不取决于人对自然的开发使用什么具体方式，而取决于是否尊重自然规律。恩格斯从人与自然主、客关系的“一体性”出发，对人与自然如何才能由最初的对峙、冲突转向和睦、合一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受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能成立了。”[48]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阐述，体现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给“天人合一”这个古老命题提供了科学的新解：人在自身发展中对自然首先要有人文关怀精神，因为人来自自然界，自然界养活了人，人要感谢自然界；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就会对自然造成破坏并受到自然的报复。人对待自然还要有科学精神。人对自然的利用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而现代科技为扭转人对自然的破坏创造了条件，使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找到了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规律和手段。这个新解保留了“天人合一”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追求，同时去掉了这个概念中的主宰、命定色彩，也超越了小农经济时代被动“顺天”观念的局限。这种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于一体的“天人合一”，才是现代人所应追求的价值理念。许多发达国家开始或已经走过的路程证明了这种理念的正确性，这种理念也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对自然的恢复与保护，不是以放弃人的发展去实现，回到小农经济时代对自然的被动顺从，而是要在追求人自身发展的同时，用现代科技提供的条件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定位十分重要。追求现代化是人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将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起来实现人的发展，不能将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归咎于现代化，归咎于现代科技，甚至归咎于发展科技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的人文精神离不开科学精神。科技发展史证明，每一次科技，不仅都对生产力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而且也对认识论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去认识和顺应自然规律，而不是放弃现代化。否则“天人合一”就只能是盲目被动地“顺天”，或者止步于玄学空谈。

　　把握民族性，关键是要从国情需要出发去对待文化发展问题。适应国情、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一切优秀文化，都应取而用之，并经过加工改造，打造成当代中国文化的国粹。这一点，晚清国粹派的观点很有启示：“本我国之所有”，“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者，“亦国粹也”；当然还应加上一条，即宜于我国及世界共同利益者，也是国粹。我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许多国粹，就是这样打造出来的。禅宗就是佛教中国化造出的国粹。禅学自公元8世纪以降代替了印度佛学，“佛教差不多完全变成禅学了”。[49]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第一国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适合于我国的中外精粹价值理念于一体，也应在践行过程中进一步充实、完善，被打造成新的国粹。另一方面，如果跟不上国情变化，即使是本土造出的东西，也会从国粹中消失掉。被奉作金科玉律约700年的程朱理学，[50]由于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被历史淘汰了。[51] 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非常复杂的大国，理论上讲适应国情容易，实践中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和把握国情的问题。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就反映了发展领域的国情的深刻变化。对文化建设来说，要为应对这种变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要研究国情的新变化，还要广泛分析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由此产生的文化新成果一定带有中外合璧特色。

　　还有一种更加复杂的情况，即一部分国情变了，而另一些国情没有变，或者变得慢，二者之间的距离和矛盾越来越大，造成相关问题上的两难局面。这方面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协调传统文化习性与全面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全面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变化。过去的中国社会主要以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现在则形成了基于社会分工的市民社会。中国的社会空间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化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信息网络构筑的社会公共领域，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网络带来的交通方式，全面打破了社会空间的传统地域限制，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公域范围。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社会心理，都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静止、狭隘、封闭状态已永远成为历史。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管理模式无法适应当今庞大、复杂的社会体系，保障现代社会秩序必须以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基础。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形成的许多文化积习，仍根深蒂固，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不相适应，在许多方面相互冲突。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自古奉行以礼治国，中国人自然而然产生重礼轻法、先礼后法、尊礼贱法的态度。“礼”初指宗教仪节，后指贵族的行为规则，主要用于体现社会等级，《礼记》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春秋以后经儒家阐扬，礼的范围扩至平民生活。在儒家看来，“礼也者，理也”（《礼记》）。“礼”既须符合道理，亦须体会人情，既指具体行为规则，亦指规则背后的原理原则。“礼只需合乎原理原则，其形式或仪节，自可因时因地而不同”。[52] 中国法律传统堪称悠久，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法在中国原称刑，起初专用于治民，并不及于贵族，与现代法治观念强调的依法治权相反。清末以前，中国法律只有刑法，没有民法，更无宪法，“法”与“刑”是同义词。先秦时期，礼法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由于儒法二家对峙而处于抗衡局面。汉代独尊儒术，法礼相争转变为以礼制法，对中国后世影响甚巨，导致“法律儒家化”，“儒家思想法律化”，道德与法律合一。汉以后历朝刑律无不以维护礼教为旨归。“礼仪之邦”实质是以礼治国，但此非寻常之礼，先是儒家界定的尊卑等级之礼，后来更成为秩序规定之礼，“出礼即入刑”，礼之所不许，即法之所不容。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兄爱、弟敬，原系个人修德敬业之阶，礼法合一后皆成法律规范之对象，为严刑峻法所强制。[53] 礼之体大与今人所讲的文明礼貌不可同日而语。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在以下方面与现代价值观和法律规范明显不合。其一，传统礼教“极度重视个人道德以及附随个人道德的义务与责任”。[54] 这从孟子讲五伦可以看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除君臣外，其余四伦不出家庭血亲和私交圈子，对圈外的其他人际关系的公德与公益基本不予关注。这种重私德而轻公德倾向，在基于血亲宗法关系的传统社会结构中问题也许不太大，但对现代社会公共秩序，其缺陷与负面影响十分突出。其二，重私德而轻私权。儒家讳言“利”，轻“利”重“义”，故传统中国社会讳讲个利，既无独立“个人”观念，更无个人“权利”观念。因此对人际关系只讲责任义务，不讲权利，自然也没有尊重他利的观念和习惯。这适于“重农轻商”的传统中国社会，但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带来的问题很多。其三，由于儒家对君臣、父子、夫妻、长幼的尊卑等级观得到法律的强制规范，汉唐以降的传统法律既无先秦法家所主张的罪行平等，更无现代法律所强调的个人平等。[55]

　　当然，尽管如此，儒家重视家庭和谐的伦常观在当代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当代法律体系与社会规范，应予以肯定。但也必须看到儒家价值观与传统礼教的缺陷给现代社会带来的问题。礼教传统转化而来的许多文化习性对当今现实生活影响依然很深，国民素质与行为习惯跟不上当代社会规范秩序的内在要求，与此有很大关系。如特权等级观念严重，重人治轻法治，有法不依，法外用权，现代公识淡漠，不尊重他利，私交圈内“要面子”而公共场所不自律，陋习随处可见，与“礼仪之邦”大相径庭。[56] 中国公益事业不发达，企业文化欠缺社会责任意识，贪腐案件多涉家族犯罪，概与传统伦常对超越血亲的社会“大爱”关注有限不无关系。文化习性也体现于社会管理的某些中国特色上，如公民缺乏基于民法和社会契约的自治传统，单位内部管理长期受困于关系本位，“用人唯亲”与“用人唯贤”之间始终存在张力。中国重视“团结”、“和谐”的价值，强调“统一思想”，折射和针对的却往往是内耗严重和一盘散沙的问题，常困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57] 我国这些年物质文明发展迅猛，但国民文明素质发展明显滞后，很多方面赶不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些问题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文化积习是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这是中国文化建设不能避讳、必须正视的现实，需要认真对待。

　　这些问题使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大为增加，中国法治建设因此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是如何依法治权，构建现代宪政国家体系，另一方面是如何协调法治与文化习性的关系。前者是法与体制的关系，后者是法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对于社会秩序，固有传统文化习性的作用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内部秩序”，与黑格尔的三层法权体系中的道德法与伦理法也有相通之处，[58] 其与成文的现代法律体系本应是互补关系。但在中国，二者价值取向相悖甚多，如何协调就成为法治建设需要经历的考验。法治国家、法治精神是大势所趋，但法律也有其局限和保守的一面，即“守经有余，权变不足”。[59] 法治建设既要通过改造国民性，在大方向上体现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大趋势的要求，又要为文化习性的转变过程留出空间。故有学者提出，制定法律要留有余地，“不要搞得太刚性”。[60] 文化建设在这个协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综合考虑我国社会环境的变与不变，积极培育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人文心理与文明习惯，强健民族精神。为此，既要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也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有用的资源。对现代法治，先秦法家的理念在许多方面其实比后来儒家化的法律传统更有借鉴价值。例如，先秦法家并不否认礼法相辅之必要，但反对以礼制法，主张法之施于人，不因身份、地位而有所区别。《商君书赏刑篇》提出“刑无等级”，与现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没有本质区别，比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的观念，更具现代公正意义。[61]

　　把握包容性，关键看是否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并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共性。文化建设的包容性，是检验中国文化先进性的一个重要属性，而且其意义与日俱增，因为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身份和地位有多项特征，如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过，在世界多数人眼里，这些都不是最突出的特征。当今中国给世界印象最深的是其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世界大国的特征。这是中国国际地位一个质的变化，其影响超过中国其他的身份特征。对中国文化建设来说，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过去谈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更多是注重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吸纳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侧重于考虑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不论对中国自身发展还是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意义有增无减。但除此之外，随着中国成为新兴世界大国，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又增添了新内涵，那就是在国际上如何运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如何影响世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因此多了一层意义和检验标准。过去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主要反映在如何对待西学东渐，现在加了一个新课题，如何把握中学外渐，如何把握中国文化在他国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人员、投资走出去，如果中国的文化走不出去，或走出去不为别的国家所接受，带来的问题会很多，最直接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化产品、精神产品走不出去。接下来还会影响世界对中国的物化产品、对中国的品牌、对中国的投资、对中国人的态度。因而这是考验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一个很大的新问题，也是检验中国文化先进性的一个新标准。一个走不出国门的文化，是谈不上先进的。

　　中国文化能不能走出国门，走出去后世界的反应如何，关键在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品质是否优秀，而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要文化是否能跟上时代发展，民族个性是否包含国际共性、是否能给人带来积极健康的精神感受。只有中国文化不但使本国人，也使他国人在认知上感到理性的力量、在价值上能引起共鸣、在审美上有独特魅力，其国际影响力才有提升的基础。其二，中国文化不仅要体现对本国本民族发展和利益的关怀，也要对世界和人类共同发展利益体现出充分的人文关怀。在这方面，国家对外政策导向固然重要，但这也必须成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本身的内在品格。在当今世界，一种先进文化一定不会留给世界这样一种印象，即这种文化培养出的人只关心自己和家人，只关心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对他人、对社会、对他国和世界的福祉漠不关心，对发生在别国的痛苦麻木不仁、甚至幸灾乐祸。中国成为新兴世界大国，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与日俱增。积极回应这种期待，不仅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国社会和国民的责任。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建设不可回避的新课题。这个课题提升了检验中国文化包容性、先进性的标准。中国必须更加重视从世界范围去思考自身的文化建设问题。从文化的工具理性上看，增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先进性，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对文化强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