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林惠祥的学术遗产与中国人类学

　　范可，福建厦门人，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同、文化人类学、跨国主义与全球化等研究。

　　中国人类学诞生迄今已逾百年。如今人类学在两岸三地都有了薪传，学术上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人类学先辈们逐渐凋零。费孝通先生于2005年春天故去。接着是李亦园先生。前不久，则是乔健先生。老一辈日渐凋零，不能令我们缅怀他们。不久前是李先生的周年，我应邀参加了在新竹的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举办的，以纪念李先生名义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海内外与会者均念及李先生提携和奖掖后辈，深为所感。今年，我们在人类学高级论坛年会上也为遽然离世的乔健先生做了个追思仪式。周大鸣教授在会上还决定，明年三月在中山大学举办一场以纪念乔先生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会。

　　以上所谈是想说明，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对师生关系有着特殊的理解。我们的师生关系，尤其是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与国外有所不同。除了学术往来之外，我们师生之间可能走得比较近，有些像传统的师徒关系。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特别讲究师承。 在西方国家，师生之间成为朋友不乏其例，但如中国人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观念是绝对没有的。这种差异自然源于构成我们文化核心的伦理。这套伦理来自儒家。在新儒家的思想里，每个人必须恪守伦理，唯有此社会方能和谐。这在张载那套有着家国情怀的修辞中阐述得十分清楚。我们姑且不论儒家伦理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文化的进程所起的作用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但对师长的尊敬用父子关系来比拟，在原则上同于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和皮囊，老师教给了我们许多知识，充实了我们的内心世界，提高了我们的辨识能力。从这点来看，布尔迪厄关于“亲属的社会性使用”（social use of kinship）确实在维系中国理想的师生关系上起了作用。

　　今天，我们提及老一辈人类学家，首先进入我们脑际的一定是费孝通，接着可能是林耀华、吴泽霖、杨堃、凌纯声、芮逸夫等人。林惠祥先生对于许多学子而言可能略显陌生。这可能与他过早辞世有关系。其他几位生活在海峡两岸的学者，大都尽享天年。活得越久必然也就越有影响，叔本华一度名声超过黑格尔就是因为他比黑格尔活得久；拉德克利夫-布朗后来成为英伦社会人类学领袖，与马林诺斯基早死不无关系。林先生不幸早逝，名声不如上面几位大。但是，他的精神没有失去，他的学术遗产正在为众多的来自厦大和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学子所继承。

　　提及林先生的学术遗产不能不考虑到他的训练背景。林先生在厦门大学毕业后赴菲律宾留学。当时菲律宾为美国所托管，菲律宾的大学体制基本照搬美国。他入研究院求学于美国人类学家拜耶门下。拜耶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的。博厄斯当年与他的学生所进行的工作大多与北美原住民有关系。博厄斯是德国后裔，可能因为犹太人背景，他对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特别敏感。他在美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之后，很快便感受到美国政府对待原住民的做导致原住民文化的丧失。因此，他把自己和门生的工作视为对美国原住民文化的“抢救”。那么如何进行抢救呢？他的德国背景使他深受德语思想界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由赫尔德率先提出，地理学家拉策尔、心理学家冯特、历史学家朗克、物理学家厄斯特·马赫等各行学者共同奠定的文化整体观的影响。在博厄斯看来，抢救必须是整体性的，必须全面对印第安文化进行研究。因此，人类学在美国就出现了四个分支，即：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曾经按照德国传统称民族学，但在“二战”以后彻底改称文化人类学）。

　　林惠祥先生就是从拜耶那里获得博厄斯四分支主张的人类学学科观念。他回到国内之后，心存建立这样的人类学机构的念想——我们从他所出版的专著里可以窥及他的这一初衷。在某种程度上，林先生同学社会学奠基人孙本文有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写了多本教科书。这些书对于学科建设和知识普及十分重要。林先生的《文化人类学》是我读的第一本人类学专著。在厦大求学时，我还读了他的《民俗学》、《中国民族史》、《世界人种志》等书。这些是我最早获得人类学知识的书籍，也为后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今天，我们大概不会再去翻这些书了，但是，读过这批书的几代学人无不感谢林先生所做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林先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的重要启蒙者。在那个时代，以及与林先生同时代的学人当中，林先生可能是唯一的写了这么多人类学教科书的专业人类学家。这是林惠祥先生的宝贵学术遗产，这些遗产对中国人类学的奠定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这点，我们不应该忘却。

　　林先生的第二个宝贵的学术遗产，便是我们进了校园便可以看到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林先生所捐的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里面陈设的所有的来自原住民族的文物全部是林先生收集的。这是当年他留学回国之后到中央研究所供职时，获得去调查的机会。他在调查的同时，向原住民购买收集而来，其中不乏珍品。林先生的这一贡献，使我国有了第一所人类学博物馆。而且在林先生看来，博物馆除了展陈文物之外，还应当是教学和科研基地。我不知道现在国内其他地方是否有厦大这样的人类博物馆。我希望母校还能继承林先生的这一传统，让博物馆在教学和科研上重现生机。

　　林先生的第三个学术遗产是他对原住民的开拓性研究。林先生是第一位深入到原住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的中国学者。在他之前，对这些又称高山族的原住民的研究尽由日本学者诸如鹿野忠雄、伊能嘉矩等人所垄断。林先生在进行调查经历了许多艰险，但他都一一克服，这一传奇的调查经历留给我们的，除了博物馆之外，还有两本专书，即：《番族之原始文化》和《石器时代遗物之研究》。他的这一遗产还体现在他的几位学生——我的老师陈国强教授和蒋炳钊教授身上。陈先生写下了大量有关高山族的论著，而蒋先生则从百越研究入手，最终成为畲族研究的一代宗师。我认为，林先生对高山族的研究以及对于圆山文化的考察，构成了厦大人类学系原先的东南民族考古和东南民族史的学术源头。没有林先生文化与考古结合起来考察地方族群历史的经验，后来的厦大考古专业和人类学系的同仁们大概不会形成这一传统。据我所知，随着陈先生和蒋先生的几位学生退休之后，厦大的这一传统已经岌岌可危。我认为应该恢复，但应该超越原先的范式，如果打开视野，把东南民族置于更大的地理空间的区域内，我们可能会看到，东南民族并不东南，任何分类一定都试图抹去类别之间的模棱两可之处，然而，可能就是在这些模棱两可之处，我们会发现新的问题。因此，重访老课题不能老是束缚自己，而应当视之为破除原有的类别限制我们思维空间的契机。

　　林先生的第四个遗产与改革开放之后率先成立的人类学机构有关。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先后成立了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奠基人是刚去世的乔健先生。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主要奠基人是林先生的。在中山大学，是梁钊韬先生。在厦门大学是陈国强、蒋炳钊，以及在坐的叶文程和吴绵吉教授。我为什么特地强调把这两个机构视为林先生的遗产之一，或者说林先生的薪传也行，主要是因为，在成立人类学系之初，这两个机构都是按照林先生的设想来设置的，都想要建立一个有着完整四个分支的人类学系。而且当时也都具备了雏形。中山大学坚持下来了，并发展得较好。我的母校由于其他原因没能坚持下来。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中山和厦大的这两个系的前辈们，不仅研究民族文化，也研究考古学文化，而且都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梁先生、陈先生、蒋先生都参加过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都参加过不少考古发掘。在坐的叶先生、吴先生考古学出身，但也都参加过人类学调查，也都发表过有关的学术论文。林先生就是这样，跨文化和考古，他的田野工作，既有田野发掘，也有人类学田野调查。后来，在这两个系工作的学者们也都这样。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厦门大学的石奕龙教授、庄景辉教授，等人都是如此，在职业生涯之初也都从事过考古发掘工作。相较而言，以社区研究见长，有人称之为“北派”学者，就没有这个传统。在此，我并不是强调所有遗产或者传统都必须活化或者坚持，但在回顾我们这门学科的先贤时，我们无法不思考他们究竟各有着什么样的特色，以及这些特色对后辈的研究有何影响。除了前面已经谈及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与当年这一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取向密切相关，那就是东南民族研究和东南民族考古在这两个系里，都成为——或者曾经成为——特色。

　　中国人类学学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林先生的遗产之一。如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林先生的第五个遗产或者贡献，虽然这些贡献是他的学生如陈先生、蒋先生、梁先生和其他学者共同努力做出来的。但没有林先生当年未竟的事业催人，大概也不会在改革开放不久的几年内便成立起来。这一国家一级学会一直挂靠在母校，并在困难的条件下持续活动，这都是母校同仁们缅怀林先生的具体体现。

　　重温历史使我们理解林先生教泽所遗。理解这些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让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是为了更好地记住我们的前辈的贡献，并以此激励我们去开发新的学术课题。今天的人类学早已与林先生的时代大为不同，众多的话题是他那个时代的学者不可能想到的。各种新的课题出现一定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纪念学术先贤并不是为了向他们表忠心，而是为了继承他们的探索精神，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