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菊与刀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人类学家、民俗研究专家。她是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会长，也是美国民俗学协会的重要成员，是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她的代表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是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1946.）是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完成的对日本国民性研究的重要著作。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来自于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委托,目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第一章提到该书目的是为寻求战后对日策略，以及特殊研究方法的实施原因和方案。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向日本本土推进攻势，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美国即将面临对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的管制，美国政府需要资料和意见来制定最终决策。因此，鲁思本尼迪克特成为接受任务、研究日本的众多专家之一。

　　犹如民族志一般的《菊与刀》共分为十三章，探讨了日本社会发展的基础、日本社会的结构、人与人之间维系的特点、日本人的人格形成分析、日本人特有的性格特质等。其中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的四个判断构成了报告的主体。她指出了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性格特征有：

　　第一，重视等级与秩序。等级制度是日本人理解人际关系、人与国家关系等整体概念建构的基础，并已深入到了国家体制、宗教习俗、经济方式、甚至家庭生活。在第三章中，本尼迪克特提出了解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关键词在于：“各安其分”（TAKING ONES PROPER STATION），这个判断总结和归纳了日本人对于等级制所带来的秩序的信仰。

　　第二，负恩与情义。她指出，日本文化中的“恩”的意思是“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日本人把自己当做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DEBTOR），对一切人和事都抱有莫名的感恩，认为得到的所有好处都“必须偿还”，对来自名誉和社会的两类情义都必须报答，因此他们努力地在复杂的相互有恩的人情交际网络中，摆正自己位置、处理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并试图报偿一切。对天皇的“忠”与对父母的“孝”是义务主要的内容。然而只要享乐有分寸不影响义务的履行、情义的回报，日本人就会寻求感官享受，肉体的纵欲被日本人给予了特别的宽容和追求。在第十章，她总结日本人的人生观就是通过忠、孝、情义等等的道德规范体现出来的。

　　第三，耻感文化。“耻感文化”是本尼迪克特赋予日本文化的人格类型，并与西方的“罪感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罪感文化由“原罪”起源，形成公认的外在道德标准。耻感文化更多的是个人情绪，“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扇形……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映……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日本人生活的“恩”、“情义”等都在强调人际关系的处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成为至关重要的判断标准，每个人的生活准则是迎合期许，集体意志、集体荣誉取代了个人需求。

　　第四，矛盾性格。标题中的“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代表着日本人的纤细繁复之美的追求；“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武士文化的体现，是黩武暴力之美的诉求。第十二章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了结论性说明：“菊”（伪装的意志自由）和“刀”（自我责任的精神）。她用这两个词表示了日本民族个性中，暴力与温良、热衷西方文化又顽固保守、服从管理又常犯上作乱等日本国民性的矛盾的共在、日本社会表象和日本人民族心理形成之间的关系。造成国民矛盾性格生成的原因，她认为在于日本人的教育方式。日本儿童的成长不连贯，从纵情到越来越束缚的各种训练；越成长，责任和压力被施加的越多，导致内心紧张的冲突，致使“菊与刀”在日本人性格在。

　　《菊与刀》的研究方法受到历史境况的限制。当时美国与日本正处在交战状态，在无法亲自到场日本本土的不利情况下，运用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她早前建立起来的文化模式理论体系进行研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以大量田野实证为基础，塑造出三个不同文化，并引用尼采，将日神型、酒神型和妄想型三种人格特质来分析三个民族，认为文化与个体相似，可分为不同的人格类型，每种类型使得文化有了差异也就塑造了各民族的集体性格。这一文化模式理论是她对日研究的理论基础。在《菊与刀》中她指出逻辑前提是“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因此大胆地采用了文化遥距研究法（Culture at A Distance），资料来源分散在日本编制的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日本报刊杂志、集中营的日裔美国人、战俘访谈录、日本文学作品等。其写作方式具有未来（1960s）才会出现的象征与阐释人类学（Symbolic and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的趋势，以文化形貌论讨论了日本文化特质，从心理学领域里的孩童教育的经验沉淀剖析日本国民性的民族特性生成。这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和写作方式最终使得本尼迪克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研究，形成了博厄斯学派（历史人类学派）的分支：心理学派(心理人类学)或称民族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文化与人类学派)。

　　《菊与刀》提供了关于日本文化类型、日本民族性格的理论模式，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特质，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对日态度和相应政策。它预先推断出日本政府的投降，并向美国当局提出了保留日本传统的天皇制度、而不适宜直接进行统治该国的重要建议，被美国当局采纳。这本书也影响了文化研究的方向，开启了东西方读者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甚至从此开始了“日本学”，使得日本文化迅速在西方受到了极大关注。在日本国内。该书自1949年被翻译成日文后，就引起了关注，当时即热销230万册；1951年，该书被日本人列入《现代教养文库》。

　　当然，在战争大背景下的研究者，其视野被限制和窄化，缺乏实际田野作业、单纯依赖文献材料；《菊与刀》所考察的对象是战争中的日本社会及日本人，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这些因素都导致该书的研究结论不断被质疑，主要是缺乏实地调查佐证、以断代截面文化替代历史长线从而忽视日本社会变迁、以日本民族为整体进行研究从而忽视日本社会中各阶层民众的实际差异，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本尼迪克特开创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文化相对论引导下的文化模式理论的具体实践，使得该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范例。

　　阅读，是一个民族精神发育和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近年来，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相关部门组织发起的“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开展以来，全社会阅读氛围更加浓厚，社会影响日益深远。

　　当前，全民阅读在八闽大地方兴未艾。为了进一步浓厚我市的书香氛围，号召更多人加入到阅读的行列，在阅读的陪伴下开启美好新生活，南安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平台与迪丰读书APP平台联合共建“书香南安”融媒体文创项目。

　　我们携手迪丰读书，每周计划提供2本新书，全年共计96本新书分享给市民朋友。每本新书制作成音频需经写作、校对、审核、录音、制作等环节，每本新书的撰稿、审核都由知名学者负责把关，录音邀请知名主播参与。通过历史文脉和历史叙事的梳理，让南安人民更好地享受阅读的乐趣，激发南安人民的阅读热情，从而进一步增强南安人民在新时创崭新事业的信心，助推南安率先在全省建设“全民阅读示范市”。